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德国陷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在德国东部地区以柏林为中心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却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形成普鲁士王国，成为日后影响近代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普鲁士的发展史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特征：一方面，它的发展是德国分裂的产物，是作为德意志国家解体的因素崛起的，它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德国分裂的历史，没有德国的分裂，普鲁士就不可能有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发展壮大，也包含和预示着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普鲁士的发展史就是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它最终通过武力方式结束了德国的分裂局面。
12世纪中叶，萨克森公国境内阿斯卡尼家族的大熊阿尔布莱希特向东扩张，获得易北河中游和奥德河之间的土地——勃兰登堡。1356年，勃兰登堡伯爵获得选帝侯称号。1415年，起源于士瓦本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六世，趁阿斯卡尼家族宗室绝嗣之机，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开始了这一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1618年，选帝侯西吉斯蒙通过联姻和向波兰称臣的方式，取得了波兰王国的所属领地普鲁士公国，由此形成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从而奠定了日后普鲁士国家的基础。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又获得了波莫瑞等地区。
普鲁士的崛起开始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普鲁士位于欧洲中部，地势平坦，没有自然疆界。在三十年战争中，这里是德皇的军队和瑞典军队争夺的主要战场，因此成为遭受战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到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年继位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成了田园破败、野狼出没、到处是饥饿和贫困的荒芜之地。柏林的人口从14000人下降到了6000人。当时瑞典首相对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评价是：到处“空空如也。任何军队在那里集结，碰到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饥饿”。1648年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也使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感到失望。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西波莫瑞以及易北河和奥德河的出海口等，都落到了在战争中崛起的强国瑞典手中。在国内，一些贵族仍效忠波兰国王，对抗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这一切都使大选帝侯意识到，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外御入侵，内戡暴乱。他因此发誓：“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改造成为强权国家。”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专制国家政权，一支强大而听命于专制君主的武装力量是最基本的前提保证。只有有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家才能有向外扩张的“本钱”，才能对内实行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继位不久就完全放弃了他的父亲格奥尔格·威廉选帝侯的旧式军队，按照军事强国瑞典的榜样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支军队由职业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士兵组成，是德国的第一支常备军。军队纪律森严，由一个只对选帝侯负责的贵族军官团来进行监督维护。为了培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还依照法国模式建立了讲武学堂，让贵族子弟以服役形式入学。
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加强国家军事力量的政策受到来自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的挑战。这些容克地主是勃兰登堡地区早期德意志骑士领主们的后代，他们自恃在开拓勃兰登堡的过程中“创业”有功，桀骜不驯，在自己的庄园内集地主、军事首领、司法和警察等大权于一身，对选帝侯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们甚至强行取得对城市的市场监督权、行政监督权，藉以捞取钱财。容克们因此控制了国家通过征税取得经费的途径。没有他们的同意，大选帝侯不能从完全依附于容克的农民以及城市居民那里得到任何税收，而稳定的税收来源对于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是非常重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为此不得不通过对容克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容克对其建立和维持强大常备军的支持。根据1653年的邦议会协定，大选帝侯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专有权（包括无限制地要求地租、劳役，对农民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等），以此获得他们同意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捐税（军事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让步以及扞卫本邦不受侵害的需要等，使容克们终于同意选帝侯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
有了自己的常备军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容克们面前有了真正的君王的威严。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时，勃兰登堡的军队仅4000人，到1656年时，他已经拥有一支18000人的常备军。到他去世时，这支常备军更是达到了31000人。就军队的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当时勃兰登堡——普鲁士比所有的邻国都要高。强大的常备军首先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内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当东普鲁士的容克和柯尼斯堡的城市贵族拒绝向他宣誓效忠和纳税时，他毫不客气地运用军事力量强迫其接受他的至高无上权力。
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外讨价还价和实行扩张政策的工具。1660——1665年波兰瑞典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威廉不仅不尽对波兰的封臣义务，反而为了摆脱对波兰的臣属关系站到瑞典一边介入战争，趁机宣布取消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在对普鲁士的主权得到承认后，他又突然转到波兰一边，试图将瑞典从波罗的海沿岸排挤出去，抢夺它控制的西波莫瑞地区。由于瑞典得到法国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于是，他再次转而反对波兰，企图获得波兰的西普鲁士，结果也未能如愿。1672——1678年法国荷兰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威廉再次表现出务实性特点，政策出现数度转变。为了削弱法国的盟友瑞典，他15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起初站在荷兰一边，当法国人给他金钱补助时，他立即单独缔结和约。当他看到法国人失败而自己可能得到好处时，他又撕毁了这一条约。弗里德里希·威廉因此获得了“变色龙”的绰号。
由于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勃兰登堡——普鲁士开始使其他欧洲国家对它有所顾忌。1675年，它不仅大败当时号称欧洲最优秀的瑞典军队，而且在丹麦等国的帮助下，将瑞典赶出了东波莫瑞。整个欧洲一时为之震惊。勃兰登堡——普鲁士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弗里德里希·威廉因此获得了“大选帝侯”的称号。
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发展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经济，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他不仅鼓励发展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实行统一的币制等。他还通过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和资金。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使信仰新教的胡格诺教徒受到迫害而纷纷外逃。弗里德里希·威廉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发布波茨坦敕令，宣布允许法国胡格诺教徒进入勃兰登堡，并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结果有约20000名胡格诺教徒入境居住。这些胡格诺教徒大多是资产者或有技术的熟练手工业者，他们到来后，大力开办纺织手工工场、玻璃工场以及铁、丝、纸等生产企业，大大推动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境内的手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宗教宽容政策还吸引了南尼德兰（今比利时）、瑞士等地的新教徒带着资金和技术来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到18世纪初，迁入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新教徒达30000多人。勃兰登堡——普鲁士由落后的边陲之地很快变成了德国境内经济最发达的邦国之一。
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勃兰登堡——普鲁士日益受到欧洲列强的重视，在欧洲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奥、法两国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而爆发战争。英、荷、普等国相继卷入。1713年双方缔结《乌特勒支和约》，法国腓力普·安茹继位，即腓力五世。）爆发，军事立国的勃兰登堡——普鲁士有了新的发展契机。统治奥地利的德意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为了在军事上得到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支持，不得不做出相关让步。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遂以出租8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为代价，换取皇帝付给他1300万塔勒尔的补助以及承认他为“在普鲁士”的国王（最初普鲁士国王头衔只适用于普鲁士地区，直至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才扩及所有领地。）。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王宫举行加冕庆典，称“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普鲁士开始了其国家历史的新纪元。出身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德皇利奥波德一世根本就没有料到，这一个处于德国边陲地区的“化外”之邦最后会将奥地利及哈布斯堡王族排挤出德国。
继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后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了其祖父大选帝侯的扩军思想。他实行一套新的征兵制，规定每个团有一个特别的区或州作为指定的兵源地区。这种制度打破了容克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依附于容克的农民和市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还专门创立了士官生学校，将那些长子以外的容克地主的子弟招来接受训练，使他们毕业后进入军队服役，成为听命于国王的官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融洽了容克与王权的关系。他甚至亲自操练士兵，并因此获得了“士兵王”的称号。他要求军官们把为国王服务当作最大的荣誉，要求他们服从、尽职、守时、俭朴等。这些要求后来融入了普鲁士的国家行政和军事体制中，转变为一种高效率的办事方式，成了德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大大强化了普鲁士的军事国家色彩。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人口居欧洲大陆各国第13位，领土居第10位，军队却居第4位。弗里德里希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为40000人，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达到83000人，国家收入的85%用于军队，而同期欧洲大陆霸主法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家收入的60%。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普鲁士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700——1721年北方战争（俄国和瑞典争夺波罗的海的战争，战争以俄国的胜利告终。）后期，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见瑞典露出败势，趁机加入北方联盟作战，从瑞典手中抢到了奥德河左岸的西波莫瑞。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后，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政策和措施，普鲁士由欧洲二等国家跃升为一流强国。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开明专制”政策。作为封建专制君主，他不拘泥于封建的统治方式，而是无顾忌地采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以便增强王国的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首先，他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视作国家的富强之路，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保护本邦手工工场的发展。1740年，刚继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给新成立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部发出指令，要求“发展王国的羊毛和麻布工厂，然后尽量多开办缺门的手工工场”。他还亲自驾临各种工场，给予实际扶持。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国家共在勃兰登堡地区投入了224万塔勒尔，用于资助和建立工厂。他还采取措施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以保护本邦工商业的发展。为了扶持丝织业的发展，他对丝织品的输入实行高关税直到完全禁止进口的政策；对于出口则给予补贴。他在位期间，国家支出的有关织机补贴就达到114万塔勒尔。其次，在农业方面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他不仅废除王室领地上的农奴制，而且明令禁止或限制贵族把农民赶出份地，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给他们减税和提供谷物等。他甚至准备废除一切农奴制，只是由于容克地主的强烈反对才作罢。他还通过移民和开垦荒地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奥德河断层区的沼泽地带，就迁去了5万人，排干沼泽，进行耕种。以上种种措施都大大促进了普鲁士的发展，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力量。
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奉行军事立国的政策。大选帝侯以来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认识到：军事力量是普鲁士跻身欧洲列强和进行扩张的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他较之其先辈更加重视建设和发展军队。首先，他使普鲁士军队的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到1751年，普军人数已经达到20万，开支达到1300万塔勒尔，占普鲁士国家收入的4/5.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他不得不从境外“进口”士兵。到1780年为止，他每年要花费50万塔勒尔从国外招募6000人。其次，他对士兵采取从身体到精神的双管齐下的训练办法，一方面采用严酷的棍棒制，使其成为服从命令的僵尸，另一方面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向士兵灌输安贫、守贞、服从等思想，规定逃兵不得忏悔，不得圣餐，甚至不能进父母的家。结果，士兵都成了愿意为他们的国王和“祖国”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奴隶，普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军事理论上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着有《战争原理》等着作，提出了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这些战争理论对后来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对外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则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对外扩张，在德国境内，他开始挑战领有皇帝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权威，揭开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争霸德意志的序幕。
1740年，奥地利大公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其女玛丽亚·特利萨根据1713年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根据《国事诏书》，查理六世宣布，其后如果哈布斯堡王室没有男嗣，则由其女或女儿的后裔继承皇位。当时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列强皆对《国事诏书》表示了承诺。）承袭皇位。刚刚即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认为这是夺取奥地利领土的绝好机会，遂违背先人遗训，要求奥地利割让西里西亚给普鲁士，作为承认玛丽亚·特利萨继承皇位的条件。在奥地利拒绝这一要求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40年底出兵占领了西里西亚，在欧洲引发了奥、英、俄为一方，法、普为另一方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年，双方签订亚琛和约。据此，玛丽亚·特利萨的皇位继承权得到承认，普鲁士得到西里西亚。这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普鲁士由于得到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人口增加一倍，经济实力骤然上升，从而为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在失去西里西亚后，不仅实力大减，而且其疆域内的德意志人口锐减，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等非德意志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德意志的特性日渐消退，这使它在日后与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中陷于守势。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这次战争起因于英法两国争夺海上和殖民霸权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西里西亚。除了英法在海外开战外，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法、奥、俄联合对付普鲁士的三打一的局面。）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争。当时在欧洲大陆形成了都拥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奥、法、俄三个大国对付只有600万人口的普鲁士的格局，普鲁士一度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它最终顶住了三大强国的围攻，并迫使奥地利于1763年签订和约，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弗里德里希二世由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而被尊称为“大帝”。他因此而成了德国沙文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德国的象征。普鲁士则通过这次战争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军事声誉和大国地位。
自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以来，直到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普鲁士以其一系列的军事成就向欧洲展示了它的崛起。同时，这一系列的军事成就也使德国人对于军事力量的崇拜和迷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使普鲁士的一整套立国传统成为德国人仿效的榜样，使日后的德国迈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