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解放的圣雄、国父甘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权威的领导者，是与“不合作运动”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公开发誓说：“我活着是为了印度的自由，也愿为印度的自由而死。”正是由于他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甘地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国父”。
西涉英国，远走南非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2月2日生于卡释瓦半岛的波尔朋多小土邦里。
印度的风俗是早婚，甘地13岁时便结婚了。他的妻子卡斯都蓓还只有10岁。甘地征得太太的同意，从1900年起就断绝房事，并于1906年发誓完全禁欲。
甘地18岁时大学毕业，他决心到英国去学习法律。
甘地在1888年9月到达伦敦，开始学习英国人的处世哲学，练习交际舞，还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但他书读得不多，这期间他主要体验英国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价值观。
1891年，甘地取得律师资格后回到了印度，在孟买挂牌做律师。但他在这里的事业并不顺利，1893年他来到了南非。
在南非的印度侨民很多，他的律师生意很好，不知不觉地成了印度侨民的领袖。因为种族和肤色的偏见，印度侨民受到英国统治者的虐待，就连甘地自己也受英国人的歧视。他向南非总督提出抗议，要求改善印度侨民的待遇，但是毫无结果。
他在南非已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可是，当他读了俄国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便丢弃了那种商业性的职业，信了非暴力主义，而创办了一个以奉行清贫、非暴力和简朴等信条为宗旨的新村。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一位好友将他一千一百英亩的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农场中住进了70多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参加劳动，6月，农场内又创办了一所学校，上午劳动，下午上课。甘地亲自担任教师，教授宗教课。
1910年，甘地停止律师业务，一心为印侨服务。同时，甘地刻苦研究古代印度的教义，他创办了《印度意》报，并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印度独立》。
这时指纹登记的法令颁布了。甘地在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要求全体印侨拒绝登记，宁可入狱也绝不屈服，实行非暴力抵抗，以表现印度人的自尊心。经过甘地的鼓励和领导，许多人始终不屈进行斗争，并且得到各方援助，最终使南非政府不得不将法令取消。这次斗争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性质的抵抗运动，反映了他坚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目标，也正是这次斗争，使他的名声传遍印度。
确立领导地位，坚持不屈斗争
1915年1月9日，甘地自南非经伦敦抵达孟买后，于1915年5月25日在古吉拉特邦靠近阿默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科奇拉布创立了一所非暴力抵抗学校，以此作为在印度培养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其间，甘地到各地游历和做社会调查，观察印度各方面情况。他在详细考察了农民遭受苛刻的压榨状况后，四处奔走，甚至促使袒护农场主的税收员和警察来保护农民利益，这便是甘地所领导的不服从运动在印度的第一次实践。他发起了土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族意识，并且将他们带向了以国大党为中心的民族运动。
甘地在他的游历和调查中同国大党接近，并很快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1915年，穆斯林联盟与甘地为首的国大党共同起草了印度改革纲领，并于1916年由两党几乎同时在勒克瑙举行的年会上通过。其中提出了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争取印度自治的口号。
在俄国10月革命影响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919年11月23日，甘地参加在德里召开的第一次全印基拉法会议。在会上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1920年6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基拉法委员会按他设计的不合作方案，决定从8月1日起实行不合作运动。这时，甘地开始把基拉法问题和旁遮普问题联系起来，作为开展不合作运动的两个理由，要求国大党也考虑开展不合作运动。
在国大党特别会议召开以前，甘地的不合作思想遭到相当大的阻力。然而，由于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国大党接受了“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并在同年12月的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上通过了甘地主持起草的国大党新党章，这就给以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甘地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1920年8月1日，甘地发起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1年11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授权各省自主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把不合作运动推向前一步。12月国大党年会又授权甘地为领导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唯一执行权威。甘地决定以巴尔多利为试点，开展以拒绝纳税为主要内容的不服从运动，准备工作已取得相当进展。然而当1922年2月8日甘地得知在乔里一乔拉发生暴力事件后，就断然决定在巴尔多利处并在全印度停止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样，甘地奋力争取实现不合作的第一次实践，被他自己中途扼杀。运动既被制止，群众甚为不满，殖民当局认为逮捕甘地时机成熟，于是在1922年3月10日将甘地逮捕，并判6年监禁。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印度，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再度高涨。1930年1月26日，国大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印度必须和英国断绝关系，获得完全的独立。”1930年初，甘地向英国总督提出建议，要求殖民政府减低地租，取消盐税，撤销暗探局，释放政治犯。然而总督对甘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为了表示抗议，甘地于同年3月12日进行了一次“食盐进军”。同年5月，英国殖民当局下令取缔“不合作运动”，宣布国大党为非法，把甘地等逮捕入狱。1931年，甘地被释放。同年3月英国总督欧文和甘地在德里签署了协定，国大党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殖民政府则保证停止镇压，释放全部政治犯，国大党被重新宣布为合法。第二次公民不服从运动因德里协定的签订处于低潮。1932年至1934年间，甘地为了反对贱民单独选举和支持哈里真事业而两次绝食。
1934年10月，甘地宣布退出国大党后，更加集中精力从事废除不可接触制和促进印度教徒同穆斯林的团结。
1941年12月，甘地正式发表了他的建设性纲领。1942年发动了要求英国从印度撤退的运动。
精神领袖，政治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甘地曾被两次恢复执掌国大党领导权。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印度为交战国，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到普遍反对。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战。然而甘地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主义的考虑，他同情英国和法国。这也是甘地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态度。总之，甘地坚持非暴力，这与国大党领导机构急于想和英国妥协有条件支持战争的政策相抵触。于是，国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与它的领袖决裂--免掉甘地职务。然而英国方面却无视国大党建议合作所要求的基本条件，这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失望之余，它便又转向甘地，请他重掌国大党的领导权。
1941年秋，形势的发展使本来就未消除的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分歧重新突出并逐渐激化。一方面，以往被捕的国大党人在释放后在党内逐步形成一股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甘地的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掌各省的行政权；另一方面，英国预料到日本即将参战，为拉拢国大党而释放了参加运动的所有国大党人。但是甘地寸步不让，认为“放弃不合作运动是愚蠢的”。亚洲战局的巨变，英国又一次令国大党失望，英方的所谓“克里浦斯方案”不仅没有新的内容，而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国大党极不赞同的条款。英国与国大党之间的裂隙和矛盾却缓和了国大党领导机构与甘地的政见分歧。他们再次转向甘地，请他领导国大党运动。
1942年8月，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一起成了英国殖民的阶下囚，二战前期的国大党运动从此暂告结束。
国大党与甘地分分合合的关系表明了甘地在国大党中的独特地他既是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又是国大党的政治工具。
殉身事业，英魂永存
由于甘地反对教派冲突，主张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引起印度教的狂热分子对他的仇恨。
1948年1月13日至18日，甘地最后一次绝食也是一生中第18次绝食。18日，德里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三派领袖联合宣言，保证做到甘地绝食时提出的要求，各派间和睦相处，甘地才停止绝食。1月29日晚上，他亲笔起草了自己的遗嘱--国大党的新党章。30日下午5点10分，甘地从居室旁门向祈祷场的草坪走去，途中有一印度教徒戈德斯向甘地连发三枪，甘地中枪倒在草地上。
甘地是印度杰出的民族主义领袖，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印度各阶层人民汇集到反英斗争的洪流中，培育了整整一代人献身独立事业的民族精神，对印度最终取得独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数十年不息奋斗，置生死于度外，这种崇高的精神是可敬可佩的。印度的独立是与甘地这一光辉的名字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