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给予腐败信条的致命一击》出版了。这本书通过将基督教徒道格拉斯教授与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早期基督教徒进行全面地比较，以达到谴责道格拉斯教授的目的。本书作者地位与长江水师将军相比，不相上下，但是长江水师将军彭玉麟早在1824年暴力迫害基督教徒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就已经发行了大量的此类小册子。之后，彭玉麟还发起过对外国人的令人毛骨悚然且荒谬的指控。他认为外国人为了取中国儿童的眼睛和身体其他部位入药而谋杀了大量中国儿童。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愚民们居然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彭玉麟的指控，这使得一些真正的慈善家死于非命。
从表面上看，这些医疗传教士在中国人眼里的确比一些坏人心眼还要坏，因为他们曾展出人骨以及装有人体器官的瓶装标本事在中国已经人尽皆知，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以人体器官做标本的做法。在中国，还有人断定医疗传教士的家中一定还有人体标本。
瓶装婴儿标本的展出是扬州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当时扬州修女鼓励人们将死婴带到育婴堂受浸这一举动，使得它遭遇了跟天津修女会一样的不幸。
修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讨人喜欢，中国的僧侣道士也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因此，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们更不用妄想会有什么好的待遇了。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把违背传统看做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国家。一些传统在中国有种特别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似乎无处不在。当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誓一定要与这些传统抗争到底。他们禁止信徒祭拜祖先、蔑视圣贤，否定民众心中之神灵、风水规则，他们还认为人权高于法律并时常恐吓当地政府官员，同时，还鼓励妇女去争取无限自由的生活。如果有野蛮的居民毁坏教会建筑，他们会通过武装力量对其进行报复，当然，进行经济赔偿也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官员犹如出纳员，将白花花的银子双手奉上，接着，新的港口城市也会被迫开放，外国人顺理成章取得这些城市的居住权。
虽然中国不同的阶级对基督教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但对于中国从上至下所有阶级都特别抵触基督教这一事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了。基督教企图让基督教信条取代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被人们推崇的哲学家制定的生活准则，这让中国的文人们抱怨不断，他们认为基督教宣道者冒犯了中国圣贤；传教士声称要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引起了政府官员强烈的愤慨；新的教义严重否定中国的传统习俗和节庆，引起普通民众的仇恨。所有的不满都源于一处，这使得所有的阶级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条统一战线一致对抗外来宗教侵略者，这导致几个世纪后，中国的基督教徒总人数仍不到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早在九年前，帕克教授估计只有五十万人。
在天津教案之后，中国政府关注的侧重点在于，如何避免此类事件重蹈覆辙。一些曾经与“西方野蛮人”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清楚，通过残害基督教徒的方式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携带武装力量暴力闯入中国的外国人而言，这样的方式也注定失败。既然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做的只有协商。
恭亲王和他在总理衙门共事的一些开明的同僚们开始着手找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法。虽然发起者是他们，但此方法的施行，必须要取得慈禧太后的同意。由于恭亲王等人以平和的态度接见了西方列强代表，这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当前的困境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但他并没有迹象表明要帮助中国度过难关，真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可耻。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代表似乎不愿意无私地让中国政府圆满地结束一场暴乱。
在天津教案之后，各国公使受到了总理衙门的照会，照会中附上了一些清政府关注的传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个叫作亚历山大·密吉的英国评论家在《中国与基督教》公开承认过总理衙门是可以信任的。他几乎是唯一一个主动肯定总理衙门的人。经过仔细研究，他还列出了一些事实来表明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为维护中西方友好关系正努力寻求一种可以平衡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时，他还列出一些关于中国对西方不满的具体事例，这些都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也许他说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就是上文曾经提及过的，即：“传教士似乎企图在中国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权中之主权”。中立的西方观察家对传教士这显失公平的做法从未否认过。
此次总理衙门发布的照会，打击了欧洲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相比以往的官方公文，这一次却异常的客气。
通过对当前局势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总理衙门针对外国公使拟定了八条准则，这八条准则大致内容如下：
一、罗马天主教育婴堂必须在严密地监管之下，且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二、为了树立基督教的威严，中国女子不能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能在中国传教。
三、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四、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五、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六、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七、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八、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政府承诺修复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建筑，赔偿其财产损失。尽管罗马天主教没有给予中国平等的对待，但中国仍然真诚地进行了赔偿。这八条准则出台后，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
然而，驻北京的外国使者既没有兴趣去解读这份公约又没有完全拒绝浏览总理衙门拟定的八条准则，但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即：先对中国发出一连串的抱怨，接着竭尽所能地拖延时间直至总理衙门不愿意再与其进行友好商谈，然后默认他们所为。但美国部长例外，与欧洲人相比，他和其他驻北京的美国官员一样，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中国的主权和其他权利问题。对于这八条准则，他礼貌地给了总理衙门一个明确的答复，并且答复中包含了对清政府的肯定。
接下来是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挑起的纷争，这些纷争一直持续，这带给中国的是持续的动荡、无数的“事件”、所有优良港口所有权的丧失以及几百万美元的赔偿。
传教士作家史密斯博士说道：“此次总理衙门的照会是中国与传教士关系的里程碑。”1871年总理衙门经仔细研究拟定的八条准则让公平的精神更深入人心，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但西方国家仍然习惯性地对中国政府真诚地想要改善中西方关系这一事实作出否定。尽管如此，如果官方文件表达的都像恭亲王和他同僚发布的照会那样坦诚，那么那些常常抱怨不公的声音便不会存在了。
恭亲王、文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实际上，只是皇权的暂时代表。但是由于总理衙门和中央权力中心正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传教问题的明确的政策，大清在此时为了不让西方列强趁机再榨取中国财富，仍然会遵守之前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当慈禧太后完全从恭亲王的势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基督教传教这些老大难问题对她的统治而言会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这些有可能造成大清最大遗憾的问题在她掌控大权之后却鬼使神差地避免了。虽然在1903年《上海条约》签订时，英国要与中国共同建立一个专门调查传教问题的委员会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但是想要和平解决中西方关系中最严峻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