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3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于3月4日乘“横槟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7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笈,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8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明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若干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3月27日抵镇南关,袁已于5日前宣布撤消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二处演讲,及至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38小时矣!4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2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
“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
“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做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1922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映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幅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10年浩劫。
1925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死入生,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20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枭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钅分,1915年1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3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1925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的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岫册中找出的。
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惟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
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惟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
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劢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1926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
“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
教化,好像秋云一样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静云一样温和,能浸及人的身体;好像皓月一样寂静深邃,激动着人的怨思;好像流水一样平静,使人思念它,令人神往。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距今29年前,我17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起,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服。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