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绝，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程度的大小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来一句民谚：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和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礼遇这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的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如鱼得水。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消，人心惶惶之际，父亲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而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这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
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差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要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的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是和父亲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且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的所有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干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份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叠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很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做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刚刚过去困难时期，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驱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在吃饭的时候，由母亲说。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天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家人要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碗便往粥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要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而是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里，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暂时可以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不觉已经和那些乡人又一次融合在了一起，乡人们的快乐，就是母亲的快乐。母亲就在床上冲父亲说：这些当兵的孩子不容易哩。父亲又叹口气。
随着这些青年男女当兵，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父亲的肩上。这些青年男女不简单地满足于当兵，他们还要在部队发展，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在星期日或某一天的晚上，一次又一次出入家门。他们在家里不称父亲为首长而是称姑父或姨父，这样显得亲切，和一家人似的。他们在亲切地称呼完之后，便一个个提出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的想当汽车兵，有的想入党，有的想提干。父亲毕竟是首长，他们的出现父亲还能应付，有的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了。更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提出些希望，诸如艰苦奋斗、学习**什么的，他们还是走了。
父亲应付不了的是那些乡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部队，并不放心自己的孩娃单枪匹马在部队会闯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们又三三两两结伴来到家里，来看望自己的孩娃，还要和父母深入地商量自己孩娃将来在部队的前程。父亲很忙，一天到晚很少有时间回家，乡人们并不急于见父亲，他们和母亲商量。母亲的语言在乡人们面前总是轻描淡写，把一些紧要的事情说得轻飘飘的。母亲说：小宝在部队干得不错，俺看入个党当个干部啥的没问题。
乡人就很感动，谦卑地笑着说：他姑，孩子可交给你了。日后孩娃有个出息，俺一辈子忘不下你的大恩德哩！
母亲说：小三干得不错，现在开车的技术学得不赖，等给他姨夫开车、给首长开车，日后还会有啥说的。
乡人的笑在脸上灿烂着说：他姨，小三可就仰仗你了。
母亲和乡人们在勾画着美好的蓝图，他们等待着父亲来填写这张美丽的蓝图。
父亲有不尽的蓝图需要他填写，他刚解决一批便又来了一茬。母亲家乡的孩娃们在一茬一茬地成长起来，他们像一群蜜蜂似的向家里飞来。渐渐，父亲的态度变得冷淡下来，他有许多事情要忙。而母亲却乐此不疲的样子，她热情而又频繁地接待着老家来人，她在老家乡人面前极有成就感。
老家一来人，她照例是要看报的。这就使乡人不住地啧舌，说着一些表扬母亲的话，目光里写满了神圣和尊敬。母亲不仅看报纸，时不时地要给这些乡人们上一课，讲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什么尼克松访华；柬埔寨问题；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母亲在乡人们的眼里，俨然成了一个政治家。
母亲老家的事情，越来越使父亲感到麻烦。这些一批一茬的青年男女，父亲没理由也不可能都安排在自己的守备区，在母亲的鼓动下还是要办。按母亲的话说，不给他们办，对不住这些亲戚哩！在母亲的情感里，已接纳这些乡人为亲戚了。父亲无法回避母亲，母亲和父亲说这些事时，地点仍选择在床上，父亲无法回避床上的母亲。
好在父亲有许多战友，父亲在四面楚歌中向战友们求救。
父亲在电话中说：老张，帮帮忙吧，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你给安排几个吧。多谢了！
父亲在电话里还说：老李，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安排几个吧，求求你了，拜托了……
父亲一提起母亲的老家总称老区，他知道这些战友中，对老区人民是有感情的。
就这样，在母亲的策划下，由父亲亲手安置的青年男女们，一茬一批地在部队茁壮成长。每逢年节时，这些青年男女们结着伴，仨仨俩俩地来到家里。给父亲拜年或问好。母亲这时便极有成就感。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休。虽然，仍有一些成长起来的孩娃们仍战斗在部队，有的已经是营团一级干部了。随着父亲的离休，他们对父母的热情也随之冷淡了。有几次碰到这些已成长起来的孩娃们，在自己身边走过，却没人再称她姑，或姨了，而是称她为老邱。他们说：老邱还好吧！问候一声老邱的还算是好的，有的干脆点点头，有的连头都不点了。
这种结局，使母亲感慨万分，伤心不已。在那一时刻，母亲真希望时光能倒转。晚年的母亲，似乎才懂得了人情冷暖。
父亲在十三岁那年离开老家，离开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父亲的亲人和家乡，令他伤心、难过，往事不堪回首。
即使这样，父亲老家的乡亲还是来过几次。父亲的老家在北方，父亲的部队也在北方，父亲的老家距离部队并没有太远的路，坐火车再坐汽车，也就是不足十个小时的路程。
那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家发了一起罕见的洪水。这一消息父亲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因为老家太平常了，于是老家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报纸或收音机里。父亲还是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阔别已久的老家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便伴着这样的不幸。
那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很不好。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不好。在家里他很少说话，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闷头吸烟。母亲几次想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一点，都被他阻止了。父亲的心情不好，还体现在他骂人上，父亲身为一方首领，以前是很少骂人的。在那一阵子里，父亲骂了一回后勤部长，骂了一回军需部长。父亲骂后勤部长的理由是：后勤部一间粮仓闹了鼠灾，只一个月工夫，存在库里的粮食被老鼠糟蹋了几百斤。父亲知道后，劈头盖脸地大骂后勤部长：龟孙子，我日你娘，那粮食不是你家的是不是？！
这个后勤部长就是父亲当团长时，他当后勤处长那位。为了买半卡车白菜而死了一名战士，那一次严重后果，父亲都没有骂他，现在生活好了，为了几百斤粮食父亲骂了他。这使他内心无法承受。在父亲早就忘了这事时，他却向父亲打了一纸转业报告，后来那纸转业报告被父亲撕得粉碎扔在他的脸上。
父亲骂军需部长的理由是：军需仓库不慎失了一次火，烧坏了不少军用服装，父亲不仅骂了军需部长还差点要扇军需部长的耳光，这一点也使军需部长无法承受。原因是，前一阵营区盖礼堂，礼堂马上就要盖好了，因一个民工吸烟，而引起一场大火，把价值近几十万元的礼堂烧毁了。那一次，父亲也没有骂人，更没有要打人的耳光。
这一切，自然和家乡发水灾有关系，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他们都感到父亲有些不可理喻。
父亲老家来人是在家乡受灾的那一年深秋时节。营院里的树叶已经落光了，北风刮得正紧，看样子第一场雪说来就要来了。就在这时，父亲的老家来人了。父亲老家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队长，另一个是会计。
他们来家时并没有急于进家门，因为是白天，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们便一直在门口徘徊，这使母亲很疑惑。她探出头向外张望了几次，队长和会计便很小心地冲母亲微笑，这使母亲觉得这两个人不正常，于是关紧房门。
傍晚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们看见了父亲，父亲也同时看见了他们。父亲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站着的两个人是老家的人，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使父亲很快相信了这一点。虽然父亲有几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但老家人的一切包括气味仍在他的心头徘徊不散。父亲看到两个老家人，心里就一颤，他的步子便慢了下来，队长就冲父亲喊了一声：老石？是老石吧！
父亲就立住了，他借着朦胧的亮光打量着来人，队长就先说：我是二蛋呐，刘二蛋。
父亲想起来了。刘二蛋，童年和父亲一起要饭的那个刘二蛋。父亲急切地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队长刘二蛋以为父亲上前要和他握手，手伸出去了，就那么双手迎着，结果父亲却没有向他伸出手，父亲立住了。刘二蛋手回收在胸前搓着，刘二蛋干干地说：老石，我们来看看你，别的也没啥事！
父亲立了一会儿，很冷地说：那就屋里坐吧。
队长和会计就很小心地随父亲进了家门。母亲正在做饭，看了父亲身后的来人，一时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历来对父亲的家乡不感兴越，父亲十三岁前的一些事，母亲是知道一些的，她比父亲还要恨父亲的老家。在父亲老家人面前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队长自然看出来了，会计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坐下的屁股便不自然了。父亲的声音也是冷的，父亲说：你们找我有事么？
队长和会计就对视一眼，最后刘二蛋说：老石，咱们老家遭灾了。
父亲说：知道啦。
队长和会计就没话可说了，他们低着头，搓着手，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父亲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有政府、有党！
队长和会计说：那是，那是！
父亲还说：就这样吧，我晚上还有个会，要不你们在家吃顿饭？
队长和会计忙看母亲，母亲冷着脸在翻看报纸，只要家里一来人母亲自然是要看报纸的。队长和会计看完母亲之后便说：不啦，不啦，我们吃过了。
两人便站起身，队长冲父亲说：老石你忙吧，那我们就走了。
队长和会计就走了。
那一夜，父亲一夜也没有睡踏实，他又想起和刘二蛋一起讨饭的童年。刘二蛋走在前面，他随在后面，他们顶风冒雪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讨下去。后来他们就遇见了狗，狗追着两个人，父亲屁滚尿流地向前跑，刘二蛋在后面喊：石头，别怕，有我呐。父亲的小名叫石头。狗终于被二蛋打跑了。
父亲想起往事，无法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