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变了，他常常主动与冷月说话，在她脸色格外苍白时为她打来热水；在她偶尔唱一支歌时为她热烈鼓掌；还有一次，听说她生日，他买来贺卡，动员全班同学在卡上签名。大家纷纷议论，相互挤眉弄眼说他是冷月最忠实的骑士，冷月得知后躲着他。可他一如既往，缄口为贵，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一点风声，因为那消息若是传到冷月耳里，准是杀伤力很强的一把利刃。
这期间，冷月高烧过几次，忽而住院，忽而来学校，但她的座位始终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大家渐渐已习惯了他对冷月异乎寻常的关切以及温情。
直到有一天，奇迹发生了。冷月体内的癌细胞突然找不到了，医生给她新开了痊愈的诊断，说是高烧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会杀伤癌细胞，这种概率也许是十万分之一，纯属奇迹。这时，冷月才知道发生的一切，才知道邻桌的他竟是她主治医生的儿子。
冷月给男生写了一张纸条，只有六个字：谢谢你的沉默。男生没有回条子，他想起了以前那件小事上她的沉默……他和冷月之间的沉默是一种彼此的尊重和关爱。这份关爱无需言语，因为其中已经装满了他们对彼此的理解。
一杯暖暖的冰红茶
寥孟秋
在我家旁边新开了一家海鲜自助餐厅，朋友邀请我和妻子一起去品尝。
这家餐厅地点适中，停车位宽敞，装潢气派，菜的味道也相当不错，大家都深深感到来对了地方。
没有多久，我的手机响了。原来，我担任顾问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有急事找我，因他也在附近，就请他前来分享。
不久他来了，他一坐下，服务小姐立刻走过来，拿起账单说：“现在是五位，多了一位。”新来的朋友立刻说：“不必了，我已用过餐，跟寥教授聊一会儿就走。”
小姐听了，立刻收起笑脸，告诉他：“那你不能吃喔，只要吃一点点，我们马上算你一份。”然后扭头就走。
我这位朋友非常尴尬，倒是做东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吃吧，吃吧，算在我的账上。”
小姐的言语举止，严重破坏了原来美好的气氛，坐不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事隔数月，我再没有去过这家餐厅，今后也没有再光临的打算。
两个月前，我有事赴美，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稍作停留，在那里留学的儿子带我与妻子到一家自助餐厅用餐。
坐定不久，儿子的同学从窗外走过，看见我们，就走进来打个招呼。他告诉服务小姐已用过餐，小姐微微一笑，片刻后就送来一杯冰红茶给他，这让我们很感动，霎时觉得这间不大的餐厅里充满了浓浓的亲情。我相信这位同学一定会成为这家餐厅最忠实的顾客。
回国许久，我还在不断地品味那一小杯冰红茶飘来的温情。其实，我们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小善举，往往会让他人感动不已，甚至铭记终生。
两个相同的餐厅却有两种不同的服务态度，一个让人尴尬不已，一个让人温暖无限。生活中多一分理解和关爱，你会收获同样的回报和感动。
半截铅笔
叶丹
2003年7月，我本科毕业了。市里刚好举行国家公务员考试，我去了。第一场考试刷下了一半的人，我很幸运地过了关。接下来的那场考试还是笔试，考的是“专业知识和公共道德”。
进入考场没多久，监考老师突然大声说道：“各位同志，你们有谁多带了2B铅笔吗？请借一支给这位同志用一下。”我抬头看了一下，那是一个中年人，两鬓已经微白，皮肤黝黑粗糙，正在焦急地环顾着整个考场，盼望着哪位好心人伸一下援手，但是没有一个人答话。监考老师第二次询问：“各位，发扬一下爱心，借支铅笔给这位同志吧！”沉默的教室里，寂静无声。监考老师第三遍询问过后，我急了，虽然我只带了一枝铅笔，但我实在受不了中年人那种渴望的目光在我身上掠过的感觉，于是我举起了手，然后用力折断那支唯一的铅笔，把其中的半截递给了中年人。
考试结束后，我在楼道碰到一位同样来参加考试的同学，相互询问考得怎样，都回答说题目挺简单，考得挺好的。其间，我提到刚才考场里那个中年人借铅笔的事，谁知那同学竟然瞪大了眼说，他们那个考场也有个借铅笔的，但没人借给他。
到了公布面试人员名单时，一千多人竟然又刷下来九百多个，只剩下四十多人。这份面试名单中，有我，但没有我的那个同学。主持面试的考官让我大吃一惊，竟然就是考场上向我借铅笔的那个中年人，而他正微笑地看看我，亲切地对我说：“小姑娘，还记得那半截铅笔吗？”
原来，那些借铅笔的人就是市招录办的工作人员；而第二场考试真正考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奉献精神和博爱精神，一种真正的公共道德。
因为半截铅笔，在2004年春天，我正式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
博爱和道德不只是用来作宣扬的，它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让人们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它们的真正价值。
背上一百斤爱上路
感动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每年春节前都要出一趟远门，他要给居住在百里之外的奶奶送米、送面。那时候家里没有车马，父亲就头一天称好50斤大米、50斤面粉，分装在两个布袋里，缚在一根扁担两头，然后第二天早晨鸡还没叫就启程。
父亲每次回来，我都问：“爸，你要走多久才能到奶奶家呀？”父亲说：“太阳还没落山就到了。”我又问：“担子那么重，你哪儿来的力气呢？”父亲就笑着说：“想着你奶奶在盼着我，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就忘记了肩上的担子。”每次听完后，我总感觉不可思议。
2003年，我从黑龙江坐火车回千里之外的吉林老家过年，上车前，一个朋友送了一袋大米到哈尔滨火车站。
这趟车晚点了近两个小时，我下车时已是半夜12时20分，父母根本想不到我会坐这么晚的车回来。
这是除夕的前夜，车站外没有一个人，我站在寒风中，想着父母此时一定在想念着他们的儿子，就一口气背起那袋大米，迈开健步奔向四公里之外的家。不知为什么，那天夜里，我腿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浑然不觉肩上的负担，不久，家门就在眼前了。
推开家门那一刻，我听到那座老式挂钟突然敲响。
第二天，父亲称了称那袋大米，足足有100斤呢！对于一个没干过力气活的书生，背着100斤大米用40分钟走了四公里路，这让干了一辈子庄稼活的父亲惊讶不已。
父亲笑着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力气呢？”听了这句话，忽然想到这是我儿时问过父亲的那句话，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亲人的期盼，会把一切负担变成爱，背着100斤爱上路，谁还会感觉到累呢？
有亲人的爱装在心里，有亲人的期盼在前方，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住与亲人团聚的渴望。
路瑟
魏知
那个年代的留美学生，暑假打工是唯一能延续求学生涯的办法。
仗着身强体壮，那个暑假我找了份高薪的伐木工作。在科罗拉多州，工头替我安排了一个伙伴——一个壮硕的老黑人，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大伙儿叫他路瑟。他从不叫我名字，整个夏天，在他那厚唇间，我的名字成了“我的孩子”。
一开始我有些怕他，在无奈下接近了他，却发现在那黝黑的皮肤下，有着一颗温柔而包容的心。
一天早晨，我的额头被撞了个大包，中午时，大拇指又被工具砸伤了，然而在午后的烈日下，仍要挥汗砍伐树枝。他走近我身边，我摇头抱怨：“真是倒霉又痛苦的一天。”他温柔地指了指太阳：“别怕，孩子。再痛苦的一天，那玩意儿总有下山的那一刻。”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不是每个人遇事都能这么达观、明白的，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还有一次，两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眼看卷起袖子就要挥拳了，他走过去，在每人耳边喃喃地轻声说了句话，两人便分开了，不久便握了手。我问他施了什么“咒语”，他说：“我只是告诉他俩，‘你们正好都站在地狱的边缘，快退后一步。”’
午餐时，他总爱夹条长长的面包走过来，叫我掰一段。有一次我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谢，他耸耸肩笑道：“他们把面包做成长长的一条，我想应该是为了方便与人分享吧。”从此，我常在午餐中，掰一段他长长的面包，填饱了肚子，也温暖了心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