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已应教育部之聘，即将前往北平接办(日伪的)北平艺专。余决意将该校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并已约叶浅予、庞薰琹、李桦诸先生来校任教。至于教务主任一职，非弟莫属。务希允就，千祈勿却，至盼！”
徐悲鸿的艺术思想更明确的站在进步艺术的一边了。他提名的这几位先生，也是当时就知名的进步画家，他决意要办一所左的学校，我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忍负徐悲鸿更有远虑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写了复信，交即将回南京的李宗津托他面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举。1946年7月末，徐悲鸿约同在大后方所拟聘的一些青年画家经上海取海道北上，到达北平已是8月初了。当然先期到北平的国民派反动派早已安排好控制北平艺专的阵势(即训导处和三青团)，就看这批以徐大师为首的“离经叛道”艺术家是否能在他们手掌心中就范。情势如此，徐悲鸿必须在实现他理想的阵地上取得优势。他首先对原有敌伪时期的学生中，凡学业优良的，因思想进步而被训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其学籍。再则将原有的教员中，凡落水失节者，一律停聘。在这些问题上徐悲鸿是立场坚定的，有一些人反复托情关说，徐悲鸿拒之再三；无奈时，也观其才学批准二、三名不占名额的兼任教员。当时有某“教授”，在法国留学过，而术业无成，但他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的成员，恃有靠山，多次找徐悲鸿，强词夺理，非要当一席“教授”，徐悲鸿坚持不同意，他竟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并不被他吓倒，说这是既无才又无学，靠反动特务组织吃饭的“党棍子”，决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终未得逞。
当我们刚到北平时，就了解到反动派正在策划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会”，于是我们按照在上海的经验即时成立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也和上海一样，是同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我们的计划向徐悲鸿先生谈了，他立刻同意，并答应任名誉会长。协会在解放前借人家的报纸办了自己的期刊，徐悲鸿挥笔草就“论战”文稿。举办画展，都得到徐悲鸿的支持。到接近解放，“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内部成员后来也有所分化，我们就在1948年12月7日另外组织了“一二·七艺术学会”(这是部分进步成员，包括美术以外的音乐、舞蹈等)，在徐悲鸿的直接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而且一直到解放，还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在《进步日报》继续办了一年副刊《进步艺术》。
当我们进入北平艺专之初，训导处一伙就感到徐悲鸿是不容易推拉倒的。1946年12月，他们借助学金分配问题，鼓动三青团的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后来训导处的国民党极端反动分子，又勾结一些人联名诬告徐悲鸿任用吴作人为首的民盟危险分子集团，并扬言撤查(当时民盟是在被取缔之列的，况且我当时也未参加任何组织)。
恰在1947年初，我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安排我到英国作为期3个月的考查访问。我即向徐悲鸿征求意见。鉴于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为了保护我，毅然劝我出国访问，他说：“你出国一下，可以姑避其锋，我在这里比你安全些。李宗仁是我多年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识，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过去蒋介石不敢杀害蔡元培，而杀害了杨杏佛，亦是此理。你去吧！你到英国之后再转回来。你有3件事替学校办一下：一、在国外给艺专图书馆买一些美术图书及画册；二、邀请在巴黎久居的滑田友回国任教；三、就是到卢弗尔宫临摹德拉克罗瓦画的《但丁游地府》。另外在你回国路过香港时，专程访问一下我的朋友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把我寄存在那里的《八十七神仙卷》带回来。”
1948年1月，我返回艺专。徐悲鸿向我扼要地讲述了过去一年里在北平艺专发生的种种艺术思想方面的、政治压力方面的斗争。他巍然屹立，顶住反动派的阴谋、诬蔑、上告等等，他据理力争，保护了被反动派迫害的师生。继上一年的《国画论战》之后，徐悲鸿亲自主持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美术联合展览会”，就是由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时轰动了北平社会。徐悲鸿收集了反动派的黑文字罪证，累牍盈尺，呈交给来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即闻名的诗人艾青，党对徐悲鸿在北平与反动派短兵相接的斗争是很了解的。
徐悲鸿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建树，一贯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苦，坚决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特别在反动派威逼利诱下，他冷然对之以浩然正气，不为所动，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怀念及此，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坚持大会执行主席工作，又参加外事活动，以他多病之身，终以脑溢血不治逝世！他终年仅58岁。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在祖国的艺术事业上有着杰出建树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学校的教育在他们前面劝勉，法律的禁令在他们后面防范，这样，即使是具有丹朱那样性情的人，也是可以通过勉励使他向善的。
回忆梁宗岱
罗大冈
如果我记忆正确，梁宗岱先生(1903-1983)翻译法国诗人梵乐希(瓦雷里)的《水仙辞》，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那年，我还是个高中学生。《水仙辞》原诗高洁的意境，梁先生译笔的华丽，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的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
梁译《水仙辞》的发表，不但对于像我那样一个普通中学生曾经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在当时中国文艺界也是一件引起广泛注意的事，从此，梁宗岱的名字渐渐地为国内爱好外国文学的青年们所企慕。
1932年我第一次和梁宗岱先生晤面。那时，他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教授，虽然年龄还只有二十九岁，而我已经二十三岁，却只是中法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准备写毕业论文，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我很想拜访一次着名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先生，向他请教。于是就请我的朋友卞之琳做介绍人。卞当时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可能旁听过梁教授的课，所以认得他。梁教授同意接见我，到约定的日子，卞之琳领着我这个土头土脑寒伧胆怯的学生去拜访梁教授。
记得那时梁宗岱先生住在胡适家中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他一人住一间宽大的花厅。好像把原来的隔墙拆除了，用苇席隔成若干小间，包括梁教授的书室，卧室，餐室，会客室等。我和卞之琳在会客室里坐了一阵子，等候梁教授从外边回来。不多久，从院子进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青年人。卞之琳站起来介绍：“这位是梁教授；这是罗大冈……”我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正襟危坐，恭听梁教授的教言。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问我：“你们中法大学的女生谁最漂亮？”我不觉为之一愣，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上来。这时梁教授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气，也就不坚持非要我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明白了，风流倜傥的梁教授要考验我，看我的反应是否灵敏，心情是否开朗，配不配研究法国文学。很显然，他对于我愚钝神态大为失望，断定我不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好材料。所以关于我写什么毕业论文的问题，他已经不感兴趣，随便谈了几句别的事。最后他嘱咐我要认真地听中法大学一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女博士的讲课。这位女教授据说是专精法国现代文学的，让我去听她的课。对于我写论文有好处。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我就站起来告辞。
自从那次晤面之后，几乎有五十年之久，我没有再见到梁宗岱先生，没有通信，没有任何联系，既无工作上的关系，也无私人往还。
1978年11月，在广州召开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到会的各地代表有二百人左右，梁宗岱先生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我从北京到达广州，向大会报到那天晚上，听到梁宗岱先生就住在同一个宾馆，就和二三人熟人，到梁先生房间里去拜访他。他已经上床休息了，听见有人去看他，他和我们招呼了一下，没有下床，似乎很疲乏，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匆匆退出来了。如果不是事先了解情况，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位躺在床上的白发老人，就是我在1932年见到的翩翩年少，风流倜傥的梁宗岱。当然，我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已经成了龙钟老汉。难怪梁先生和我相见时根本想不起来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是罗大冈，中法大学的学生，梁先生记得吗？”他面部毫无表情。很显然，在他脑子里，连我姓名也没有留下丝毫影子。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这也说明，虽然梁先生是我的同行和前辈，我是晚辈，可是我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交往关系。
在那次会上，他和我分在同一个小组，常有见面的机会。在闲谈时，他告诉我们，最近若干年来，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酿造药酒的工作上。这是一种梁氏祖传的秘方，效果非凡，可治百病。将来出名之后，必将震惊世界，他的目的在于济世，丝毫没有沽名牟利的意图，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他的。如果不出于崇高的动机，他完全有条件度清闲舒适的暮年，没有必要倾家荡产，整天为他的药酒操心。
大会结束，大家分手时，梁先生向几个熟友，每人赠送梁氏药酒一瓶，我也得到一瓶。从广州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受了风寒，身体不适，于是打开梁先生的秘制药酒来喝。火车还没进入河北省界，那瓶已被喝干了，虽然我在平时是没有喝酒习惯的。
1979年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听说梁宗岱先生也来开会了。但是没有机会碰见他。
以上就是我和梁宗岱先生全部交往过程。舍此而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他毕生的经历和事业我一无所知。但是我一向佩服他的文采和才华。听说他写过许多旧体诗，我没有见过。他的法国语言文学的造诣是很高的。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法国留学时，曾经读到梁先生和法国作家若望·普来伏斯特(1901-1944)合译的陶渊明诗选，精装一大册，有法国诗人瓦雷里(即《水仙辞》的作者梵乐希)的序言。这部法译陶诗，是我见到过的法译中国古诗中，质量比较好的。1981年冬我在巴黎访问了罗曼·罗兰夫人。罗兰夫人拿出她整理好的一大捆中国青年在数十年中给罗曼·罗兰写的信给我看。在那些信中，我发现了几封是梁宗岱先生手写的信。他的法文写得也比一般中国人来信的法文水平似乎高明一些。瓦雷里在梁译陶诗的序言中，也提到梁宗岱的法语说得比较精练。这都说川梁先生在外语方面的才能。
前两年，北京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问起梁宗岱译的法国十六世纪着名思想家散文家蒙田的随笔选。他说译得很好，可惜选得太少。我说我很惭愧，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译界情况所知甚少，没有看到梁译蒙田随笔选，但是，由此可见梁宗岱选择法国作家是很有眼力，很有学问的，而时下许多人，争先恐后抢译外国时髦作家，置古典作家于不顾，即使这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而中国没有人介绍过。
可惜梁宗岱先生未能将毕生精力集中在文艺工作，包括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上，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定更大。
1983年梁宗岱逝世后，他的忠心耿耿的夫人甘少苏女士，到处搜集资料，准备给梁先生写传记，一再来信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梁先生的回忆。我对梁先生所知甚少，本来是没有条件写回忆的。但是梁夫人的一片热忱感动了我，我勉强写了一点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加修饰，不讲求文采，聊供梁夫人参考，略表我对于一位同行的老前辈的尊敬之意。
1984年12月22日于北京
认真地办好学校的教育，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育他们，那么胡须头发花白的人就不会背着顶着东西走在道路上了。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
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