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洋人告诉我，外国的基督教徒都为清军胜利镇压太平军而高兴。但我从一些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上看到，那些编辑们好像为一些长毛军所遭受的处罚难过得要死。我还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外国人聚居区，都有人因我在苏州对太平军各王所做的处罚而强烈地谴责我，并管我叫‘黄种野蛮人’。我不会再为此做出反驳。我要说的是，我没有下令处决这些人，即使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也不会感到后悔，因为他们的死能让皇帝和皇太后如释重负，整个国家也就此渡过难关。如果戈登将军在和太平军将领会面期间，向他们许下了任何承诺，那只能说他是在越权操作。”
1870年6月，李鸿章接到圣旨，让他准备北上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写道：
“接到这份新任命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因为这里就像家一样温暖，我感觉十分满足。但现在在直隶有全国最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还要考虑如何对待外国人。我很高兴朝廷相信我有能力处理这个烂摊子。”
“不管是谁，即使是我最大的仇敌，都不能说我和那些外国人已经成了知心朋友。这些外国人强迫我们和他们做生意，还把他们的宗教硬塞进我们嘴里。这些教徒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的帝国，是想向我们阐释什么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最愉快的死亡方式。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些后都会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打开门的楔子在很多年前就插了进来，现在来疾声反对我们曾经所允许的事情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打开了大门，这些山羊就进来了。到现在，那些牧羊人坚决不让我们收回牧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饥饿的牧群都是在那里吃草。”
“尽管我们对他们有各种厌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切为了帝国利益着想，我们就不会再反对外国人的到来，不管他们是商人、传教士还是游客。因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他们都会到来，即使是必须骑着马扛着刺刀，或是必须坐着战舰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今天在直隶发生了某些特定阶层反对法国神父和修女的巨大骚乱。实际上，他们是在对某个外国机构的代表发起反抗活动。但是，太后希望能尽快处理好所有的这类事情，而我就是那个能够将太后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合适人选，这使我倍感荣幸。一旦走马上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了此次骚乱的人。如果是洋人也参与到了其中，不管是神父还是妓女，传教士还是鸦片贩子，他们都不会得到庇护。因为刀剑和棍棒总是朝柔弱的地方攻击。”
“上次和曾国藩大人会面，我们就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除非立即将其妥善解决，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将像一把匕首一样，会随时插入帝国的身体。在过去五六年里，曾国藩像我一样，想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也不再憎恨基督教。他告诉我这几天他想上书奏请朝廷颁布一道法令，完全宽容各行各业的外国人。我告诉恩师，他如果有如此强烈的愿望的话，我愿意和他一同上书。”
“6月13日，--虽然我的行为可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完全理解，我依旧坚持写了一篇文章，为那些外国人争取在清帝国居住和生活，而不被侮辱和干涉的权利。我希望能在曾国藩将军面见老佛爷之前将文章准备好，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将文章留在宫中，让太后私下里评阅。如果得到朝廷的批准，我会自己掏钱印制几千份，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我认为这是我现阶段能做的对外国人和祖国同胞双方都最有利的事情。”
几周后，李鸿章在日记中提到他为外国人争取权利的文章还没写完，“因为我希望能尽快面奏太后，到时候我会征求她的同意，请她允许把我的观点呈现给她。”
“6月23日，天津，总督衙门。这座城市的暴徒们，按着他们邪恶的想法，使清帝国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但是这些煽动或参与暴行的无知恶棍休想逃过处罚，因为我会彻底查办此事，任何参与了两天前的屠杀的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罚。”
“6月24日。--今天早上，法国的代理领事过来拜访，他带来了身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公使在信上询问，我会怎样逮捕和惩罚那些对领事、神父、修女和教民施以暴行的暴徒。”
“这就是外国官员在清帝国的行事方式。不过就是一个英国商人的店铺玻璃被一些闹事者砸了，一会儿他们的领事或公使就会出现在衙门，要求我们说明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在街头和无知小民打了一架，在衙门官员还全然不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时，法国的领事或公使已经在总督衙门讨说法了。有一个身材肥胖，喝了半肚子烈性啤酒，浑身奶酪味的德国人，他跌进了路边排水沟，摔折了一条腿。过路的人想扶他站起来，他却以为人家要抢劫他。德国人掏出手枪，打伤了一个当地中国人，这个人的朋友就朝德国人扔石头，打伤了德国胖子的红脸。很快，德国的领事或公使就使劲砸衙门的门，说这件事情‘是对德国国旗的侮辱’，要求我们进行‘补偿’。”
“这是在清帝国。如果同样是这些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只要是有管治安的警察和法官注意到他们这个案子，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里，他们就希望也要求整个政府体系都参与进来，把那个‘黄种野蛮人’绳之以法。”
“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例子并不是想和当前的可耻暴行作对比，天津和北京的任何情报人员，包括法国公使和领事本身都知道，我对违反法规的人都是严惩不贷，特别是那些对外国人实施暴行的人，但他们还是会要求我解释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实在是有伤我的自尊。”
“我告诉这位法国官员：‘请原谅我，领事先生，但如果你去监狱打听打听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做了些什么处理。如果你去街头巷尾问问，人们就会告诉你，现在有三千多名士兵正在全省范围内搜索，他们会搜遍天津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揪出嫌疑人并把他带进官府。’”
“法国领事对我的回应感到非常满意，虽然我只是向他传达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消息。他只是想让我铭记他作为伟大法兰西帝国代表的重要性，但却忘了我实际上管理着这个有二十倍于巴黎人口的城市，在这里，这位领事先生走在街上也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日期。）--“处决暴乱头目的具体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但法国和俄国的公使都请求我将处决延期。他们非常想去现场亲眼看看，或者他们是想看见这些罪犯被砍头后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这些外国人另一个令人厌恶的特点，今天的这些口信让我更加厌烦他们。也许他们觉得我所有反对这类暴行的言语和行动都只是为了制造影响，但是，真相其实是，我比天津或北京的任何外国政府代表都更加急于看见这些恶棍被处决。这不仅仅是为了给那些被夺去生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报仇，也是出于对清政府利益的考虑，必须对这些罪犯实施快速坚决的处决。如果我的儿子或女儿在欧洲或美国被杀，我相信当地官员也会对此负责查办，并把凶手绳之以法。”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同胞认为，如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渴望去周围满是洋人的外国生活，那她就活该被暴徒杀死，或是遇到些别的致命的意外。但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别的基督教民族，却有着和我们大不相同的观点。我们的人民认为，杀死那些修女对她们本身也有好处--因为她们没有丈夫，看她们的样子也不怎么吃东西。但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如法国的领事所说，在法国人们都认为这些修女来世会变成神圣的圣徒。这不是很奇怪吗？她们只是普通、勤劳的女人，照看着许多孩子，而那群狂热分子却把她们看作神圣的圣徒和不朽的祖先。但是，对于这次的暴乱，就我对法国当下情况的了解，他们会派出一支舰队和一支军队，将挡在他们前面的天朝子民都杀死。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不能理解他们会如何运用他们所信奉的教条，以及那些他们声称愿意维护的道义。”
“7月21日。--对屠杀法国领事馆官员和基督教徒的罪犯实施处决的日期再次被推迟，这次又是应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我们的外交部门却不断接到来自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对延迟处决这些暴徒感到很不耐烦了。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俄国和法国是想借机向我们发动战争吗？”
“天津的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提醒我，如果不是现在和德国交战正酣的话，法国很可能会向我们宣战。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话，但我听说相同的说法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到达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法国方面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不是法国公使要求延期处决的话，这些暴徒在很多天前就已经被处死了。这件事情实在蹊跷，根本不该是这样子的。”
“法国公使亲自告诉我，他对我在处理整件事情上的态度完全满意。但同时，他也随口抱怨了‘清帝国政府的漠然’。我向他解释说，帝都的皇上、朝廷以及政府部门和这次处决暴徒无关，由我来全权负责此事，如果不是受到了公使馆的干预，我肯定会用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将罪犯缉拿归案。我请公使指定一个处决的日期，但他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