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本姓林，字卓吾，是中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当时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海上“丝绸之路”源头的美称。这种商品经济的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渝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1580）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
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
“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他曾自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进而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
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自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玄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操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人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猖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中国明末的一个特殊人物。
作为狂禅教主，他的理论非圣非法，喝佛骂祖，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才高气傲之士屈死在统治阶级的樊笼中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位。
李贽的悲剧，正是晚明文人的悲剧，亦是儒学发展到末期时的民族悲剧。他对于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在那个时代，只能得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七十老翁何所求？
”他的理想最终结束于他自己的激情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