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工业化使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前所述，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德国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还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尽管德国通过几次所向披靡的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具备越出欧洲大陆、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一争高下的能力。因此，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是谋求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建立庞大的联盟体系，孤立法国，在保持欧洲和平中确保德国的利益，因此是一种以维持欧洲“现状”为特征的保守性策略。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实力有所上升，俾斯麦虽然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动作，却仍然极为审慎。1884——1885年他创立德国殖民帝国后，又迅速将伸向海外的手缩回欧洲，就是一个明证。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继续增强，俾斯麦的仅仅保持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德国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以后，德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辙，出现了从大陆强国政策向世界强国政策的转变。
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德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跃居欧洲之冠，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然而，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使德国本身日益无法容纳强劲的经济增长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工业生产能力越大，德国本身所拥有的原料供给能力和产品销售市场规模就越显现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就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具体地说，从进口角度看，由于工业化带来的急剧都市化、人口的猛增、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的发展，德国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德国本身的农业已经无法满足本国市场对农产品的需要。1895——1900年间，德国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小麦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后德国在小麦等农产品方面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更高：1900——1904年，德国小麦的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却达到203万吨；1905——1908年的相应数据为372万吨和232万吨；1911——1912年的相应数据为421万吨和208万吨。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本身的农业产量在不断增长，但它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更快增长。工业原料方面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1872年时，德国的原料进口仅570万马克，到1910年时增加到了16130万马克，增长约28倍。
从出口角度看，呈现跳跃性发展的德国工业迫切需要寻找国外市场来释放它发出的巨大能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全部工业品的1/5到1/4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的。由于德国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中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于欧洲市场。有人曾经这样描写在法国巴黎对德国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电梯是德国的，室内电气装置是德国的，厨房灶具是德国的，最好的照明灯是德国的……刀具是德国的，餐厅中的椅子是德国的，浴室中的镜子是德国的……而且实际上所有授予专利的药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国的……所有这些用品都购自巴黎各市场。”德国商品甚至敢于和老牌工业国英国分庭抗礼并大举进军英国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其关税政策，促进工业品出口。
由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德国对外贸易额飞速增长。德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世界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短。1873——1913年，英国对外贸易由126亿多马克增加到241亿多马克，同期德国对外贸易则由60亿马克增加到了208亿多马克。德国宰相比洛夫在谈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时强调，对外贸易额的数据是单调的，但它们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赖于它们”。此外，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扩大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到1914年时，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
可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德国像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和资本投放市场。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以一种急切的心情写道：“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
这一时期，德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加强了。关于经济方面的实力自然无须赘述。从人口方面来看，到1913年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6700万左右，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而且德国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对较高，它的人口资源占有明显的质量优势。这些条件都成为德国对外扩张的重要物质基础。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膨胀是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近代德国由于长期分裂和遭受拿破仑入侵等缘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果说统一德国的三次王朝战争表明了德国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德国人信心大增，那么，现在在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使德国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像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的那样，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负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于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畸形膨胀，并迅速上升为民族沙文主义。
然而，世界形势让德国人愤愤不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是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国际舞台上，特别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却与其实力不相称。这当然是久受民族积弱之苦、如今突然“暴富”起来的德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德国军事将领冯·伯恩哈迪把德国与英国、法国以及“小小的比利时”做了一番比较后指出：“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早已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德国的政治地位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价值及经济上的重要性相比，极不相称。于是，积压已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能量开始向外喷射。德国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开化”世界的道路。首先是各种扩张主义的喧嚣充斥整个德国。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另一位史学家阿达尔伯特·瓦尔也表示：“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必须开拓殖民地。德国工商业集团利益的代表们也急切呼吁向外扩张。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埋怨道：“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建立。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就出现了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德国殖民联合会等团体。1887年，在德国殖民联合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德国殖民协会。1891年，克虏伯康采恩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等又发起成立“日耳曼总同盟”，并在3年后改组为臭名昭着的“泛德意志协会”。这是一个由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教授、军官等参加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其宗旨是复苏民族意识，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这一组织的成员虽然不多（最多时不超过4万人），但对政府以及德皇的顾问们有巨大的影响力。此外，德国海军联合会等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对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众舆论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俾斯麦是一位外交老手，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干扰。威廉二世则不同。他好大喜功，对德国的公共舆论、尤其是上层中等阶级和学术界的新时尚总是极为敏感。当他意识到帝国主义政策会对公众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时候，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便出现了新的动向，即通过鼓吹向外扩张来博取民众的支持。
既然德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外市场，既然德国已经拥有了角逐世界霸权的实力，而且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也发出了向外扩张的呼声，代表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政府就理所当然地顺乎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对外关系方面开始改变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卡普里维觉得俾斯麦留下的同盟体系过于复杂，必须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对英和对俄关系上重新调整，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政策转变为亲英疏俄政策。
德国政府此时改变对俄国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俄国曾经是德国的主要出口对象。1868——1872年间，德国商品在俄国进口商品总额中占到44%，1877年为46%。然而，从1877年起，俄国政府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对俄国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由于俄国继续提高进口关税，德国的工业品在俄国工业品进口额中已经下降到27%。这种状况使得德俄之间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于是，从1887年起，作为俄国主要债权国的德国开始拒给俄国贷款，德国银行也拒绝接纳俄国的有价证券作为抵押。正是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后，俄国政府不得不转向法国方面寻求经济支持。二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俄国是俾斯麦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大陆联盟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即使在德奥建立起针对俄国的同盟体系的情况下，俾斯麦也没有放弃俄国。1887年，俾斯麦放弃原先的三皇同盟条约，与俄国单独签订了《再保险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对奥战争或对法战争系由缔约国一方对这两国中的一国发动进攻造成，则不受该条约限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不允许德国进攻法国和俄国进攻奥匈。只有法国进攻德国和奥匈进攻俄国时，中立才适用于缔约国。条约还规定德国承认俄国在巴尔干的优势等。条约有效期3年。这一条约继德奥同盟条约保证奥匈在未来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后，又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因此称《再保险条约》。），以保证俄国在未来德法战争中的中立。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斯麦眼里是可行的。他认为，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每个国家向三者中的两位签约者做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担保”。事实上，在这位圆滑的外交家执政时期，德俄之间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对此，威廉二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然而，后继者卡普里维却没有俾斯麦的这样一种能耐，无法保持俾斯麦构建的复杂联盟体系。于是，这位新任宰相决定放弃俄国的友谊，标志就是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
1890年3月，俾斯麦去职后，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了俄国政府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再延长6年的建议。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与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甚至当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做出各种让步后，德国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国政府这种坚定的态度，使俄国方面意识到，德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已经改变。
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卡普里维认为，德俄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它迫使德国在俄国和奥匈之间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而俄国却可以通过透露这样一个文件而破坏德国与奥匈、意大利、英国以及土耳其等和俄国有矛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鉴于英俄之间的矛盾，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存在会妨碍德国与英国的接近。而追求对英友好是德国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卡普里维认为，俾斯麦通过与俄国保持关系而达到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现实的，相信德俄对立不可避免，因此必须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的大国集团。
德国在明确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却对英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1日，德英两国签订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德之间为解决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而进行谈判的结果。早在1889年，俾斯麦曾就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向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提出了进行谈判的建议。但这只老狐狸又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便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一任德国政府由于对外政策方向的转变，一反俾斯麦的态度，迫切要求与英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政府准备对英国的任何要求做出让步。德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通过德英和解，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弥补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带来的损失；第二，卡普里维政府将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视为易北河口和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堡垒，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根据德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在东非把苏丹领地维图和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部分让给英国，并把对桑给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作为交换，英国把赫尔果兰让给德国，并为德属西南非提供一条通往赞比西河的通道“卡普里维角”。此外，条约还调整了多哥和英属黄金海岸之间的边界，保证英国人免税通过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属东非。《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对英国人让步太多，照英国新闻记者史坦莱的说法，英国“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给俄国人留下了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正在改变的印象。现在德英之间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则进一步向俄国表明，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由于当时俄国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和英国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德国的转变使俄国在欧洲处于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俄国加快了与同病相怜的法国接近。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军港喀琅施塔得。同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与法国大使拉布拉伊会谈，商讨接近的步骤。1892年8月，俄法两国签署军事协定，1893年12月，协定获得俄国批准，次年1月，法国批准协定生效。根据协定：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奥匈的进攻，法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在与德国作战时，法国应提供130万人的兵力，俄国提供70——80万兵力。这些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战，以便使德国不得不在东西两线交战。德国终于出现了两线作战的危险。有学者在论及法俄协定时指出：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了法俄同盟。
在与俄国的关系已经僵化的形势下，德国政府期望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德英关系来取得补偿。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访问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明确表达了与英国友好的愿望。同时，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在与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会晤时，也提出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
然而，由于德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和世界霸权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建立起来的德英良好关系很快出现了裂痕。德国政府对英友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通过与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和海上霸主搞好关系，谋求在海外有所发展。这一点恰似与虎谋皮，当然为既得利益者的英国所不容。由于德国的一举一动威胁到英国在殖民地事务特别是海上霸权方面的地位。最后，英国甚至被迫站到了德国的对立面。
卡普里维当政时期，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所改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亨劳厄继任宰相后，也仍未能在对外殖民扩张等方面做出“令人振奋”之举。于是，急于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德皇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决定起用得力人物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张向海外扩张的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梯尔皮茨和比洛夫分别出任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和外交部国务秘书。
从此，德意志帝国急不可待地踏上了争雄世界的舞台。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夫则在帝国议会一次演说中对“世界政策”作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归纳起来，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有两大内容：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海外殖民地。
要成为世界强权和抢占海外殖民地，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德意志帝国政府热衷于“舰队政策”的主要动机。梯尔皮茨在1896年2月明确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德国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需的。皇帝威廉二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多次演说中大力鼓吹海军建设，宣称：“我们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
扩建海军计划得到与之有关的德国重工业以及航运公司的大力促进和支持。1898年建立起来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德国重工业界等之所以对扩建海军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意味着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而且因为建造战舰会给与之相关的企业带来巨额利润。据称，仅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男爵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奥托·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在致梯尔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扩建海军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新战舰的定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
正是在上述政治与经济动力下，德意志帝国议会于1898年通过了第一个扩建海军法案。根据该法案，德国将在1898——1903年的6年中建造11艘装甲舰、5艘装甲巡洋舰、17艘有装甲板的巡洋舰和63艘驱逐舰。这对德国海军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飞跃。1888年，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时，它也只有年度经费1亿马克，官兵23000人，装甲战舰9艘。但是，德国政府仍嫌1898年法案速度太慢。于是，德国的造舰计划一再扩大。1900年，德国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规定到1915年时，德国将拥有7艘战列舰、11艘重型巡洋舰、34艘轻型巡洋舰和100艘驱逐舰，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1906年，由于英国建成新式无畏舰，德国赶忙通过第三个海军扩建法案，规定今后建造的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此后，德国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过新的扩建海军法案。根据1912年的法令，德国海军预计要增加到41艘战列舰、20艘装甲巡洋舰、40艘轻巡洋舰、144艘驱逐舰和72艘潜艇。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引起英国的关注。根据梯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是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形势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则已经包含着要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思想”。英国害怕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动摇，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尽管英国声称要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但是正在走下坡路的这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角逐中有些力不从心。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咄咄逼人，声称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以至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发动进攻时也要冒严重的风险。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时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挑战的世界第二大舰队。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比洛夫的宰相之职后，曾试图与英国方面协议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然而，威廉二世从根本上就反对就“他的舰队”进行谈判。德国的扩建海军政策必然导致英国和德国的对抗，因为“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不相容的”。英德在海军方面的对峙已成定局。
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触角伸至远东、南太平洋、中近东和非洲。
在非洲，德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的斜断非洲殖民大帝国。这一计划与非洲大陆上最大的殖民者英国发生了利益冲突，因为当时英国正在实施从开普敦至开罗的纵贯非洲大陆的“二C计划”。结果，19世纪9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出现过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争吵所取代，并且双方在开普以北、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之间的南非地区展开了争夺，其中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争夺最为激烈。
早在俾斯麦时期，德国资本家就主张在布尔人共和国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后，德英两国殖民者都急于夺取对这一布尔人共和国的控制权。结果，经营南非钻石矿公司的英国殖民者罗得斯捷足先登，于1887年建立了“南非统一金矿公司”。与此同时，德国资本在德兰士瓦的渗透也极为迅速。柏林的威廉·克纳佩银行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以A。韦尔曼为首的汉堡各大商行与德兰士瓦也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在南非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就有将近15000名德国移民，而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更是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控制了德兰士瓦的几乎全部出口贸易。
英国早就将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到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湖的广大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到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对此，德国政府曾于1893——1894年支持德兰士瓦抢修了一条从首府比勒陀利亚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的铁路，作为出海口，以打破英国的包围。在逼迫无效的情况下，英国决定以武力吞并德兰士瓦。1895年12月，英国指使它的南非公司经理率领一支警察部队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德国政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做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并不惜与英国一战。当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发去贺电，祝贺他“不求助于友邦”，仅用自己的力量就“扞卫了国家的独立”。
其实，德国在德兰士瓦问题上态度强硬，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德国人将它看成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德国曾多次向英国表示，英国获得布尔人共和国必须以德国在其他地区获得殖民地补偿为交换条件；二是德国想以此迫使英国加入三国同盟一边。
德国的态度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英国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结果，德国因自己海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南非的计划。英国则由于正处在与布尔人战争的前夕，为防止德国从中作梗，也准备给德国一些好处。1898年8月，双方签订了两项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据此，英国将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将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德国政府答应不再给予布尔共和国以任何支持。
德国还在北非与法国展开了争夺摩洛哥的斗争，并引发两次危机。由于德国在扩建海军和殖民扩张方面咄咄逼人，英国决定与争夺殖民地的老对手法国和解，以便共同对付德国。1904年4月，英法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次年2月，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突尼斯化”，使其变成从属于法国的殖民地。但是，德国也觊觎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想借此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因此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就在法国准备对德国的压力让步之际，英国出面支持法国和俄国对日战争的结束使德国的武力讹诈黯然失色。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但是，1906年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孤立的德国一无所获。1911年7月1日，德国又利用法国出兵镇压摩洛哥起义之际，派炮舰“豹”号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三天以后重型巡洋舰“柏林”号和炮舰“野猪”号继至，迫使法国与之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麦隆与刚果河之间的联系。
太平洋地区也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国殖民者侵入南太平洋地区很早。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高德弗罗伊商行已经垄断了萨摩亚一带的商业贸易。俾斯麦时期，德国在新几内亚一带站稳了脚跟。1889年，德、英、美三国在争夺萨摩亚群岛的过程中暂时达成协议，规定该群岛由三国共管。对于这一现状，德国政府感到不满，它想独占该群岛或至少是该群岛的一部分，以便为德国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因此，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对此，英国心知肚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明确表示：德国“是公开进行讹诈”。但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处境，英国政府决定对德国做出让步。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的两个最大的岛屿，群岛中的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放弃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为此，它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同时，英国将英属非洲殖民地黄金海岸与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之间一小块有争议的土地划给德国。
德国对远东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列强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德国驻法国大使霍亨劳厄曾经指出：“俾斯麦说，我应该公开表示，我们将忠诚于法国，我们将不因任何情况而动摇，而放弃我们的中立。”但是，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开始采取一种积极拓展的政策。
德国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伦堡伯爵等就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到过占领台湾一事；1869——1870年，德国着名地理学家、“中国通”李希特霍芬也向俾斯麦提出了夺取中国舟山的建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国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在与宰相霍亨劳厄相互交换的电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湾。1895年2月，马沙尔在给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机密信件中又提到为德国的“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永久的基地”的问题，并首次提到“位于山东西南的胶州湾”，认为占据该处“就是占据中国之大陆”。正是出于以上动机，德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后积极发动并参加三国干涉迫日还辽事件，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捞一些好处。当然，德国政府此举还有另外的目的，即赢得早就觊觎着辽东半岛的俄国的友谊，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以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
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10月，德国获得了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了对华贷款。然而，德国人取得在中国的立足点的愿望没有实现。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到在中国取得一块基地之事，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给予了拒绝。次年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此事，结果李鸿章只答应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1896年春天，身为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官的梯尔皮茨专程来到远东，为德国在华选择立足点，并倾向于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庄被杀案，给了德国人千载难逢的机会。威廉二世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指出：“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于是，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德国政府就急急忙忙地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远东舰队驶进了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军政要员会议，确定了“永久占领”胶州湾的原则。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
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重点目标。在德国对中近东的扩张中，巴格达铁路成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是德国“三B铁路”（三B是指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z）、巴格达（Bagdad）的第一个字母。）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该计划，德国将修建一条从柏林，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君士坦丁堡、摩苏尔、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的铁路。通过建造这一铁路，德国将使土耳其及其邻国处于其影响之下，在波斯湾建立德国的阵地，并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牢牢地站住脚跟。
驱使德国向中近东扩张的最初动力是经济因素。在“世界政策”时期，中东地区成了德国经济扩张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1880年，德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微乎其微，对土耳其的出口仅600万马克，到1893年时则已经增加了7倍。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人认识到，中近东地区可以成为德国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因此，80年代末，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由此提出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资本家艾尔弗雷德·考拉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斯密尔的铁路的租借权以及修建从伊斯密尔到安卡拉的新铁路的租借权，并专门成立了小亚细亚铁路公司。1893年，小亚细亚铁路公司又获得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的建筑权。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因为由此引发的对铁轨、机车、车辆等的需求会带来巨额利润。所以，德国重工业界与德国银行界一道继续推动巴格达铁路计划，准备继续修筑从科尼亚到波斯湾的铁路。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其他银行为此共同创办了“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
德国政府考虑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的势力范围，起初在立场上有所顾忌。为了防止与英俄发生冲突，它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听任德国工业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确表态。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业界的压力以及德国政府加强推行“世界政策”，中近东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它就再也顾不得得罪英、俄等列强了。1898年，威廉二世在比洛夫和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苏丹提出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的建筑权的问题，并得到了苏丹的同意。随后，威廉二世又在大马士革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土耳其苏丹对威廉二世的讲话深为满意，更加卖力地帮助德国人。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德国政府的“世界政策”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成就的。首先，在这一政策之下，德国建成了一支仅次于英国的强大海军舰队；其次，从抢占殖民地角度看，到1914年时，德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经达到10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1500万。
然而，研究表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并没有捞到很大的实惠（据统计，1893年，德国的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德国的殖民地，1912年时也只有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增加到了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威廉二世这种锋芒毕露的对外政策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迫使它的对手们联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它是得不偿失的。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的政策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权地位，英德矛盾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得这两个国家旧怨未了又添新仇。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则引起英、法、俄三国的严重关注。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不仅使德国势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亚，而且将成为威胁英国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变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剑”。俄国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考虑，法国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都不愿意德国在土耳其势力的扩大。因此，修筑巴格达铁路大大加剧了英、法、俄三国与德国的矛盾。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三个国家终于摒弃前嫌，走到了一起。1904年和1907年，英国分别与法国和俄国签订了划分各自利益范围的协约。欧洲终于形成了德奥意为一方和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对立军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