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使晚年的父亲尝到了孤独的苦果。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间，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的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早就养成了洁净的习惯。这一点和父亲的习惯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了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这种状况，时间长了，母亲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来，放在一旁，当父亲未到桌前，看到这副景象，就长长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活得照样很好。
母亲知道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他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差五的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材。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做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合合分分的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来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的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闪电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她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着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为了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是父亲总是要雷打不动地听收音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诸多大事。
听完收音机的父亲就精神很好地说：要备战了。操心完国际国内诸多大事后，父亲就困了。他照例不洗脸不洗脚地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响亮的鼾声。母亲躺在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想，要是身旁躺的是师兄会如何呢？
有时母亲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这些变化，父亲自然无从察觉。在父亲眼里，母亲也简直是一身毛病。母亲爱干净这一点就让父亲无法忍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他见到的母亲总是在洗洗拆拆，并且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父亲回到家里脚没处放手没地搁，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因此，父亲一回到家里，心里就很不踏实。
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们出门进门时总要向母亲问好或打招呼，在父亲眼里这都是多此一举。还有的就是，进门也学他们母亲的样子，“哗哗啦啦”地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悄无声息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四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们不再打闹了）。这反弄得父亲无所适从，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液。
最让父亲无法忍受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了，没事总爱想心事，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还一次次地叹息，这种样子和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有许多时候，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嘀嘀咕咕，没完没了，有时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他一出现，他们顿时没了话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和他们的母亲学出什么好来，简直是一群叛徒。
因此，父亲在家里总是孤家寡人的，他就显得比较孤独，他就很反感家里的这种氛围。于是，父亲很热衷搞“拉练”。只有部队到农村、山区野营拉练，他才感受到什么是轻松和自由。
那一次，父亲的部队来到了河北农村，这时他想起了在朝鲜一位营长的遗言。那位营长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前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师长，我只求你一件事，回国后你去我家替我看看老婆孩子。父亲当时眼含热泪答应了。回国后，父亲很忙，又被家里外面许多烦人的事所纠缠，他一直没有时间兑现烈士的遗言。这次他来到了河北，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位烈士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便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叫来自己的司机和警卫员，向那位烈士的家乡进发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烈士的妻子。那女人听说自己丈夫的部队来人了，隆重而又热烈地把父亲迎进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三间土房，猪呀，鸡呀，狗的大模大样地在院子和房间里走来走去。女人见到父亲时，正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劳动，她用沾满泥巴的手亲自为父亲摘了几根黄瓜，女人又同样热情地把黄瓜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父亲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就放进了自己的口中。
父亲对这一切都感到亲切和自然，当他坐到女人的土炕上，直到这时他才找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那样地和女人说起了家长里短。他从女人的谈话中，得知女人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自己领着孩子过日子，这一点很是让父亲感动。当然他们也都说到了那位烈士，因年代的久远，女人对这种悲伤已经淡漠了。她的情绪只低落了一会儿，便马上又眉开眼笑了，她大着声音。一边很响地朝地中央吐痰一边和父亲说笑，父亲自然也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乡村的感受，女人的气派作派。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童年。
女人自然热情地挽留父亲一起吃了饭再走，父亲感觉已经到家了，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又细心地为父亲烫了一壶当地的老白干。父亲坐在土炕上，喝一口白干酒，吃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女人炒出的菜，他心里热了一遍又一遍。那一次，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最后，他脚高脚低地和满面红光的女人挥手道别。直到他坐进娇车里，他才意识到，他需要的是怎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家。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要找这种或那样的借口到河北农村走上一趟，坐在女人的土炕上，喝一回儿老白干，他才心满意足。
有时，他望着母亲苦闷地想，要是自己的女人是那个河北女人该多好哇。他这么一想愈发地觉得母亲一身的“毛病”让他无法忍受了。
在家里，父亲有时一连十几天也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有许多次。父亲在梦中又去了河北农村，他在梦里一边喝白干酒，一边和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人说家常，那是一副多么美妙动人的景象呀。每次，父亲从梦中醒来，他都要失魂落魄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进城后职务造成环境的变化，仍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性，他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他的生命中。环境无法改变他，他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于是，父亲只能在矛盾、困惑中痛苦。
父亲却异常热爱军人这一职业。他从十几岁就走进了队伍，打打杀杀，拼拼争争。当初，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终于过上了这种太平日子。然而，父亲又感到莫名的失落，没有战争的日子，对父亲来讲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好在那时部队经常备战，用备战的形势来防备“美苏”两霸的侵略。于是，父亲身体里那根战争之弦就那么绷着，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父亲对战争这种常备不懈的信念，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支拄。否则，生活中的不幸就会把他压垮。
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他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到母亲身上，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顾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