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吴嵩庆草拟中的合约，应是财政部与财务署的第二份草约，是7月2日广州发行银圆券的准备金，内容如财政部部长徐堪在前文22日提出的：借用保管款1500万（银圆）（注：在27日徐堪呈蒋介石的报告中是1600万银圆），两个月后还。在蒋介石日记里，本来原定以9000万美金等值的金银外汇，分在台湾、重庆及广州，各以3000万为准备金发行新币，但后来以其中5000万发行了新台币，因而银圆券的发行准备金就“缩水”了。以上6月28日财政部贷款1000万银圆大概是头款，后来8月至9月中央银行又由台湾运广州黄金10万两，预备以其中5万两铸金币，以示老百姓“银圆券是有黄金做后盾的”。但其中有5万两黄金是吴嵩庆经徐堪要求，背着蒋介石由台北空运广州的，这也是吴嵩庆第二次“违旨”运金，这次可是犯了蒋总裁之大忌。（详见下文）
6月30日吴嵩庆日记（在台北）：
“上午与（空军）毛瀛初兄（毛邦初的堂弟）商定，于明后两天飞运穗款，（7月）4日起飞送渝款，均各两天完成。唯徐处（部）长定要我派员押运，不肯负丝毫责任，可恶。船洽妥，派福明轮，由庄副处长先至基隆视察，定本日将货装毕，今晚或明晨开船。下午参加东南区军事会议，讨论经费问题。郗召集的小组会议，拟定给予太大，需三千余万，较全国军事预算还大；陈主席大不谓然，半天无结论。遇汤总司令（恩伯），询厦门工事费，是否由伊据领，伊不愿，认李良荣为妥，当签呈。
“大会于5时闭幕，总裁主席训词大意如下：1.官兵待遇必使吃得饱穿得暖，眷属能得安顿，最要者在官员能同甘苦共危难；……”
由该会议足见蒋总裁依旧主持军事。此外，银圆与黄金一般之比是70到80比1（但当时银圆价甚高）。1000万银圆价值才13万两黄金不到，重量是270吨。银圆数量大，多用船运，因而慢得很。
广州国民政府开支浩大，要台湾每月负担军费的三分之一，约1000万银圆；而陈诚反要中央负责台湾地区的军费（每月200万，见吴嵩庆6月18日日记）。双方的差额是每个月10万到15万两黄金，这是陈诚与中央无法协调的症结所在。因吴嵩庆总管军费，财政部部长就要他去跟陈诚交涉；而陈诚认为吴嵩庆是蒋介石的代表，就推他去向蒋要存台湾、厦门的金银，如吴嵩庆6月18日日记所记台湾的代垫款，还有运往大陆“国统区”部分的台湾米糖也算作台省先垫。陈诚认为都需要以黄金或外汇归还。台省与中央陷于军费之争。这也使吴嵩庆陷入两难处境，做事本分、耿直的他不知如何应酬。有时交涉对手是台省财政厅厅长严家淦，严资历虽浅，但很有些政治头脑，1975年曾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为蒋氏父子政权过渡保驾护航。另外财务署还要应付各方重臣与军头，大家都想获取黄金白银，不要纸币。
陈诚及严家淦认为台省总是吃亏，每月“代垫”给中央，却拿不到钱；于是就把新台币的准备金移为台省军费及米粮款。新台币刚发行，陈诚即向吴嵩庆诉苦，说80万两黄金的准备金已抵付“中央垫款”60余万两，仅剩下十几万两了。而财政部与国防部则认为，从大陆运来的大量物资、原料、车辆、机器等，能算些钱在预算里；但陈诚对此有异议（见后文吴嵩庆7月7日日记）。
“这些账目因立场不同，差额就大，到底孰是孰非，至今仍有争议。台湾有人说大陆没有多少黄金运来过，是因为包括军费及米糖等的代垫款，已经‘抵销’了相当多数量的黄金。这就是那些位搞意识形态的政客，认为这三四百万两都是还欠款做军饷的，就宣称根本没有黄金运来台湾；但1949 —1950年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及等量的银及外汇，那么台湾用什么钱来支付军饷民薪，购买军实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年预算赤字？如仅靠印刷机，台湾早就为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今日的台湾究竟是何光景是任谁都难说得准的。可是有一点应无异议：台湾必经过一场战火。
“但在国家动乱时期，能按照太平时代算账吗？何况，前方打仗，后方就不须支援吗？那么，抗战时期，中央政府欠了四川多少钱粮？是否中央也要用千万两的黄金去归还四川省？这是‘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作祟。陈诚的心态可议，如上述，也让蒋不放心。”
同时，国库运台湾的黄金外汇也稳定了当时台湾的社会金融，因而没有发生像1949年初在上海那样黄金挤兑、通货狂贬的大风暴。这也是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
【7月份军费日志】
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厦门鼓浪屿岛上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曾藏有国库黄金银圆，用来支撑内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西南地区、新疆与兰州的作战。这批（第二批）由吴嵩庆经管的秘密军费黄金，其总量约100万两，重约33吨。当需要提用这秘密军费金银时，常常以军机（运黄金）、军舰（多是银圆）先运台湾，然后依军事需要，分向各地运输。1949年7月以后，厦门的金银主要已向台湾及西南各地输送，直至1949年8月份，剩余军费转往台湾。10月中旬解放军进入厦门，15日夜国民党军队撤出鼓浪屿，次日解放军登陆。
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秘密军费提调的，是财务署总务科长李光烈。此人跟随吴嵩庆多年，非常忠实、可靠。在1949年7月，吴嵩庆要他长驻厦门的厦大旅社（注：今思明西路64号的民主大厦，1949年国民党军队财务署包租了一层，吴嵩庆及李光烈来厦门都住这里，因其离海军码头近，去鼓浪屿的金库方便），经手储存在鼓浪屿上的金银的提调。他用一本密码本与吴嵩庆单线联系，专门接收吴的密电，翻译出来以后，即会同厦门警备司令部提出黄金或银圆运走。
李光烈至少参与了三次使用军机由厦门押送黄金到台北，存入财务署的金库。1998年4月27日，李光烈曾接受香港《亚洲周刊》的访问，以“揭密”的笔法写了《南京到台北，海空运黄金》，由记者童清峰执笔：
“……李光烈住宿在财务署在厦门大学（按：应是海军码头）附近包租的‘厦（门）大旅社’（今民主大厦），外有层层的警力保护，但他浑然不知。他的任务是支领军费，当吴嵩庆需要提出金、银时，就发密电给他。李得密电，立即赴鼓浪屿提出金银，然后转交刚从陆军财务学校毕业，并刚获分发部队的军官，将金银分送到前线各主要据点，例如衡阳、柳州等地。
“……李光烈回忆，黄金有小、有大，有一钱一块，也有五钱一块，最大的是500两一块。外表都用牛皮纸包好。银圆则是4000两一箱（约一百公斤），箱外有封条，写上金银数量及数目。鼓浪屿没有汽车，金银的运送全靠银行雇来的挑夫（按：还有板车），由他们把这些贵重的箱子挑上交通船送去厦门，再运上飞机或军舰。
“……有一部分黄金则运送台湾。李光烈说，他印象中至少三次以军机押送黄金到台湾；最多一次曾运13万两，分别放在13个木桶里。他记得那次任务，只有他一人负责押送；其他三四个空勤人员，包括飞行员等，都听他指挥。当天飞机从厦门飞台湾，约飞了二十分钟，飞行员突然把驾驶舱的布幔拉起来，当时只觉得飞机震得很厉害；后来到了台北松山机场，飞行员才告诉他，飞机一具引擎坏了，刚才是用另一具引擎飞行，吓得他全身冒冷汗。
“……黄金运到台北后，交给台湾收支处处长王永涛，由他负责点收、保管。李光烈说，金银是存放在财务署的库房，也就是现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园地里。这里原来是日本管理军费的一个处，地下很深，面积约330平方公尺（按：据另一位曾负责看管金库的董德成回忆，他记得是在一个红砖房的地下室，‘不到30平方公尺’；或是记者笔误，听成‘330平方公尺’）。银圆则是存放在台湾央行仓库里。
“……国民政府的策略是军机运黄金，兵舰运银圆。李光烈指出，有一次军舰载运800多箱银圆（按：约300万枚），为了慎重起见，还由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押送。当年也有一些到大陆当兵的台湾兵随舰返回台湾。……”
1949年7月4日，在台湾以外的“国统区”开始发行银圆券，一元兑银圆一枚，兑金圆券5亿元。此即蒋介石的中央币制改革，对政费与非亲信部队尽量使用纸币，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银支出。此举乃是金圆券之故伎重演。是日，吴嵩庆命李光烈由厦门运金4万余两来台。
7月4日吴嵩庆日记：
“连日约董副司长（德成）、周司长、詹秘书（特芳）等，办好因此次运输所需的一切公文手续，并算清定海的账。5日赴北投休息，董（德成）、李同行，李（光烈）系由厦押运金45079两来台（那3万两系补还昨日送穗央行之小条，余则系抵押金之一部分）。”
此部黄金在“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表中第三项，于7月5日才代付给吴嵩庆（见第八章图8.2、表8.7），但同一天已运到了台北，显示厦门分行只是划划账而已。7月4日送广州的3万两“央行之小条”，是为银圆券的发行及军政费用，也不在台湾央行的账上。
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与吴嵩庆同行，主要是吴要他帮忙回想“老先生”交代黄金的细账，以确定蒋介石的口头命令。“老先生”告诉吴嵩庆发给某部队、运某地多少黄金银圆，都是口头的，回办公室吴嵩庆就转告詹特芳、董德成，也没要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是“最高军事机密”，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笔记下来。但是，即使这样小心，因局势瞬息万变，尤其国民党军队败得太快，蒋介石口头讲定的自己有时也不记得，或来个“不认账”。
在据台北市60公里处的桃园县大溪镇，有一座人工水库，俗称埤尾，分前后两部分，以溪水相通。当年蒋介石因此地景色清疏宜人，湖光山色与他的老家浙江奉化相似，遂取名为“慈湖”，以纪念慈母王太夫人。其中蒋介石逝世后，其灵柩即奉厝于此，一公里外的“头寮”则安置着其子蒋经国的遗骨。此处依山傍水，钟灵毓秀，风景如诗如画，堪称世外桃源。其中一座红瓦闽南式小厝，即今蒋介石停灵处。屋前有一小园子，为蒋介石所喜爱，1949年6月21日初见此园，即觉：“风景甚美也。”
1949年7月6日，吴嵩庆前往慈湖，谒见蒋介石，请示秘密军费金银的分配问题。事见其当日日记：
“ ……接徐部长（堪）电话电报，嘱运金5万两至穗，并嘱明日返粤。因作准备，先谒林次长、顾（总长）祝同，再谒委员长。
“……谒林次长谈东南区预算，伊认需1000万，至于中央银行财政部与省府之账目，自可根据事实结算。谒顾总长认已签呈东南区800万，另请省府垫300万，未悉同意否？
“……在省政府遇俞局长（济时）及陈舜畊，询知老先生已下乡；因电大溪夏武官（功权）可否晋谒，嘱即往。晚饭后7时动身出西桥先至桃园，一路水汀路面平滑如台基段。问路数次始抵大溪，辗转问到，晋谒。委座系寓在小花园内，门房甚狭小，独坐园中，余（黑）暗中晋谒：
1.报告徐部长请拨5万两至穗，伊（蒋）云可暂缓；重庆款可陆续运济，初认10万两内，继言5万两内，再认可明日电话再询；
2.‘特种保管款’可先运台；
3.福州省府款5000两可即拨；
4.空军保管款，贷与央行之抵押金应集中保管；
5.副（食）、（粮）秣费余款应作正开支，不可挪用；
6.定海汤总司令批发奖金4万（银）元，另候批。
“默察委座生活，极孤独，而脑中所想，除如何与共党斗争外，几无杂念。而对身心之保养，生活之刻板，均表现其修养功夫。
“与（曹）圣芬兄（1949年在蒋总裁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功权兄略谈后，于9：40起车，10：45至台北，访（陈）舜畊，已赴草山，至财务处一转，回寓已过午夜。”
蒋介石在大溪的房子，连吴嵩庆都觉得狭小，看来蒋的确是一位能屈能伸而非图享乐型的历史人物。此处重庆款，就是上文6月12 日提到的渝穗款43万两里面的，彼时蒋之嫡系部队罗广文及宋希濂部在四川，而这些黄金的分配是随内战局势的变动而由蒋介石亲自更改的。所谓“特种保管款”，据吴嵩庆秘书詹特芳回忆是蒋介石私人存的，共黄金4200两。此款世间流传的谣言甚多，说是蒋介石有私房钱4万两黄金，其实无中生有；而且只有4000多两，亦不足以显示蒋的“贪婪”。另外也可看到，汤恩伯虽然在5月份替蒋介石成功运出第四批黄金银圆，而此时在舟山定海（汤恩伯时任金门、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厦门警备部司令）要4万银圆做奖金却不可得，还要“另候批”，主要还是因为蒋对汤沪战撤退一事甚为不满。
至于徐堪想要调拨的5万两黄金，应是7月发行银圆券的准备金及广州的行政费用，蒋介石则不想给。他知道大陆迟早是要丢的，多发银圆无益，便以纸币搭配现洋用，拖时间等待中共与美国发生冲突；也聚集财力安顿、营建台湾。至于这笔黄金，见7月7日吴嵩庆日记：
“……至晚始接通草山，承告，公文已批下，运穗5万两黄金案交研究。余告以今日不及赴穗，明日必须成行；以前如不能得批示，请随时电告，因徐部长候款甚急也。”
然而直到8月底（8月29日及9月3日），吴嵩庆才终于替徐堪从台北运了两批5万两黄金到广州；而后一批则是吴嵩庆未经蒋介石事先核准的“擅自”决定，让蒋介石极不高兴，是一次“违旨”运金。
7日晚9时，在台北，吴嵩庆又应约去见台湾省主席陈诚，以下是其当日日记：
（陈诚说）
“1.东南区（主要指台澎浙闽）60万人，实不公平，因此间已裁并九个军，而他区尚有保留叛军番号者，无异奖励不整编——要公平必须照原有番号人数计算；
2.中信局、中央银行等所交物资，不但不能算钱，尚需贴钱修整。
例如：500余辆车子，交军用者无钱；军用铁丝一万余卷不能算钱；通讯器材、被服（线）等均需作军用；只有工矿用物，一部可算钱；罐头等是否已坏——亦暂不能算。此等物资只能作辅助预算，不能做军费。
3.央行黄金基金80万两，抵作中央垫款者60余万两，现仅余10余万两。至美金1000万，迄未拨到，因央行已亏中国银行2000余万美金云。
4.现闽省11个军——已裁并为5个军；浙省5个军已裁并为2个军；台省4个军已裁并为3个军，连原（来）两个军共5个军。
“要公平必须照旧番号计算，再由各区自行裁剪，提高待遇；照现状，除台湾外，对福建、浙江等地实不能负责。
“（陈）辞公所讲亦有道理，唯与徐（财政）部长及国防部之期望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