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公元599～649年），即唐太宗。祖籍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后世居陕西武功，系高祖李渊次子。隋末佐父起兵反隋，战功卓著。唐统一战争中的各次主要战役，多为他策划、指挥。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继位皇帝。在位期间，以亡隋为鉴，励精图治，用贤纳谏，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军事战略家。
李世民出身于关陇贵族家庭。先人世为武将，幼时曾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他不仅善读《孙子兵法》，而且“尚威武”，“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是一位颇有卓识远见、并且骁悍勇敢的贵族子弟。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十六岁至十九岁，初历戎阵、小试锋芒。二十岁至二十一岁，佐父起兵，创建唐朝。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率军出征，统一中原。二十九岁至五十二岁逝世，运筹帷幄，经略边疆。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出巡边塞，被突厥军包围于雁门。李世民应征入伍，随屯卫将军云定兴赴援。因当时敌军势众，他曾献疑兵之计，说：“虏敢围吾天子者，以无援故也。今宜先后吾军数十里，使其昼见旌旗，夜闻钲鼓，以为大至，则可不击而走之。不然，知我虚实，则胜败未可知也。”云定兴采纳其建议，军至崞县（山西原平），突厥毕始可汗果然解围而去。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受命为太原留守。当时甄翟儿（历山飞）部农民起义军，经常活动于太原地区。李渊率军出击，被起义军包围，李世民率精骑数十，突入重围，救出李渊，复乘势奋击，大败起义军。李世民开始显露出其机智勇敢的军事才华。
李世民虽然镇压了甄翟儿部起义军，但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遏。李渊及李世民等有识之士，均已看出隋运将终。遂交结豪杰，网罗人才，暗作反隋准备。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突厥侵犯马邑（山西朔县），隋将拒战不利。李渊身为太原主帅，深恐为此获罪，李世民乃乘机协助其父策划了“晋阳起兵”，北和突厥，巩固后方；东和瓦岗，借为屏障；并出击西河（山西临汾北），以树声威，开仓济民，扩大影响。于是从者日众，兵力剧增。遂建大将军府，李渊自为大将军，以长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各辖三统军。当年七月间，李渊率军三万，由太原沿汾水南下，进军关中。当军至贾胡堡（山西霍县西北）时，连日阴雨，军中乏粮，又得知隋将宋老生已率军两万扼守霍邑（山西霍县）。屈突通率军一万守河东（山西永济西）。并传闻刘武周将袭太原。裴寂等认为前有阻兵，后有被袭可能，虽联合瓦岗李密，但并不可靠，于是建议撤回太原。李渊同意退军。李世民极力反对，他说：“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人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并进一步分析利害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五日”。经他苦谏，李渊终于改变决心，继续前进。在霍邑大败隋军，俘宋老生及所部数万人。霍邑之役，是李渊成败的关键之战。如稍一迟疑，则将失去乘虚战机。这次的胜利，既补充了军力，又振奋了军心，也挫丧了隋军士气，为尔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宋人评论说：“霍邑之战，唐事几败而成，太宗由此始定霸业。”
霍邑获胜后，李军乘势直下临汾、绛郡（山西新绛）、龙门（山西河津），包围了河东。由于屈突通据城固守，久攻不下乙李世民认为“兵贵神速”，应乘虚从速入关，不能坐顿坚城，徒耗日月。李渊乃留一部兵力围城，率主力西渡黄河，命李世民经略渭北。李世民军到之处，隋军皆降，又收编当地农民起义部队，不久就号称“胜兵九万”，屯于洛阳，与李建成军东西相对，对长安形成钳形合围。此时，李渊原在关中的贵族及当地豪强，也均率部响应，并由李世民指挥。十一月初九攻占长安，次年，李渊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以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
在创建唐王朝的战争中，李世民虽立有大功，但仍位为部将，在李渊直接领导下执行作战任务。唐王朝建立之后，天子不便亲征，太子建成也需在京城襄理军国政事。李世民遂以军事统帅的身分，指挥唐军主力，担负起统一中原的主要作战任务，共领导了四次战略性战役。
薛举集团盘踞陇右（甘肃兰州、天水一带）地区，自称秦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李渊称帝不久，薛举就率军进攻泾州（甘肃泾川）。李世民率军拒之于高土庶（陕西长武北）因恃众轻敌，在浅水原被薛军。李世民返长安休整。适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屯军折土庶（甘肃泾川东北）。当年冬，李世民再度率军击薛仁杲，双方对峙于高土庶。李世民接受失败的教训，决定改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薛军大将宗罗喉多次挑战，李世民均坚壁不出。相持六十余日。薛军粮尽，其将梁胡郎来降。李世民认为战机已到。命梁实设阵浅水原以诱薛军。宗罗喉果然尽力来攻。梁实扼险固守，急切难下。李世民见薛军已疲，又派庞玉在浅水原南布阵，宗罗喉掉头来攻，李世民自率主力自浅水原北侧击薛军，形成前后夹击，薛军大败溃逃。李世民认为“破竹之势，不可失”率军急追，包围了折土庶。最后薛仁杲被迫投降。
战后，诸将以为李世民舍掉步兵，又无攻城工具，能一战而胜，表示惊异，世民说：“罗喉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杲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土庶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浅水原之役是李世民所指挥的一个杰出战役，先疲后打，后发制人是其特点，在作战指导上制造敌人暴露翼侧作为突击点。敌既败之后，又以精骑猛追，使敌无喘息机会。无组织抵抗能力，这样出色的指导，是建立在深刻分析敌情和正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的。先疲后打的方针，是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体现，李世民通过这次战役，指挥才能进一步得到锻炼。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马邑刘武周在突厥唆使下向唐发动进攻，袭取了榆次（山西榆次）。此时，易州（河北易县）宋金刚被窦建德起义军击败，投附刘武周，武周令金刚攻取太原，唐军连连失败，晋州（山西临汾）以北，除汾州（山西汾阳）外，全落入刘军之手。河东形势紧张，关中震动，唐朝在决策上有所争论。李渊认为“贼势为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李世民反对其父的消极决策，认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请求自率兵去讨平刘武周，恢复河东。
李世民在十一月利用坚冰，自龙门渡河，屯军柏壁（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军主力对峙，秣兵休马，坚壁不战。十二月，李世民派军邀击宋军于美良川（山西夏县北），不久，又亲率轻骑，间道夜趋安邑，全歼该地宋军。唐军士气甚振，诸将请求李世民出战，李世民认为时机不到，分析情况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依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次年一月，唐军击降王行本；又派军击败刘军于汾州地区，进至石州（山西离石），战略形势转为对唐军有利。四月，宋军粮尽，被迫北逃。李世民军乘势追击，紧追不舍。一昼夜行二百里，大小数十战。进至高壁岭（山西离石南）时，刘弘基执辔劝谏世民说：“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李世民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不听劝阻，继续追击，追及宋金刚于雀鼠谷（山西介休西南），一日八战皆胜，俘斩宋军数万人。时李世民已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以后，又追歼宋军残部于介休，宋将尉迟敬德等降，刘武周、宋金刚逃向突厥，河东遂平。
柏壁之役，李世民再次采用后发制人，先疲后打的作战指导，取得胜利。其在追击时的不畏难险，不惧疲劳饥饿的穷追猛打的战斗精神，在历代战例中，也不多见，给后人以极有益的启发。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军东进，包围了洛阳。洛阳守将为王世充，此时已废杨侗自称郑帝。被围后，派人向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夏王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恐王世充灭后唐将攻己。遂一面出兵赴援，一面派人劝说李世民解围。李世民军久攻不下，士气不高，将士疲惫思归，李渊也有休兵之意。但李世民认为“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不同意撤军，并宣布“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以示决心。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西救洛阳，屯军在成皋西源，唐军在坚城不下、强敌骤至的情况下，内部有两种不同主张：一是主张围攻洛阳，据险以阻窦军，相机击破，可以一举两克；一是认为有腹背受敌危险，主张退据新安，暂取守势。李世民同意前一意见，不同意后一种意见，并进一步分析情况说：“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窦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
世民决心既定，使李元吉率军主力续围洛阳，李世民率精兵三千五百人，东趋虎牢。世民常逼近窦军，亲侦情况，并常以小部队，袭扰窦军。窦军阻于虎牢，月余不得进，数战不利，将士思归。唐军又袭其粮运，俘其大将张青特，士气更为低落。李世民得谍者报告窦军将乘唐军马草用尽，到河北牧马之际，袭击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率一部兵力，北渡黄河，察敌形势，留马千匹，牧于河边，以诱窦军。窦建德果然尽出其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黄河，南至鹊山，正面宽约二十里，有一举而攻下虎牢之势。唐将有的怯战，李世民分析形势说：窦军“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渡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
果然，窦军列阵，自晨至午，士卒疲乏，多坐于地上，并争饮水，队伍混乱。李世民令宇文士及率轻骑三百由北向南驰行，并预示他如敌阵严整不动，即行回军，如阵势动摇，即乘势冲击。宇文部行动后，窦军阵势动摇，唐军放牧的马也恰好回营，唐军遂全军冲击，李世民亲率精锐直冲窦军大营，窦建德正在朝会，仓促应战，遂大溃败，唐军追击三十里，俘窦建德及其将兵五万人。唐军回师洛阳后，以窦建德示王世充，王不得已请降。李世民一举两捷，虎牢一战而平定夏、郑两国。这次战役的胜利，在于李世民审时度势坚持既定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在战役指导上除仍采先疲后打的办法外，又有试阵方法察敌虚实，且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中央突击窦军心脏的战法，都是很出色的。
窦建德被俘后为李渊杀害，激起其旧部刘黑闼等再度举义反唐。先后击败唐将李神通、李世绩，俘薛万均、李玄通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又恢复了窦建德故地，以漓州（河北永年东南）为都，自称汉东王。李世民率军进击刘黑闼。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三月，在进行了短期的、互有胜负的一系列战斗后，双方对峙于沼水两岸。李世民仍采用后发制人的方针，主力坚壁不战，而派遣部分兵力断绝刘军粮道。他判断刘军在粮尽后必来决战，派人在沼水上游筑堰，准备在刘军渡河时放水。相持六十余日后，刘黑闼因缺粮被迫南渡沼水强攻唐军。当渡河时，唐军决堰并进行反击，刘军大败，“斩首万余人，溺死数千人”。刘黑闼率残部北逃突厥，河北平定。
当年秋，刘黑闼再次进军河北，为李建成歼灭。江汉地区的萧铣集团和江淮地区的辅公柘起义军，也先后为李世民等平定，其余较小割据势力纷纷降唐。唐的统一全国战争，基本上胜利结束。从战争整个过程看，主要的几支反唐武装力量，都是在李世民领导的四次战略性战役中被消灭的。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世民在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支持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李渊被迫“处之元良（太子），委之国事”。八月间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李渊退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李渊在位期间，李世民一贯亲自统军，东征西讨，冲锋陷阵。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其军事活动发生了变化，从直接指挥作战转为运筹帷幄、对战争进行战略指导。
突厥是北方强大的民族。隋末，全国分裂，突厥利用形势，时有内犯，使北方各割据势力多向其臣服。唐朝建国后，突厥进犯不断，李世民即位后，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十万，直抵长安附近，京城戒严，李世民因国内尚需巩固，除严阵以待外，以大量财物赂之求和，在渭水便桥，与之订盟，突厥退军。以后，突厥连年灾荒，牲畜大量死亡，人民逃离；该地的汉族人民，也到处聚结，保据山险。因而突厥内部分崩离析，趋于衰败。李世民遂派李靖、李绩以大军出击，突厥全面崩溃，颉利可汗被俘。突厥亡后，一部北逃，往依薛延陀，一部西逃，进入中亚，向南逃归附唐朝的约十万人。李世民采用羁縻政策，保全突厥部落组织，不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安置在河套一带，仍从事游牧生活。同时，还选择突厥贵族任官，优待颉利可汗。李世民对突厥的这些政策，增加了沿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请求臣服，共尊李世民为“天可汗”。此后，又相继灭掉薛延陀，击降吐谷浑，平定高昌，战败龟兹。唐在归附的民族地区设羁縻州、府，各由其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这一措施，使唐的边境更加巩固。又执行和亲政策，屡以宗室公主嫁与少数民族首领，这是羁縻政策的另一种形式，有利于文化、经济的交流和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其中，以文成公主出嫁吐藩王松赞干布，影响深远，及于现代。
贞德末年，李世民曾利用高丽内讧机会，发动征高丽战争，并亲自带军出征，原拟速战速决，终以高丽军民抵抗，数月之久，天寒粮尽，被迫回军，唐军颇有损失。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大置舟舰，准备发兵三十万，再征高丽，未及出兵，而李世民于次年病死。对高丽的战争，是李世民晚年的一次错误军事行动。当时房玄龄曾评之为“所存者小，所损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