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思路归结为策略，就是——自己充当一个“大慈善家”，遵守合作协议，并容忍其他人作弊。当然，这一策略的前提是自己具有了担当“大慈善家”的资格，也就是说自己在博弈过程中处在了智猪博弈中的“大猪”的位置上。如果事实正好相反，自己处于了“小猪”的位置上，此时最好的策略选择就是等待对方去做这个“大慈善家”，自己乖乖地做“小猪”，搭个便车即可。
比如，在一个股份公司中，按理说应该是所有股东共同承担监督经理的责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只有公司的大股东挑起了监理经理的重任。这是因为监督经理的工作是一项劳神又费力的“苦差事”，不但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去搜集信息，还要对收集来的方方面面的信息进行分析总结。一句话，“监督成本”是很高的。而大小股东从监督中获得的收益大小并不一样：在监督成本都一样的情况下，大股东从监督中所获得的收益明显要大于小股东。
举例来说，甲向某股份公司投资了一个亿，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乙买了这家公司100手股票，为这家公司的小股东。公司运营状况较好盈利了，大小股东参与分红是无可厚非的，但利益关切程度却相差甚远。若公司运营得好，甲作为大股东，可分得1千万元的红利，而乙只持有公司的屈屈几张股票，只可以分到1万元的红利。
增加1万元收入固然是好事，但如果这1万元的取得需要乙花费远远超过1万元的代价去密切监督经理们的工作才能实现，那么乙作为经济理性人，就没有多少动力去做这件明摆着就是亏本的生意。而大股东就不一样了，哪怕花费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代价雇人监督经理的工作，对他来说也是值得的：几万元几十万元的监督成本可换来1千万元的红利收入，近百倍的差额可落入囊中，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大股东明确无误地知道小股东不会去花费精力监督经理人员，而会搭便车，坐享其监督成果，但是大股东选择监督经理的责任、独自承担监督成本却是在小股东占优选择（不去监督经理人员）的前提下必须选择的最优策略。
所以，在大小股东是否监督经理工作的这局博弈中，大股东因为利益攸关，必然会独自担当起监督经理的责任。他们充当了打破这个困境的“大慈善家”，自掏腰包承担监理经理的工作，而小股东则按兵不动、坐享大股东密切监督经理的工作而带来的收益。
诚信的收益
波特是一个因入室抢劫罪而被判了10年刑期的劳改犯。在服刑期间，波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严格遵守法律和监规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并主动接受教育改造，各方面都表现良好。
有一次，在外出修路的过程中，波特在路边捡到了一个装有1000元钱的钱包，他不假思索地将钱交给了狱警。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狱警给予波特的不是一番发自内心的表扬，而是一句充满着轻蔑意味的嘲笑话：“你别来这一套，用自己的钱变着花样地贿赂我，想换得一份我出具的减刑证明吧。你们这号人就是不老实。”
波特万念俱灰，那颗想要改过自新的诚心被击得七零八落，“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了。我何必要自找没趣呢。”哈波特开始有了自暴自弃的念头。当天晚上，波特就越狱了。
在流窜逃亡的途中，心灰意冷的哈波特大肆抢劫钱财，准备外逃。在抢得足够多的钱财之后，波特搭上了开往边境的火车。
搭乘这趟火车的乘客很多，波特被人流挤在了厕所旁边。就在这时，一位十分年轻漂亮的姑娘走进厕所，关门时发现门锁坏了。
她走出来，轻声地对站在厕所旁边的波特说：“先生，您能为我把门吗？”
波特愣住了，看着姑娘那纯洁无邪的充满渴盼的眼神，他点了点头。姑娘冲他微微一笑，红着脸进了厕所。很久没有人这样信任他，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了。那一刻，波特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严严地守着厕所门。
也是在那一刹那间，波特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人的信任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不能辜负一个人的信任。等火车在下一站靠站时，波特从容地走下火车，到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信任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用金钱买得到，也没有人可用利诱和武力争取得到。它来自于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是一眼活在灵魂里的清泉。它可以拯救灵魂，滋养灵魂，让心灵充满纯洁和自信。
一天早上，琼斯刚打开自家小卖部的窗口，把公用电话摆到柜台上，就有一位女士过来打电话。当她结束通话，放下话筒时，琼斯看了一下计时器，告知对方要收费3元。
那位女士从精美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递过来，因为刚开始一天的营业，琼斯手里没备那么多要找的钱，无法给她找钱。琼斯说：“手头的零钱不够找，等您什么时候有零钱再送过来吧。”
女士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问道：“您认识我吗？”
琼斯放下手中的活，抬头看她一眼，说：“我不认识您，可我信任您。”
女士笑笑，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那位女士气喘吁吁地再次来到了琼斯的小卖部门前，把3元钱电话费交给了琼斯。她说：“为了换开这100块钱，我特意去了一趟百米之外的蔬菜市场，又特意赶回来送电话费的。”
琼斯接过电话费，略带点歉意地说：“怪麻烦您的，不送也没关系的。”
女士说：“我不是本地人，是出差到这里办事的。我要是没给电话费走了，您就无法找到我了。可我一定要回来，能被他人无条件地信任不容易，我要珍惜。”
社会上的各个活动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如果你我都像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嫌疑犯一样互相猜疑、互不信任，遇事宁可“玉石俱焚”也要斤斤计较的话，就只能共吞苦果了。尤其是企业，它的生存与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这就需要企业与合作者之间有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否则，当合作遇到“两难”时，如果任何一方运用囚徒思维“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或不让对方“获得最大效益”进行抉择，就只会出现“双输”的最坏结果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才是企业与合作者之间依附关系的最佳境界。
别人信任我们，我们也因此尊重自己，人们自然会更加纯洁和高尚了，社会也就更加和谐有序了。愿你我多一份信任！
教授的“圈套”
“选A还是选B”的问题不仅让富有实战经验的商人们苦恼不堪，它也同样折磨着商学院的“天之骄子”们。一位教授让自己班上的27名学生进行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把所有学生都带入了“囚徒困境”中。
游戏规则如下：假设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家企业的老板，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作为企业“头头”的他们必须在两个备选的改革方案中做出选择：A策略代表生产高质量的商品来维持较高价格；B策略代表生产假货以通过别人所失来换取自己所得。
还规定，若学生选择A可得到2元的奖励，选择B可得到2.15元的奖励，但选择A将产生总体收益：1个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为2元；2个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是4（2×2=4）元，依此类推……选择B则无总体收益可言。同时，选择A的学生所产生的总体收益额将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学生（包括选择B的学生）。
这是教授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博弈，确保每个选择B的学生总比选择A的学生多得0.15元。这个假定也有现实意义，因为生产假货所付出的成本总比生产高质量的商品要低，反过来，其利润当然要高。
但是，选择B的人数越多，就意味着选择A的人数越少，则他们的总收益就会越少。总体收益越少，分到每个人手中的收益就越少。这个假设也有道理：随着市场上充斥着的假货的增多，消费者便会逐步地认清它们的面目，就会理性地不再购买它们，这就直接导致了假货生产者利润的减少（游戏中指选择B的学生）。并且，市场上出现的假货太多，市场秩序就会混乱，该产品的信誉就会降低，这也直接降低了高质量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游戏中指选择A的学生）。
假设27名学生都选择A，那么他们每人各得2元，且总体收益是54（2×27=54）元，将54元平均分配给27个学生，也是每人2（54÷27=2）元，则每个学生最后的实际所得为4（2+2=4）元。假设有1个学生有了自私自利的打算，偷偷改变主意，选择B，那么，选择A的学生就有26名，总体收益是52（2×26=52）元。将52元平均分配给全班27个学生，每人各分得1.9（52÷27≈1.9）元。则选择A的学生最后的实际所得为3.9（2+1.9=3.9）元，比原来少得0.1元；而选择B的那个学生最后可得4.05（2.15+1.9=4.05）元，比原来多了0.05元。
假设有2个学生改变主意，改选B，则有25名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是50（2×25=50）元。将50元平均分配给27个学生，每人可分得1.85（50÷27≈1.85）元，则选择A的25名学生最后每人各得3.85（2+1.85=3.85）元；而选择B的那2个学生最后每人各得4（2.15+1.85=4）元。
假设有3个学生改选B，那么，选择A的学生就有24名，总体收益是48（2×24=48）元。48元平均分配给全班27个学生，每人可分得1.78（48÷27≈1.78）元。则选择A的学生每人各得3.78（2+1.78=3.78）元；而选择B的3个学生每人各得3.93（2.15+1.78=3.93）元。
……
假设全班27个学生一致选择自私的策略，尽可能使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统统选择B，则总体收益是0元，最后每个学生各得2.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