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预言家，是诗人，是战士。我在《怀亡友鲁迅》文中说过，“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们中华民族的杰作。这样伟大的一生决不是短时间所能说尽的，不过随便谈谈，得个大概罢了。
在开讲之前，我要问诸位一声，诸位大概在中学时代，甚而至于在小学时代已经读过了鲁迅的作品。读了之后，在没有会见他或者没有见过他的照相之前，那时诸位的想象中，鲁迅是怎样一个人？这种回忆，对于鲁迅的认识上是很有帮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十余年前，在孔德学校小学班已经读了鲁迅的作品，有一天，听说鲁迅来访她的父亲了，她便高兴之极，跳跃出去看，只觉得他的帽子边上似乎有花纹，很特别。等到挂上帽架，她仰着头仔细一望，原来不过是破裂的痕迹。后来，她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
再讲一个近时的故事：这见于日本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文中，用对话体记着，有一天，鲁迅照常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鞋，到大马路Cathy Hotal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那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罢，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译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见《改造》十八卷十二号）关于鲁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个英国人的话，颇觉简而得要，这见于H.E.Shadick的《对鲁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学系主任教授，不曾会见过鲁迅，只是从照相上观察，说道：
在我的面前呈现着一张脸，从耸立的头发到他的有力的颚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一种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诚恳的人才具备的。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象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
这些特质同样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里……（原文见《燕大周刊丛书》之一，《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鲁迅的生活状况可分为七个时期：（一）幼年在家时期，一—十七岁；（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二十一岁；（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二十九岁；（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三十一岁；（五）北京工作时期，三十二—四十六岁；（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五十六岁。
一、幼年在家时期：一至十七岁，预备时期（1881—1897）。这期的时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战。
鲁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忆录——《旧事重提》，后改名为《朝花夕拾》——可供参考，现在略举几个特点如下：
（一）好看戏
（甲）五猖会。（见《朝花夕拾》）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岁时候，正当高兴之际，突然受了打击，他的父亲要他读熟《鉴略》数十行，背不出不准去，后来虽然背出，不遗一字，却已弄到兴趣索然。
（乙）社戏。（见《呐喊》）
（丙）夜戏，目连戏。（见《朝花夕拾·无常》）（丁）女吊。（见《中流》三期）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一种便是“女吊”，也叫作“吊神”，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临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寓所，也谈到这“女吊”，这可称鲁迅的最后谈话。（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后一天的鲁迅》记及此事，见日本杂志《文艺》四卷十二号。）（戊）胡氏祠堂看戏。这点在他的著作里是没有谈到，我从他的母亲那里听来的：在十余岁时候，胡家祠堂里演戏，他事先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远处的石凳。不料临时为母亲所阻止，终于哭了执意要去看，至则大门已关，不得进去。后来知道这一天，因为看客太多，挤得石凳断了，摔下来，竟有被压断胫骨的。他之不得其门而入，幸哉幸哉！他幼年爱好看戏，至于如此，可是后来厌恶旧剧了。
（二）好绘画
（甲）捕画。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见《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乙）搜集图画。（见《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这和他后来中年的搜集，研究汉画像，晚年的提倡版画，有密切的关系。
（三）不受骗
（甲）不听衍太太的摆布。（见《朝花夕拾·琐记》）（乙）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怀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见《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这样从小就有独到之见，和上述的艺术兴趣，可见他在此时期，天才的萌芽已经显露出来了。
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至二十一岁（1898—1901）。这期的国家大事有戊戌变法和庚子义和团之役。
他的学堂生活从此开始，起初考入水师学堂，后才改入矿路学堂，《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是可参考的。此外，还有几件事：
（一）爱看小说
新小说购阅不少。对于功课从不温习，也无须温习，而每逢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什居其八。
（二）好骑马
往往由马上坠落，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三）不喜交际
至于苦学的情况，如以八元旅费上南京，夹裤过冬，凡上下轮船总是坐独轮车，一边搁行李，一边坐人。
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修养时期（1902—1909夏）。这期的大事是俄兵占领奉天，日俄开战；革命思潮起于全国，和他个人关系较切的有章太炎师的下狱，徐锡麟，秋瑾的被杀等。
这留学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段：（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
（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1902—1904夏）
此时，我初次和他相识，他在课余爱读哲学文学的书以及常常和我谈国民性问题，这已见于拙著《怀亡友鲁迅》，兹不赘述。他曾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达之魂》，《说》等（见《集外集》），即镭也。
（二）仙台医专时期（1904—1906春）
他学医的动机：（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例如：
（1）见了绣花的弓鞋就摇头。（《朝花夕拾·范爱农》）（2）“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呐喊·风波》）（4）讨厌的“豆腐西施”，“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呐喊·故乡》）（5）爱姑的“两只钩刀样的脚”。（《彷徨·离婚》）（6）“……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他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可见《呐喊》序文所载，在微生物学讲义的影片里，忽然看到咱们中国人的将被斩，就要退学，决意提倡文艺运动，这影片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惟一的刺激。
（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1906—1909夏）
一九○二年的夏天，留日学生的人数还不过二三百，后来“速成班”日见增多，人数达到二万，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习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学文艺的简直没有，据说学了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
然而鲁迅就从此致力于文艺运动，至死不懈。
此时，他首先绍介欧洲新文艺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有两件事应该提到的：（一）拟办杂志《新生》，（二）译域外小说。这两件事说来颇长，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关于鲁迅（二）》（《宇宙风》三十期）文中已经叙明，我不必重复详说，只略略有所补充而已。《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是统统预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目Vita Nuova。后来，鲁迅为《河南》杂志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绍介英国的摆伦，德国的尼采，索宾霍尔，瑙威的易卜生，及俄国波兰匈加利的诗人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或外小说亼》，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它的民七，一月号，胡适之的《归国杂感》，说调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ckhov和Andrej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开始译Tsheekboy和Andrejev的短篇小说了。
鲁迅实在是绍介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总之，他在游学时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养成了冷静而又冷静的头脑。惟其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愈热烈，所以观察得愈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这冷静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至三十一岁（1909夏—1911冬）。这时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为要负担家庭的费用，不得不归国做事了。在杭州任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和化学教员一整年，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一年余，革命以后，任师范学校校长几个月。
在两级师范教化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试验轻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轻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所以孙春台（福熙）的《我所见于〈示众〉者》里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轻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智识，他不至于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报副刊》）五、北平工作时期：三十二至四十六岁（民一—十五年秋，即1912—1926秋）。这期的大事，国内有民元中华民国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条的威胁及洪宪称帝，民六张勋复辟运动。民十四孙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惨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惨案及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外有世界大战。
元年一月，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之招，到部办事，公余老是钞沈下贤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鸿祎）去访驻防旗营的残址，只见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场，偶尔剩着几间破屋，门窗全缺，情状是很可怜，使他记起了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后在补树书屋，这便是相传在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从此多年没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湾，十二年迁寓砖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宫门口西三条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国七年）为界，前者重在辑录研究，后者重在创作。
前期住在会馆，散值后的工作是：（一）钞古碑，（二）辑故书，这二事可参考知堂的《关于鲁迅》。（《宇宙风》二九期）（三）读佛经，鲁迅的信仰是科学，不是宗教，他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作人类思想史的材料看，借此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了佛经，就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
至于他的创作短篇小说，开始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记》，才用“鲁迅”作笔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创作力好像长江大河，滚滚不绝。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现在时间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作个举例的说明而已。
《狂人日记》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礼教的。据鲁迅自己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份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参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实实在在的话，试问读到篇中所云：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有谁不感到礼教的迫害，有谁不想奋起而来攻击呢？他的其余作品有好多篇仿佛可作这《狂人日记》的说明，《祝福》便是一个例子。《祝福》的惨事，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