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6日，日本山口县市内一片欢腾，大街上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新干线火车站前和市中心的百货大楼等主要建筑物上都挂上了大幅条幅：“祝贺山口县第八位首相诞生！”“恭贺安倍晋三当选总理！”还有不少商店进行喜事大甩卖，有的点心铺干脆推出了“三馒头”，把馒头或糕点都做成新首相的人像，来表示庆贺。
安倍晋三是山口县贡献出的第8位首相，这一切又和山口县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无关系。
岛国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个大岛组成，山口县正好位于本州的最西南端，三面环海，隔关门海峡与九州相望。据地质学家考证，远古时期，山口县曾经有陆地与朝鲜半岛相连，后经地壳变动，朝鲜海峡形成后，日本就彻底成为了岛国。虽然如此，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大陆文化仍然通过山口县传播到日本各地。山口从古代就成为日本国内主要的运输通道，古称“长门、周防”之国。改藩制后，就称长州藩，近代以后才改为山口。
“山口”一名初见于元政寺建长六年（1254年）所铸的金鼓上的铭文，原文是“防州山口月轮山元政寺天神宫”。山口盆地西北面的宫野庄内有座清水寺，据寺内所藏的建久六年（1195年）九月的“宫野庄田畠等立劵文”所示，当时宫野庄只有土地118町步（约合300来亩），农户31户，是当时很普通的贫寒村庄，由此可推断在镰仓时代（1192—1333年）这一带还是农村地区。
由于地理关系，众多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都是从这里上岸的。七世纪中叶，百济被高句丽灭亡时，多数逃亡者均选择距离故土较近的周防落脚。周防国首屈一指的豪族大内氏就是百济国的始祖温祚王高氏的后裔，他们在新罗和唐联军大举进犯故国的时候，渡海避难到日本。另外还有新罗归化族的秦氏等。
因为地理上的优势，大内氏与韩国、中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他们把棉布和高丽人参输入日本，获得了巨大财富，也使自己发展成当地一个强大的家族，并在这里建成了日本西部第一个文化城。到了14世纪，大内氏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山口县的西部及北部地区。在发展势力的同时，大内氏对基督教的传播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政策，因为大内家族非常乐于接受大陆文化和艺术，所以促进了山口的文化发展。当时，山口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性城市，有2000多名外国人定居。在日本内战时期，随着战事的大幅蔓延，一些贵族、文化人，如学者、僧侣、艺术家等纷纷从京都逃难到和平的山口县，使山口经济文化达到空前的繁荣。但是，由于家臣对吃喝享乐的大内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强烈不满而爆发叛乱，导致大内家族在16世纪末灭亡。
大内家族灭亡后，山口的统治者变成了统治广岛周边地区的毛利家族。那时，毛利家族不断扩展他们的势力并牢牢地掌控了整个中部地区。丰臣秀吉在世时，长州藩主毛利曾受120万石之封，领有中国地区的全部。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其亲信家臣分裂为石田三成、小西行长为首的文官派和加藤清正、福岛正则为首的武将派。实力最强的首席大老（辅佐秀吉继承人秀赖的最高执政官）德川家康为夺取丰臣家的权势，利用两派不和迫使武将派归顺于己，并组成兵力约10万人的东军，于1600年6月发兵攻打文官派。7月，石田三成同小西行长、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联合，组成8万余人的西军讨伐德川家康。19日，西军进攻伏见城，揭开关原战役序幕。9月15日，两军交战于关原，西军因大将小早川秀秋等倒戈而败北。战后，石田三成、小西行长被处极刑，90余家参加西军的大名（领主）被没收领地，丰臣后人丰臣秀赖被降为大名。
关原战役为德川家康称霸全国奠定了基础。战役之前，德川曾答应西军主帅毛利，战胜之后不削减他的封地。毛利信以为真，消极避战，协助德川军得胜。谁知德川胜利后并未履行诺言，毛利被迫撤退到一个叫萩的边远小镇上，这种屈辱和仇恨成为毛利家族日后对讨伐江户幕府运动的导火索。
封地的减少、收获的降低，使得毛利不得不大量裁减家臣，属下的人民也逃亡了许多。失地受辱的仇恨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毛利一族休养生息，念念不忘的是推翻德川家族的统治，报一箭之仇。可是，民少地瘠，实力不够。此后的300余年里，毛利一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实行屯垦、扩大耕地，增加稻谷产量；发展食盐、造纸等产业扩充军备；倡导兰学，引进科学知识，实行有效的财政管理；控制下关等要塞之地，保持对外交流。本州与九州之间的关门海峡形如河流，长7公里，宽700米到1500米不等，素以海流湍急著称。关门海峡和下关港是连接本州和九州的要地，也曾是明代日本与朝鲜、中国贸易的通道。长门藩主联络了周围各藩疏通了从濑户内海通往日本海的航道，并设上关、中关、下关三个关进行管理。1863年，长州军队就在这里炮击与幕府交流的美、英、法、荷等国的舰队，挑起事端，史称下关事件。在西方舰队强大的炮火之下，长州军队死伤惨重。炮火的洗礼使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实力，他们随即180度大转弯，向西方认真学习，实施维新改革。
在中央的闭关自守政策下，长州藩坚持秘密地积蓄力量。有史料记载，长州藩的家臣首领们每年正月初一的五更都要聚集在历代藩主的灵位前开会，互相勉励：“讨伐幕府大业准备的怎么样了？”“还不行，还为时尚早！”这样的对话持续了200多年。经过了如此的努力，长州藩终于在“明治维新”中一举成功。山口孕育了改变日本历史的“明治维新”的原动力。
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实权的将军幕府架空天皇，挟天子以令天下，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样一来，长州藩对幕府就有了双重的反感：一方面，效忠天皇的传统思想主张推翻幕府统治；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若干志士，再也无法忍受幕府的闭关锁国。
在国内矛盾不断加剧之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大举入侵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培利（又译：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当时执政的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无视天皇圣旨，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外货的倾入而纷纷破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造成了剧烈的社会震荡，引起了国民强烈不满，直接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根基。卧薪尝胆了近300年的长州藩见时机已到，带头揭竿而起，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坚持推翻锁国封闭的幕府，主张把日本向世界开放。但吉田松阴很快被幕府逮捕并处死。然而，他的弟子们则坚持他的思想，前赴后继地继续展开倒幕运动。19世纪60年代起，旨在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议会政府的近代国家运动迅速展开，长州藩与九州的萨摩藩联手，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策源地。
1865年12月，长州藩倒幕派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保守派，夺取了藩政权。随后，萨摩藩倒幕派西乡隆盛、大文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权。不久，这两股力量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策源地。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抗衡。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长州藩改称山口县。“明治维新”后，德川幕府被迫还政于天皇，维新派人士大量进入日本政治中枢，萨摩藩人士占据军警界，而长州藩人士则把持了政经界，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也是来自长州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保留了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日本的议员，如没有政治家族背景很难当选。山口县的政治家们，通过血脉一代代流传下来，始终在日本政坛占据重要的地位。
没有能活着看到“明治维新”成功的吉田松阴享有明治维新“精神导师”的崇高声誉，吉田松阴“恰似难产之母，自身虽死，其儿却得发育成长”。日本通过倒幕，创建了新的，更有能力的政府，走上了迅速发展近代化的道路，吉田松阴被梁启超称为“日本维新之首功”。值得警惕的是，吉田松阴的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成分，他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日本****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他在家乡开设的“松下村塾”，培养出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
历史上，日本的山口县总理辈出，傲居全国之首。为了纪念明治维新“精神导师”，后人在他的出生地萩市修建了一所吉田松阴纪念馆。就在这个纪念馆里，展示着7位出生于山口县的首相的蜡人像。这7人分别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这7座蜡人像均为站立姿势。除此之外，在该室一角，还有一个与这7人截然不同的坐在椅子上的蜡人像。它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安倍晋太郎是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日本外相，与前首相竹下登、宫泽喜一被并称为中曾根之后的日本政坛“三领袖”。其妻子岸洋子是二战甲级战犯之一的前日本首相岸信介之女。安倍晋三就是他们俩的二儿子。安倍晋太郎曾被视为是“离总理宝座最近的政治家”，1985年，该纪念馆根据各种迹象推定“安倍晋太郎总理”必然诞生，提前定制蜡像备用。但是谁知晋太郎于1991年因病突然逝世，与总裁和总理擦身而过，为个人、家族、乡梓留下了历史遗憾。
略微有些日本近代史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山口县出来的首相隐隐约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立场。
伊藤博文是近代日本第一位首相，他挑起甲午战争，是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的中心人物；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创始人之一，发动指挥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桂太郎担任首相期间，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寺内正毅决定吞并朝鲜；田中义一是中日关系上著名的“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岸信介是甲级战犯；佐藤荣作与岸信介是血缘上的亲兄弟，在任期间顽固推行亲台反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