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沪上的居士佛教活动，不得不提起“哈同花园”与“华严大学”，而这又与民初在沪上活动的宗仰宗仰，俗姓黄，本名中央，江苏常熟人。20岁时依常州三峰寺药龛法师出家，后受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被赐名宗仰，而他自称“乌目山僧”。（1865—1921）与月霞月霞，俗姓胡，名显珠，湖北黄冈人。幼读儒书，19岁于南京观音寺出家，后于终南山结庐静修六年，依河南太白山顶了尘禅师习禅三年，在南京创办僧教育会历时三年。1906年赴日本讲学，同年与应慈等人同受江苏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法脉成为临济宗传人，后又执教于杨仁山的“祗洹精舍”。（1858—1917）两位高僧有关。“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地址在今上海静安寺对面，包括今天的中苏友谊大厦在内，面积大约300亩。据相关资料显示，哈同花园是由当时上海滩的地产暴发户——出生在巴格达的英籍犹太商人哈同（SilasAuronHardoon，1847—1931）出资，由乌目山僧黄宗仰等人设计修建，历时八年（1902—1909）才正式建成。哈同花园虽是一处私家花园，但由于哈同夫妇经常邀请一些学者、僧人、革命家以及晚清遗老或光顾、或交游、或治学于园中僧人黄宗仰、月霞、兴慈、太虚等，遗老郑孝胥、罗玉振等，学者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人士孙中山等，都曾聚会于哈同花园，王国维还在哈同花园里编辑出版了《学术丛编》（学术丛编目录及其他情况参见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三联书店，1984年，第58—63页）。，且在园中经常举行对外开放的慈善赈灾义演根据姬觉弥编《欧司爱哈同先生年谱》（爱俪园出版，1922年）记载：1917年9月，开放爱俪园，以游资助汴晋湘鲁秦鄂水灾义赈会。大总统（冯国璋）令给“四等嘉禾章”；1918年，内务部、教育部会呈以赈济灾民、兴办学校叙勋，大总统（徐世昌）令晋给“三等嘉禾章”；1920年2月，大总统令晋给“二等嘉禾章”，以进呈所刊书籍，并给“抗怀希古”匾额；1921年3月，大总统给“三等文虎章”；1921年11月，大总统晋给“二等宝光大绶嘉禾章”，以迭捐巨款补助赈急也。，并设有佛教精舍，办有“华严大学”、“仓圣明智大学”等对外开放的学校，因此哈同花园在民初也算得上是上海的一个“公共空间”。综合相关资料来看，哈同夫人罗迦陵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也有人说她喜欢以居士自称），当她在镇江金山寺遇到宗仰后，就极力邀请他来上海，并委托宗仰为自己设计建造私家花园。关于哈同花园的资料，可参阅夏伯铭：《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徐铸成：《哈同外传》，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李天纲：《人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哈同花园建造时间以及黄宗仰在沪期间的活动，可参阅沈潜：《宗仰上人集》，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沈潜：《出世入世之间——黄宗仰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宗仰于1900年应罗迦陵邀请来沪，造园期间，宗仰先后与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都有交往，并参与“中华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建设。1903年，因“苏报案”牵连，宗仰出走日本，并在日本发现了一套日本弘教书院刊印的完整的《缩刷大藏经》。1908年，宗仰发愿将弘教书院刊印的《缩刷大藏经》用大字印刷，在得到罗迦陵的资金支持后，宗仰历时近5年，于1913年完成了《大藏经》的编辑与印刷。为此，罗迦陵也博得了沪上“大护法居士”的美名，并被赠予“迦陵”在印度有一种共命之鸟，梵语叫“迦陵频迦”。《正法念经》中云：“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迦，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罗拿（乐神名）等无能及者。”《慧苑音义》云：“迦陵频迦，此云美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壳中即能鸣。其音和雅，亦略称迦陵。”美称，她随后即改称“罗迦陵”，而其花园中的一处尼姑庵也被命名为“频伽精舍”，而印刷的《大藏经》也因此称作《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等《大藏经》陆续印好之后，罗迦陵并没有委托装订厂装订，而是在哈同花园中设置场地，招聘一些善男信女，亲自带领他们装订。装订完后又听从黄宗仰的劝告，将《大藏经》分送各大寺院。参见夏伯铭：《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第92页。宗仰后因与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不合而离开哈同花园，晚年主持南京栖霞寺并出游各地，1921年病死于栖霞寺。
月霞法师曾执教于南京杨文会的“祗洹精舍”，辛亥革命后，应沪上居士之请，到上海主讲《大乘起信论》，同时受狄楚青居士之托，参与《佛学丛报》的编辑工作。1914年，在黄宗仰、狄楚青、康有为等建议下于凌波在其《创办华严大学的月霞法师》一文中记载是康有为建议罗迦陵办华严大学，而其他版本大都是说黄宗仰与狄楚青的建议。，罗迦陵在哈同花园开办了“华严大学”，并聘请月霞法师主持其事。《佛学丛报》曾载有《华严大学简章》，该章程共有14则，其中包括“本校以提倡佛教、研究华严、兼学方等经纶、自利利他为宗旨”。学校设在哈同花园内。学制分预科一年，正班三年。课程分为读经、讲经、讲戒、修观、作文、习字等七科。学习内容有华严教义、《普贤行愿品》、《维摩经》、四分戒本等。预科还讲授《大乘起信论》、《八十规矩颂》等。简章还规定，学员所有学费、膳宿费、经书和纸墨及医药费，全部由学校供给。学员僧俗兼收，其中出家人必须“住过禅堂、品行端正、无诸嗜好者”，在家人需“具有居士资格者”。所有学员都要求“文理通达，能阅经疏”，年龄需在20岁以上至35岁之间。参见《华严大学简章》，《佛学丛报》第10期，1914年3月15日。华严大学招生简章的规定一出，沪上及全国各地的报考者十分踊跃，华严大学也于1914年7月7号（罗迦陵的生日）正式开学。在哈同花园中新建的礼堂内，月霞法师为僧俗二众学员讲课，并率领他们坐禅。但是，由于受姬觉弥的阻挠，且月霞法师及学员不愿意向罗迦陵行跪拜之礼，华严大学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就宣布解散。月霞随即将华严大学迁往杭州海潮寺，1917年又迁往常熟兴福寺。华严大学在沪上虽然存续时间较短，但却是沪上第一所佛教大学，且由于它僧俗兼收，在居士间的影响很大。当然，罗迦陵以及哈同花园里的居士佛教活动，还是一种传统的富有居士的护法做法，它还不是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居士佛教”，甚至罗迦陵的居士身份也遭怀疑，但那毕竟是沪上最早的比较大型的居士佛教活动，并且对沪上居士佛教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
除了早期的宗仰、月霞之外，谛闲、兴慈、太虚、圆瑛等与民国上海居士的关系也都十分密切。谛闲（1858—1932），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浙江黄岩人。早年通医道，20岁到浙江临海白云山依成道剃度出家，24岁受戒于天台山国清寺。从1884年起，谛闲先后到上海龙华寺学教、受记及讲经弘法。1913年，谛闲到上海留云寺住锡，并在寺内创办佛学研究社，且僧俗兼收，对沪上居士有较大影响。1922年起，谛闲又先后到上海净土庵、圆通寺、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等处讲经，主要弘扬天台教法。谛闲在上海拥有众多的弟子，其中著名居士弟子叶恭绰、蒋维乔后来还专门辑有《谛闲大师遗集》行世。兴慈（1881—1950），俗姓陈，法名悟云，别号观月，又号瞻风字，浙江新昌人。家世业儒，敬信三宝，一门八人，先后出家。兴慈于14岁依父在天台山下的下方广寺依其父出家。1918年，他应哈同夫人罗迦陵邀请，到哈同花园讲授《天台四教仪集注》，在沪上影响很大。后来，一个名叫沈映泉的居士为兴慈法师捐建了超尘精舍，请法师讲经说法。但由于四方信众闻风而来者太多，超尘精舍无法容纳，于是在沪上大居士王一亭赞助下，于1924年在上海吉安路购地建起了“法藏寺”，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净土大刹。兴慈法师在上海与沪上的居士们互动频繁，如章太炎、李烈钧、于右任、戴季陶、王一亭、叶恭绰、李本源等都有书法作品留于寺内。后兴慈法师还发起成立了“上海佛教同仁会”，该会联合各慈善团体，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慈善事业。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235—236页；沈去疾：《兴慈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71—273页。太虚（1889—1947），俗姓吕，本名金森，出家后法名唯心，浙江崇德人，即今浙江桐乡人。太虚早年曾在杨仁山的“祗洹精舍”受教，接受了新式佛教教育，此后成为中国佛教改革派的领袖人物。民国期间，太虚与上海居士界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经常来上海讲演佛学，组织和支持佛教团体开展活动。1918年，太虚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1927年，太虚在上海创办“法苑”，力图推行自己的僧伽改革理想。“法苑”地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慕尔名路（今茂名北路）之间，为一幢三层楼房，庄严典雅，深受沪上居士们的喜爱。当年章太炎、丁福保、王一亭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常来此聚会。1947年，太虚病逝于上海玉佛寺。太虚一贯倡导人生佛教、主张“人圆则佛成”，同时太虚还强调信仰佛教不一定要出家做和尚，在家也可以建立佛化家庭，只要能以佛教的道理来改造社会，使人类进步，即是不违背佛教之教诲。太虚的思想对沪上居士佛教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圆瑛（1878—1953），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1896年，圆瑛法师在福建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寺梅峰上人为师，后拜寄禅为师，与太虚是法兄弟。1929年，圆瑛与太虚共同发起中国佛教会，被推选为会长，其办公机关就挂靠在上海居士佛教组织净业社的觉园里。1935年，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创建“园明讲堂”，以之为净土宗道场，从此与沪上居士们进行了密切的互动。民国期间，沪上众多高僧与居士们之间的密切互动，促进了沪上的佛教文化氛围，也给以后沪上居士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印光法师与上海的居士们
民国期间，与沪上居士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近代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与上海居士佛教的深厚法缘主要有三：其一，印光在上海拥有众多的在家居士弟子，其中沪上居士名流大都皈依印光；其二，印光的净土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深深影响了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品格，使上海居士佛教确立了以净土信仰为核心的信仰取向；其三，印光的在家学佛思想与净土资粮伦理成为上海居士佛教及其慈善的核心精神动力来源。
印光（1861—1941），陕西郃阳（今合阳）人，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出家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别署常惭愧僧，后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幼读儒书，且“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真达、妙真、了然、德森等：《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陈海量编：《印光大师永思集》，苏州报国寺弘化社，2008年。光绪七年（1881），印光由西安到终南山，在南五台的莲花洞寺礼道纯和尚出家为僧。此后，印光先后挂单参访过湖北竹溪莲花寺、陕西兴安双溪寺、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北京圆广寺，期间一度在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光绪十九年（1893），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请得《龙藏》，要运回普陀山，需人相助，圆广寺僧众推荐印光给化闻帮忙，因此他随化闻到了南普陀。此后，印光就安单在普陀山法雨寺，并在法雨寺藏经楼阅藏二十五年之久方才出山。
1898年，高鹤年高鹤年，江苏兴化人，近代著名居士佛学家、旅行家、慈善家，也是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居士参访普陀山吊化闻老和尚，在法雨寺与印光谋面长谈，深相默契。此后，高氏多次往普陀山拜见印光，并引荐沪上居士、名流纷纷与印光结识。1912年，高鹤年再次前往普陀山拜见印光法师，临别之际将印光的《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淆论》、《佛教以孝为本》这4篇文章带回上海，并以“释常惭”之名刊登在上海居士创办的佛学刊物《佛学丛报》《佛学丛报》是1912年狄楚青居士、濮一乘居士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佛教期刊，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虽然，高鹤年提及1912年就将印光的四篇文章带到上海，但笔者查阅《佛学丛报》，却发现印光的文章实际上刊发于《佛学丛报》1914年第9期与第10期，其署名除“释常惭”外还用“普陀僧”别名。上，此4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印光的净土思想，因此在上海的居士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14年、1916年徐蔚如居士慕名两访印光法师于普陀山，并将印光的文章与通信以《印光法师信稿》与《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刊印流通于世，于是印光的名字与佛学思想更被上海的居士界所熟悉与推拜。1914年，沪上名流狄楚青居士在普陀山拜见印光法师，并接受印光法师的建议，刊印《拣魔辨异录》一千多册。1916年，沪上工商界名流与慈善家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见印光法师，皈依印光法师。1917年、1918年，沪上的著名居士与编辑家丁福保与印光法师有书信反复往来，讨论编印佛教书籍以及经典的真伪问题。1918年，印光法师在高鹤年的陪同下首次出山来到上海，并经高氏介绍与沪上居士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等晤谈，为之广说孔孟之道与净土因果之理。1919年，经高鹤年介绍，印光法师与沪上著名居士实业家简氏兄弟（简照南、简玉阶）会面，这次会面与随后简氏兄弟捐出自己的私家花园“南园”（后改为“觉园”）作为上海佛教净业社的社址不无关系。自此以后，印光大师常来沪上说法，并与沪上居士名流互动频繁。有关印光法师出山来沪弘法的具体情况，高鹤年居士在其《印光大师苦行略记》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民国七年夏，余赈毕返申。师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约往扬州刻经，以经赀不敷，意在随缘而不募缘，邀余相助。余随至普陀，同师到沪，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师坚不允，云：“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气办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乐，又要化费钱文，消耗光阴。”于是再四思维，觅得最冷落之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费伙食二圆。（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乃兴慈法师之师，余朝天台相识也。）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广谈孔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另有善信多人，欲送香仪礼物，师却之。到扬，寓万寿寺，开示于人，皆言信因果报应、老实念佛而已。余返里扫墓，复回扬城，送师返申。师仍回普陀，余往终南。是时关中大乱，余由秦岭，羊肠鸟道，经汉中，复返泰山度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