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林语堂就在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等人出席的集会上做了一篇题目为《希特勒和魏忠贤》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
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将希特勒比喻为耶稣，就如同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让政独裁的魏忠贤和中华圣人孔子应当有一样的地位。也只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够保住自己手中的那份工作，而反对他的官员则全部被残忍地杀害了。可是魏忠贤虽然权势熏天，却依然逃不过被民众们偷偷辱骂，那时的情况和今天的德国比较起来简直如同往日重现。魏忠贤最后迫于形势只好自杀了事。自杀真可谓是世间所有独裁的暴君的唯一出路。
《京华烟云》出版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开始在欧洲大地燃烧了起来。林语堂马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斥责法西斯主义的文章——《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他坚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此文一经发表，不但引起了所有热爱和平的人的注意，也引起了法西斯主义分子对他的敌视。所以，他在欧洲待不下去了。
1940年初夏时分，林语堂从欧洲返回了国内。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林语堂回国之后携带家人居住在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
蜚声国际的林语堂一回到国内就被很多人认为是回来“做官”的，因为他在国际上有着很大的号召力。所以，林语堂一家人刚刚在重庆落脚，就有记者跑来问他是否准备出山做官。对此，林语堂一脸不屑地回答道：“我是书生，做人民的父母之官，非我书生本色。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做官有做官的良心，文人是不适合做官的，我没有官瘾！”
回到祖国的林语堂对于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也非常气愤，有位采访他的记者直接问他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汪精卫和南京伪政权的，不想一直都笑呵呵的林语堂突然摔掉手中的烟斗勃然怒斥道：“汪精卫算什么东西？”紧接着，他又用自己习惯的“幽默方式”说道：“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此后，为了抗战的需要，林语堂经常奔走在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在为中国争取了很多的抗战物资的同时，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等欧美政要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抗战胜利后，林语堂因为在国际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林语堂在美国创办了《天风》杂志，积极倡导民主与自由，宣传爱国思想，以独特的办刊风格和清新的文风而成为旅外华人圈中最为著名的一本杂志。
1966年，旅居美国几十年的林语堂回到了台湾，他决心在这里定居，因为台湾的对岸就是自己的家乡漳州，他每天都能够在这里遥望着家乡。回到台湾定居后，台湾政府马上出面邀请他出任台北考试院副院长一职，但是林语堂考虑再三之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度过晚年。
不过，林语堂回到台湾后居住的房子却是台湾政府提供的。这是一处坐落在阳明山上的古朴雅宅，房子的面积很大，里面有绿荫庭院，也有莲荷水池，而房子外面还有一大片草地，可以种上一些蔬菜，养上一些鸡鸭——林语堂就住在这样一个幽静清雅的地方，每天喂鸡喂鱼，抱抱孙儿，平平淡淡地生活着，看上去就如同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乡间老人。
在这种恬淡的生活中，林语堂每天最想念的事情还是回忆故乡，晚年的林语堂非常喜欢讲闽南话，有一次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家乡的美好回忆和乡民们的淳朴与热情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1975年夏天，国际笔会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顺利召开，最后林语堂接任川端康成被选为副会长。在这次会议上，全体通过了以国际笔会的名义推荐林语堂参选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这是林语堂此生中最后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是他此生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次，之前他分别于1940年、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是都遗憾地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林语堂必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呼声最高的作家，可是最终传来的消息却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获奖。
毫无疑问，一生中连续三次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已经快要成为耄耋老翁的林语堂并没有为此而痛苦遗憾，因为从来都注重生活的他根本不会去为这件事情去烦恼。
然而，一生都在谈哲理、谈人生的林语堂在生命渐渐流逝殆尽的时候，却开始表现得像个小孩子一般了——他能放下台湾政府给他的高官职位，他能放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但是他却放不下自己对故乡的思念，随着身体每况愈下，他愈来愈喜欢面朝着故乡的方向流泪。
1976年3与23日，香港，本就身体状况堪忧的林语堂突然胃部大出血，在被送进医院抢救了一天之后，病情才算稳住。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林语堂逃过鬼门关的时候，26日，躺在病床上的他心脏病突发，这次医生整整抢救了9次也没有让他再从病床上缓过来。等到家人们赶来的时候，他已经气若游丝了，看着站在身旁的家人，他先是尽力喊了一声，然后抬起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是在空中晃了一下便垂下去了——一代大师林语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他的灵柩最后被运回台湾埋葬在了阳明山故居的后园中……
林语堂死后，社会各界自发地举行了追悼仪式，人们以各种形式来追悼这位大师，在各种挽联与悼念词中，当属《中国时报》的最为精彩，他们用这一段话概括出了林语堂一生的成就与伟大：
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他人评价”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的作者赵毅堂评价林语堂说：“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的作者李勇评价林语堂：“林语堂以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为资源的近情思想，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
著名文学家郁达夫评价林语堂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第四章 于右任——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他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他中年后久居政府要职，地位显赫，却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闻名于世，常为子女学费生活费而举债，竞选“副总统”也因囊中羞涩而败北；他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最终成为中华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这，就是于右任，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先驱，书法臻至化境的“旷代草圣”。
“于右任的一生”
生平：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的一个贫苦家庭，是我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他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两位为王羲之、颜真卿）。另外，他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校长，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享年86岁。
著作：《望故乡》、《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著作。
人生经历：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在日本得会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至1912年5年间，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和《民立报》，并且在为东京出版的《秦陇》、《夏声》等革命刊物写稿，积极宣传革命，在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等方面做出了贡献。1922年，他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927年起，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陕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