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这种问答形式并不满意。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适合的。”
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他们决定把原来的纲领草案改写成党的战斗宣言，取名《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
《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还规定了党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他的思想鼓舞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
至死不渝的信念马克思和燕妮在流浪的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相互关爱着对方，因此他们的爱情显得温馨和甜蜜。
1844年的5月1日？熏在巴黎的郊外，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为了记念他和燕妮的爱情，马克思将她取名为燕妮。
燕妮感到非常幸福，每当谈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她都有一种做母亲的自豪感。
燕妮非常细心地照顾这个孩子。她曾经幻想有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成人，都能成为像她丈夫那样漂亮而勇敢的人。
在她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她幽默地说：“有一个穷人，虽然他生活困难，但在他家中每年都过一次‘教堂的节日’，也就是说生一个孩子，这个穷人准备欢度第11次这样的节日。”燕妮本人就不愿意自己这个迷人的小女儿将来唱“独角戏”。
这时，马克思在巴黎的工作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之后又因为《德法年鉴》的倾向性问题，被驱逐出法国了。
从此，马克思的家庭开始了艰苦的漂泊生活。他们决定去比利时，但是，又没有路费。
深冬季节，燕妮病了。马克思不得不把生病的燕妮和小女儿留下，一个人去了布鲁塞尔。因为警察当局命令他必须在14小时之内离境。
燕妮拖着带病的身体，典当了家中仅有的值钱物品，两天之后也跟随丈夫而去了。
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们没有钱继续雇用保姆了。
这时，燕妮又怀孕了。燕妮的母亲就把自己身边的一位忠实的女仆海伦派到布鲁塞尔来。
海伦在安排生活和料理家务方面，大大超过了燕妮。她始终和马克思一家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许多可怕的贫困、饥饿和恐惧灾难的岁月。
她照顾着孩子，招待着朋友，关怀着一无所有的流亡者，甚至整夜地缝补、洗濯和伺候着家里的病人。
1845年的9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取名为劳拉。
1846年12月，他们生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马克思和燕妮很高兴，给他取名为“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本来是燕妮弟弟的名字，当时他就在马克思家里住。
马克思夫妇给自己儿子起名为埃德加尔有双重的意义，既表示对自己独生子的宠爱，又表示对自己弟弟的亲切关系。
埃德加尔不愿和他的同父异母、身居高位的哥哥生活在一个地方，终身到处漂游。1845年秋，他来到马克思家，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的春天，马克思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他手中已经分文没有了。只得把燕妮出嫁时带来的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送到当铺里去，并从一年前租得的那所住宅搬出。到了很小的“野林”旅馆内居住。这时他们的小儿子埃德加尔断了奶，本应该再雇一个佣人。可是由于贫困，这件事不可能实现。
1848年，马克思得到了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他们的生活刚刚好转，革命爆发了，工人急迫需要武器。他们在没有生活费用来源的情况下，从遗产中拿出很多钱给工人购买武器。这件事政府知道后，立即逮捕了他们。
政府逮捕马克思夫妇，又不敢公开说出逮捕的“理由”。如果他们说出逮捕是因为马克思拿出私人的钱给工人购买武器。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武装抗议。
他们玩了种种花招，先下了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要求马克思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这道驱逐令并没有使马克思手忙脚乱。因为马克思在前一天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撤销基佐政府1845年初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
马克思也准备迁往法国去，所以，他接到比利时王国的驱逐令之后，就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当时比利时有一条法律，即在日落和日出这段时间里公民住宅不可侵犯，这条法律完全该保护马克思在当天夜间准备好行装。
可是比利时政府却在夜间一点钟派了1名警官和10个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供逮捕的证据。最后以马克思的身份证不妥贴为借口，逮捕了他。
马克思被带走后。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她立刻跑到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马克思的朋友若特兰家里，请求他设法营救马克思。若特兰答应帮助她。
燕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比利时朋友日果先生。日果把她送回家里。这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过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燕妮急切地问他们：
“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你他在哪里。”警察说。
于是，日果和燕妮一起和警察来到市政厅。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警察不但不告诉他们马克思的下落，还把他们两个人分别送进了监狱。
下午3时，马克思和燕妮、日果被分别提审，由于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他们很快被释放了。
可是，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已经过去18小时，马克思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得离开。
他们带着3个孩子和女仆一起离开住所，前往巴黎。
1848年2月，由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因此欧洲大陆开始爆发革命。
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欧洲大多数国家保存着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激化。1845年～1846年的欧洲大陆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欠收和1848年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经济落后、民族分裂、人民生活贫困，早就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而1845年的农业欠收、粮价上涨，以及1847年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就直接点燃了这次革命的烈火。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继续忍受压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先后在欧洲各地发动革命。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革命群众不顾当局的威胁，撇开动摇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建立共和！”的口号，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结果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宣布实行共和。巴黎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
马克思丛报上看到巴黎革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为巴黎工人的胜利欢呼，他深信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跟着拿起武器。果然，比利时很快也开始了要求成立共和国的运动。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把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区，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直接领导。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积极开展活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火暴。
1848年3月1日，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他早就盼望着奔赴革命斗争中心的这一天。
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他发现在巴黎的流亡者中流传着一种危险的作法：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自己的祖国。
参加志愿军的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到达边境时就被出卖给自己的政府了。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把革命当儿戏的冒险主义。3月8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公开进行活动的德国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以俱乐部为阵地，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在祖国人民准备起义时，志愿军如果采取武装进攻祖国的做法，只会使本国反动派以外来敌人的借口扑灭刚要燃起的革命火焰。
3月10日，马克思和一些革命领导人组成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还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几乎天天开会，商讨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人民举行起义，迫使首相梅特涅逃亡国外，成立了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18日普鲁士也暴发革命。
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虽然同战友一样感到高兴。但他认为，必须打消工人和小资产者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使他们明确认识这次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革命推向前进。
因此，马克思于3月底为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包括行动纲领17条。
3月底，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散发了这个《要求》，4月初，在德国许多报纸上刊载。
4月初，马克恩和恩格斯一同回到德国参加革命，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想创办报纸，以便指导各地的斗争。
当时在科伦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在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宣传的范围只限于科伦一个城市，并打算把马克思排挤到柏林去。
马克思到达科伦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说明了他的办报主张，只用了24小时就争取了多数支持者，把办报的倡导权夺了过来。
接下来的事就是为报纸筹集基金。恩格斯回到巴门，其他盟员也到各地去筹钱。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他革命，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只好从生活费中挤钱。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加上通过征求订户收到的订费。总共筹到了13000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一个“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
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因为马克思认为用民主派的旗帜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报纸原计划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
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书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马克思从此更忙了，处理报纸的财务要花费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派的威胁与纠缠，同其它自由派报中的诽谤等等作斗争，也耗去了他许多精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后来恩格斯回忆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需置疑的，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恩格斯指出《新菜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点：“要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报纸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
《新莱茵报》从第一号起就无情地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报纸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等手段来夺回他们在3月失去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革命的进程。巴黎工人在6月第一次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展开英勇而坚韧的斗争。马克思通过《新菜茵报》向德国工人报道了他们浴血斗争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对于俄普奥等国几次瓜分波兰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并通过报纸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残暴和卑鄙。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5000份（在当时是很多的）。
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引来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敌视和迫害。
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员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
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它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
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
马克思不仅被传讯，他的信件经常被非法地扣压并拆封，警察和便衣对他进行跟踪和盯梢，还写匿名信进行威胁等等。
《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种种迫害。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镇压了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辑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其他几位编辑也被通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