我们使用了我们“武器库”里的所有非暴力武器：罢工、游行、演讲、威胁、自愿坐牢……但这些武器在政府的铁拳打击下，完全无效。我们终于明白，斗争的性质是由压迫者决定的，被压迫者常常没有选择。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火救火。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年轻时的政治思想一直颇具争议，有人认为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严重，具有暴力倾向，经常在演讲中用战斗性的话语掩饰其理论的苍白。也有人认为曼德拉那时的煽动性言论并非毫无缘由，毕竟非暴力斗争在马兰政府面前的局限性太大，另外，曼德拉的学习能力很强，其政治理论水平并不比那些支持非暴力的领导人低。争议从未停止，但历史则相对清晰地反映了曼德拉当时政治思想的利与弊，保卫索菲亚顿事件就是了解曼德拉的争议性的一个最佳入口。
除了教育，住房问题也是白人当局和黑人之间的矛盾焦点。前面提到白人政府禁止黑人在白人的领域购买房屋，就连黑人通过合法途径买到的已有住宅，政府也会随意地将其收走。相比教育上的歧视，这是对人权更为严重的践踏。房屋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房屋都保护不了，那他还怎么保护自己的其他财产，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
约翰内斯堡的西城区有3个小镇，它们距离市中心只有4英里左右，原是一块颇为富庶的地段。这里之所以有大量黑人和有色人等非白人居住，是因为政府的一次烂尾工程。当时，很多贫穷的白人从其他城市涌入约翰内斯堡，白人政府为了安置他们，便打算兴建一些廉租房。谁知道，施工单位偷工减料，政府在验收时嫌质量太差，便以不能让白人居住为由拒绝签收。开发商为了不让投资打水漂，便将房子以较低的价格或卖或租给了当地的打工者。
这里是新法律出台前，黑人能在约翰内斯堡购买小块地皮的仅有的几个地区之一。这3个小镇，尤其是索菲亚顿，既古朴又优雅，十分适宜居住，很多黑人便通过合法的交易在这里安了家。虽然索菲亚顿的房屋设施并不完善，甚至还有些危楼，但他们总算在这里安了家。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黑人打工者有了房屋后，更加拼命地工作，希望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约翰内斯堡的发展来说本是好事，但是，很多年过去了，确切地说是在1953年，随着南非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开始觊觎这块土地的商业价值，便强令这3个城镇的非白人居民搬到15英里外的地方。白人政府是蛮横而贪婪的，新的安置房还没建好，他们便开始急匆匆地催促当地居民搬迁。
面对这赤裸裸的压迫，非国大、非洲人印度大会以及当地的纳税人协会便联合起来准备进行抗议。索菲亚顿的搬迁是对非国大及其同盟组织行动能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保险起见，他们决定在索菲亚顿的奥丁影院进行商议，此时曼德拉刚好禁令期满，可以参加公开会议，所以非国大安排他在会上进行发言。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听闻非国大的行动后，政府派了许多警察来现场。其中一个警察看见曼德拉出现在现场，便得意地笑道：“终于让我逮住你了！你居然违背禁令，参加公开会议，跟我去趟警局吧！”曼德拉则礼貌地回应道：“如果你没有弄清楚我是不是真的还在禁令期，就最好不要随意逮捕我。”这个警察一向以记性不好著称，他有点心虚，便放行了。
会议在警察的粗鲁干预下进行，有人正在台上演讲，警察得到政府的授意，便上台粗鲁地将演讲者逮捕了。场下传来阵阵嘘声，有人还打算对警察动武。为了让会议继续进行，曼德拉勇敢地跳上了讲台，动情地唱起了《自由之歌》，很快，台下的人也跟着合唱。最终，局面没有失控，会议得以继续进行。
这次会议过后，大家都很愤怒，因为政府再次显示了自己无赖的一面。一周之后，曼德拉在自由广场发表了一次演讲。演讲那天广场上的年轻人都十分激动，他们的激情也影响了曼德拉，他开始控诉政府的暴行，并且第一次当众提出了，非暴力抵抗已经不合时宜了，面对这种政府，暴力是唯一有力的武器。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很快激起了民众的共鸣，也招来了周围警察的关注。曼德拉有点激动，便指着警察的方向喊道：“那里有几个警察！”人群顿时对曼德拉指的方向投去嘘声和挑衅的手势。
这次演讲不能不算成功，却引起了非国大领导层的强烈谴责。此前他们一直坚持非暴力抵抗，他们认为：“哪怕是向警察投去一块石头，也会让整个索菲亚顿血流成河。”曼德拉也承认自己那天的确过于激动，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时头脑发热才说出那番言论。在这之前，他就发现非暴力抵抗的巨大局限性了，政府已经渐渐对他们的罢工游行和故意犯法入狱免疫了。曼德拉很清楚，这条斗争之路若要继续走下去，那暴力将是他们无法忽略的一个武器。
曼德拉分析道，非暴力在印度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甘地的坚持和周旋下，外国统治势力越来越开明，并具有远见。但南非的白人政府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南非国民党本身就是长期受英国白人歧视的激进白人的代表，他们不可能受到非国大非暴力政策的感召。而非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如果使用无效，那就应该及时更换。不过最后，曼德拉承认自己的看法并不成熟，自己的思想还需要完善，他接受大家的批评。曼德拉在这里展现了一个成熟的领导人应有的气魄，那就是既表达自己前瞻性的一面，又不过分抵触大部分人的意见，并适时道歉。
私下里，曼德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暴力斗争主张，当时西苏鲁刚好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和平青年节”的活动，曼德拉便让他结束会议后顺道去中国寻求武力支援。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南非解放事业的关心，但同样规劝他们谨慎选择武力斗争这条路，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人能确保在使用它时不误伤自己的人民。
既无法进行暴力抗争，也得不到国外的支援，索菲亚顿的结局可想而知，1955年2月，推土机在4000多名警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索菲亚顿，群众没有发生激烈的抵抗，非国大和其他团体也无计可施。这个在白人的城市存在了几十年的黑人乐园，很快就被拆得一干二净。警察看到曼德拉时还露出颇有挑衅意味的得意笑容，这让曼德拉更加坚定了暴力抵抗的决心。
保卫索菲亚顿的前后，曼德拉被非国大视为一个颇具煽动性和危险性的激进分子，而索菲亚顿的居民却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勇气的黑人领袖，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在后人的评价和曼德拉的反思里，那段时间的他的确有点冲动，但凡事有利有弊，这种略显冲动的情绪为他带来的是演讲才能的全面提升。在非国大的一次名为《自由之路没有坦途》的演讲中，他说道：“你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通往自由的道路，不论在哪个国家都不会是平坦的。我们只有不断穿越有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才能登上梦想的山巅。”这种演讲更像战斗宣言，虽然缺乏缜密的理论分析，却很能振奋人心。而在解放斗争中，士气是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