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交贵阳分行黄金内，少运壹块。奉业、发两局电，以每市两80元（银）折合收发行局准备金账。
图8.2中最后一笔8月17日的22.5万余两就是余额，这与詹特芳回忆的“（11月底）到重庆解放前夕，第二批黄金在台湾财务署尚存22万两”相合，这22万两运回了台湾。
为详细解读所经吴嵩庆之手军费黄金数量，特列表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表8.6 1949年厦门所藏黄金、银圆对照表（参见表8.1）
金银批次
（船次） 年/月/日
（由/运到） 黄金（市两/吨）
（运输船舰） 银圆（块）
（运输船舰） 备注
第一批（2） 1949/1/1
(上海/厦门) 57.3万两/18吨
（海关“海星”号） 400万
（海关“海星”号） 中央银行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2月7日前运台湾55.4万两（大溪档案）］
（2） 1949/1/20
(上海/厦门) 800万（海军“美朋”号）；
1000万（商船“海平”号） 中央银行档案
第二批 1949/1-2月
（上海/
厦门） 90万两/33吨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点收99万两）（海军军舰）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及“黄金军费密档”（吴嵩庆/詹特芳）
待查 1949/2/15
（广州/
厦门） 33万两/10吨
（海关“福星”号） 550万
（商船“海平”号） 美国合众社2月15日电（第四章第二节）
合计 156.3万-190.3万两 2200万-2700万
表8.7 1949年秘密军费黄金预算及支出概数
时间
（年/月/日） 黄金
（万两） 用途 备注
第二批 1949/1/10 99.0 军舰运厦门
预算（蒋介石） 1949/6/12 43.0 重庆、贵阳、广州款 在厦门
37.0 陕西、新疆、甘肃款 运台湾存财务署
5.0 香港款 存财务署
8.0 粮款 存财务署
6.0 经费 存财务署
厦门分行 （1）1949/6/14 35.654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2）1949/6/25 0.9143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3）
1949/7/5 4.5079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4）1949/7/11 5.0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5）1949/7/18 1.5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6）1949/7/26 5.0 代付运交兰州分行收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7）1949/7/26 3.5 代付运交贵阳分行收 大溪档案①
厦门分行 （8）1949/8/17 22.5778 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 大溪档案①
支军费 （至8月中） （78.654） 军费列入厦门分行，但未计入台湾“央行”账上 大溪档案
1949/10/15 12.500 财务署交台湾银行 大溪档案
（财务署军费支出合计） （91.054）
第三批 1949/2/9 60.0 是2/8-2/9两天运出的 上海空运到台
第四批运台黄金 1949/5/18 19.5 军舰运台湾
美国黄金运台 1949/8 19.9 大溪档案
日本黄金回运 1.9
全部军费 200.3 估计内战剩余约101.8万两 做1950年台湾军费
注：①即大溪档案电子档中央银行“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
②“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原件里的（附注）：同图8.2第七项附注。
另，关于此项军费的预算，可见第七章第一节吴嵩庆6月12日日记。第三、四批金银虽然也是军费，但是存储于台湾。而在厦门的第二批的百万两黄金与3000万块银圆（及外汇），则主要用于1949年后半年的国民党军队军费，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各地区国民党军队作战。从美国运回的近20万两黄金，也加入在财务署军费中，由吴嵩庆掌管，使用程序同第二批秘密军费黄金，但“美”金与“厦”金区别在于，前者入了台湾“中央银行”的账（表8.1）上，在1949年8月至9月的两周内花掉了（表8.5及第七章）。
此表所及秘密军费黄金，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支应1949年年内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据大溪档案，厦门军费黄金（第二批）在1949年年内用去786540市两，另有3000万块银圆运到厦门，也做了军费。剩余约22万余两在8月运台湾后与第三、四批及美国运回黄金合存一起，约100万两以上，部分又继续支持1949年内国民党军队作战。
军费在内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银圆，有近亿块，价值超过百万两黄金。其次还有1亿两的银锭，如《纽约时报》1949年4月16日载，可足够铸造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币；这些银子，不可能全部运到台湾，因为量太大了，约3000吨，没做成银圆也不能用。有数据显示，1949年国民党政府曾在旧金山新铸银圆3000万枚（因百姓、士兵信任银圆，其价值高出当时银的成本二至三倍，铸银圆是划算的），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背面有帆船的“孙大头”或“船洋”为主。徐堪部长说是“自7月10日起至9月底止分批运到”。台北的中央制币分厂，在9月8日也奉命开始铸造银圆，在其他城市及国家也都曾鼓铸银圆。这批黄金银圆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
以15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计算，如果部队都发银圆、黄金的话，每月军费就是1500万银圆或20万两黄金。而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才每月1000万银圆，这仗如何打得下去？因银圆很快就会用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及各地赶紧新铸银圆，另外也用搭配一半数目银圆券（7月2日发行）的方式来降低金银的开支。总之，从5月底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到12月底撤出大陆，前后六七个月，总共需花费军费1.1亿银圆；除六七千万枚的新旧银圆外，需黄金约60万到80万两（当然还搭配些银圆券，就可减少实际黄金的支出）。
这里附带说一下国民党所运银圆、银砖情况，本书不再专论。
自1949年1月至4月20日，按财务署与央行签订的“军费草约”，吴嵩庆自上海除运走黄金近160万两（二、三批）外，还运走银圆3000万元（共7500箱，每箱4000元）、纯银3000余吨及外汇7000万美金。这样再加上第一批的400万银圆、第四批的120万银圆，蒋介石总共从上海运出三四千万银圆。至于3000余吨纯银（共3万多箱），从1949年1月起到5月底，一直在陆续运离上海。据《纽约时报》1949年4月的报道，已运出价值5000万美元的纯银，那就近1亿两了，尚余近千吨。5月底中共快进上海时，汤恩伯还在抢运第四批黄金银圆及剩下的约300吨纯银。
这3000余吨纯银，合1亿市两，价值约200万两黄金或1.4亿块银圆，或7000万美元，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忽略的。但这些纯银却是银锭、银砖，在铸成银圆之前是无法使用的。一部分就可能运往国外改铸银圆，如上文所述，主要是美国的旧金山（也可能还有墨西哥、澳大利亚）。1949年里赶铸的新银圆，每百枚约用纯银71市两，以孙中山头像（称“孙大头”，背面是帆船）最多，其次或有袁世凯头像（称“袁大头”），或开国纪念币（有孙的小头像）。另外也有可能是以外汇在美国购买纯银，因为从台湾运银去花费大，成本太高，而且时间也不许可。当时银圆价高涨，抗战（1937年）前一市两黄金可兑110块银圆，而1949年5月中共进上海时，只能换三四十块（价高过美金，因为一市两金子可兑55美元）；所以，国民党政府以国际市场价购纯银，和以上海国库银子在世界各地大量铸造新银圆，以美金计，便宜二三倍，即使加运费也划算。这批新银圆，确定“7月10日起至9月底分批运到”广州（见“徐堪1949年6月27日上蒋总裁的报告”），应该是支持银圆券及支付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政费。
另外，爱德华·肯（著有《中国硬币图谱》，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1966）还提到，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也开始铸造银圆，成都和台北（9月8日）也曾铸银圆；但由于解放军进展太快，铸成量“极少”。在该年11、12月里，广州的铸造厂搬到了海口，也铸造了些成色不足的银圆。这批银圆的支出，主要是支应各省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国统区”亲信部队。剩余的纯银大部应该转存台湾银行了，还在台湾的“国库”；一小部分就铸成新台币初发行时的5角硬币及以后50余年的各种“纪念银币”。这种银币在1949年和1950年，也曾带给台湾老百姓对新台币的信心。国民党政府把大量银子运到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稳定社会金融的作用。
使用银圆发饷要比用黄金划算，且容易发放，又甚保值；作为薪水，军民收到也甚为欢迎，因此用得比较多，也用得快。由于银圆容易使用，也得人们信任，对于国民党军队士气的维系极为重要。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川、粤、云、贵、闽都使用银圆发薪水给亲信部队。但是100块银圆就重达2.7公斤，不是很方便。广东省银行就发行大洋票来填补此空白，但只流通了一个月。1949—1950年，海南岛也发行了“海南银行”的纸钞。这些也都是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
至于从上海运出的数千万块的银圆，应该是全部在内战中消耗了。在1949年，广州政府都是以银圆发军饷与工资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曾在这年8月31日向吴嵩庆说过，政府“今后每月以30万两金及1000万银圆作支出，作三个月计划”。6月至7月，“昆仑”号、“福明”轮及军机就曾运到广州、重庆等地近于2000余万枚银圆，那是广州、重庆发行银圆券前夕徐堪向财务署借的（见6月27日呈蒋介石报告），另外还有每月的军费。到1949年年底的12月28日，台湾当局还从马尼拉运回台所存银圆980万枚。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使用银圆共达7000万到1亿枚，还不包括中央银行在广州、重庆及其他各地分行所存银圆。由菲律宾运回的银圆可能全数还在“央行”，因为运回台湾时大陆已解放，国民党军队已经以新台币发饷；但来台后，空军也曾以银圆发饷，所以也有可能已发作薪金了。
据空军高层人员说，曾在14个月里每月每人加发了3块银圆。以撤退到台湾的空军8.2万人计算，就是350万块银圆，是1949年以军舰运存台南（或岗山）空军基地的，是蒋介石1月21日下野前夕直接配给海空军的银圆。海军银圆数量不详，估计实发不会超过200万块；陆军的银圆，因人数多，估计是二三千万。这就是在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陆海空三军的抚恤金，是他下野前在南京指拨给三军的。为防军队腐败，这几千万银圆，仍集中保管在财务署内（1949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昨下午2时半，约见郭忏、黄仁霖等复谈陆海空抚恤基金，现银仍需集中保管，不得由各军擅自动用事……”）。6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发行银圆券，财政部部长徐堪还曾借去1000余万元。
如图8.1付出（B），9月5日央行有笔“拨付空军总部（价售银圆）”，共6.6万余两，如以70块银圆兑一两计，则约460万块，部分可能是此抚恤金，另一部分也可能是空军运费所得（见第七章第二节，11月26日吴嵩庆安排军机撤退重庆“财务署”同人，就花了1万银圆运费）。把空军所有的银圆换为黄金，这样“财务署”就不必到市场上兑银圆去补给大陆的部队了。台湾当年市面上是不用银圆的，也没有人买卖银圆。而空军得黄金后，即在台湾兴建眷村宿舍，所建比陆军的较为宽大整饬并交通方便。这或许是蒋介石维系军心的办法；国民党政府的空军撤退到台湾比较完整，也少起义倒戈事件，福利好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台币发行准备金】
第一批260万两运台黄金，主要用作新台币准备金及稳定新台币。根据台湾大溪档案，其中最大的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表8.8、8.3）。事见1949年6月3日蒋介石日记：
“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矣。……与阎面商之，鸿钧、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5000万美元，此乃最重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
此基金就是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共值5000万美元，即“中央银行”拨给台湾省银行的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与1000万美元外汇之和。台湾币制改革是未来稳定的基础，主动者是蒋介石而非陈诚。6月15日，陈诚即发行新台币，并且停止大陆金圆券在台湾进行兑换（当时台币与金圆券的汇率为1比2000）。新台币发行后，旧币4万折合一元，银圆一枚折合二元五角，美金一元换5元新币。（第七章第一节）
新台币准备金中的80万两黄金，即由第一批运台黄金260万两中拨付。1000万美元外汇，也是财务署“借贷”给台行的，此即第二批秘密军费7000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其他6000万后来也陆续拨给台湾银行，算作台湾区军费及购买台湾米糖的费用。这7000万美金（近150万两黄金），就是台湾立法委员们紧紧追寻的“逃避的现款”之一部，其用途，依于宗先的资料：“从1949年6月15日至1950年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美金6600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见第七章第一节）
《易经·困》卦：“困，有言不信。”《周易·姚氏学·困》：“按，处困之时，不见信于人，故有言不信。”意指：处于困难的境地，是不肯轻易听信别人的空话的。发行新台币初期，台湾人心惶惶，大家对新台币没有信心。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做准备，陈诚指定了台湾银行及台北衡阳路上四家银楼——“金瑞山”“金再兴”“益记”和“美华”，负责新台币兑换黄金。民众陆续拿新台币去银楼兑换，当新台币成功地兑换成黄金之后，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
徐林秀是当年“央行”“副总裁”徐柏园的大女儿，1947年她和先生来到台湾，经历了1949年6月新旧台币交替的情形。徐林秀说：“受到国共内战影响，旧台币也曾经贬值相当严重；新台币发行时，每4万块旧台币换1块新台币，重点是黄金稳住了民心。”另外，陈诚之子、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也曾说：“政府拿着金砖到银楼给业者看，让他们看到黄金真的来到台湾，而且让老百姓拿新台币来，真的换得到黄金，政府在背后支持。政策实施不久，银楼照办，政府也拿出黄金，老百姓就信了，民心就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