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鸿章一生与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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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中日战争(1894——1895)(2)

李鸿章已经奏请圣上为朝鲜局势拨出两百万两银子的军事预算。虽然户部尚未发出这笔钱。

中国在朝鲜的驻军统帅袁世凯当时任山东总督,之后又任直隶总督,中国人普遍认为他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他被李鸿章任命去指挥一个四千人的部队,在下个月启程去朝鲜。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军队下属军务秘书的总管,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将是平定朝鲜军队行军路线的沿途区域,据说部队对他坚定的服从。

在九月,北京盛行着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将被赶出天津衙门的谣传。

还有报道称,李鸿章的两个侄儿触怒了监察官,将被革职,如今两个谣传都被证实无误。

李鸿章在佩阳的军队几乎未歼灭一个敌人,引发了众怒。张佩纶同样臭名远扬的兄弟张适宇身兼台湾和直隶皇家铁路的总管,把钱袋捂得死死的,以至于正在修建的铁路不止一次被迫停工。但张佩纶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曾经是位学者,有着常人罕见的坚毅品格,他据信曾在过去数年间对自己的岳父施加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北京公报》以它一贯的直言不讳,将其总结如下:

朝廷监察官同梁要求张佩纶被遣送回家,这样他就不会再插手公共事务。他之前因政绩不佳被革职。之后,在总督直隶衙门,他再次插手公众事务。我们听说了大量关于他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因此我们命令李鸿章将张佩纶遣送回家,不得延迟。

在十月,李鸿章亲自上阵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就这样,这位已经72岁的老政治家又身披戎装,但是这次没有戈登在其左右了。事实上,据说中国人询问是否还有毛奇和拿破仑一样的士兵,一个高官反问道在英国还有没有戈登一样的人。十月恭亲王退休十年后被传召管理总理衙门、海军及兵部相关事务。他接受这项任务时非常不情愿。

恭亲王召来自己的旧日同僚,就是在那时,广东官员圈子蔓延开了恐慌,只因为李瀚章从他弟弟直隶省总督李鸿章那里接到了如下电报:“皇上的心思难以捉摸,提高警惕行事。”李瀚章在当天晚上企图自杀,他的侍从颇费了一番力气才阻止他做这件事。

11月23日,魏居越将军被斩首。这个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军官;他持续得势在很久以来一直让人很头痛。之前的夏天,在总督进行沿海防御视察时,他的士兵在视察当天悉数叛变。他在平壤溃退中的助理叶志超和聂士成都被降级,丢尽了脸。据报道,李鸿章将被调任至北京,刘坤一将被从南京传唤来接任他的职位;朝廷将到古都西安避难,它在所谓的义和团叛乱期间确实退至到了那里。

作为李鸿章的宠儿和骄傲,阿瑟港轻而易举地被日军攻占了。起初欧洲人不敢相信这个令中国官员大吃一惊的消息。约一万三千名中国人和一万五千名日本人卷入战役;中国人中约两千人丧命,而日方死伤仅有约两百人。一进入堡垒,日本人就发现一切完好无损——什么都没遭破坏,接下来的描述和这一陈述不怎么吻合,但至少出自一个中国目击者之口,而且包含一些生动的描述:

“在11月7日晚上,指挥官龚照玙悄悄窜至烟台并从那里到了天津。次日早晨,连国外都传言说指挥官已经潜逃,各个部门下为数众多的工匠和劳工都离开岗位四散而去,在混乱之际,士兵开始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龚道台亲自指挥的部队一听说自己的上司已经逃窜,也开始抢劫,他们把目标瞄准了造船厂的保险库。短短几分钟的工夫,金库里一美元都不剩了,仓库里的东西也被驻扎在那里保护的人员劫掠一空。

在这场大混乱中,人们开始转移家中财物和家人,很快城里住人的地方都荒弃了。水雷和鱼雷公司的主管在恐惧中切断了电线并立即携带射击仪器流窜了,他的下属也学着他的样子照办,就这样,港口存放的六百多只鱼雷没有一个被用来射击敌军。你能想象得到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在11日和12日,我们的一部分军队抵达距阿瑟港二十公里远的穆城。他们在那里俘获了参与监视地形并绘制清晰路线图的五个日本人和五个中国叛徒。在这场危机中,龚照玙回到了阿瑟港,他这么做既是迫于李总督之令,也是害怕被正盯着弃逃者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逮捕。一到那里他就召集了六位将军和各色当时驻军阿瑟港的上校,组成了一个战事委员会,这群人的惊慌失措,犹豫不决,以及争风吃醋实在是很滑稽,没人能提出什么计划。

没过多久阿瑟港的堡垒就落入敌军之手,一部分敌军到了张将军分部的兵营,开始在那里纵火,这又更加引发了骚乱和无序。没一个人留下来;所有人都逃窜了。那么阿瑟港的驻军指挥官龚照玙又情况如何呢?在那天早些时候,他在向自己军队的命令中说“看情况逃跑或战斗”,他自己穿上棉布衣服,装扮得像个小贩,在几个贴身仆人和秘书的随同下,偷偷潜行至造船厂后面,从后门出去,在那里上了一条船并开始了自己的逃亡路。他的同伴是魏居越将军。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当时刚好起了狂风,他们的船又很小,从那天下午五点一直到当晚十点他们才渡过港口。他们又花了四天才到烟台,当他们经过那里港口的外沿时,可以看到四公里开外敌军有五只鱼雷船在那里巡逻,另外有九只英国军舰的舰队,估计是驶向刚被一小支日军占去的据点。

一到烟台,魏居越将军就伪装成船夫下了船,但是龚照玙留在船里,还不敢暴露自己。然而天气寒冷,他向烟台道台刘汉芳派去一个仆人,请求给自己一件羊皮袍子。

11月27日,龚照玙搭上了一艘驶向天津途径港口的蒸汽船,恳求船的主人即有权有势的直隶省总督的保护。至于魏将军,自从他在烟台下了船就再也没见过他。(然而,他因“不忠,侵吞公款和懦弱胆小”被扔进了刑部大牢)。黄子林将军乘一艘小船逃离了阿瑟港的事迹也变得尽人皆知;但是大家知道的只有那么多,自那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将领们怯懦和愚笨的这幅可怕图景已无需任何评语。如一种论调所说,人民指责中国的独裁者,多年来负责中国的海军和军事防御的李鸿章,称他为这些严重失职官员的保护伞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一位翰林典簿和五十四位成员向上提交一份针对他的奏折,这份提议书因太长而无法全部插入此处,然而有些话非常值得一读:“谁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提议书中这样质问。“是谁控制进退,以众敌寡,以强敌弱,结果却连连溃不成军?如果不是这份提议书的主角,又是谁——那个能力欠缺,傲慢自大,目无法纪,身居要职的官员,其行为危机国家利益,其名之臭令同胞掩鼻?”接着是状书中的五项罪状。再一次地:“因此,国家之利益,人民之福祉完全依赖于此人之离职。”

我从未从中国人口中听到过李鸿章对其国家长期治理的其他看法。中国人是很讲究实际的。他们说:“他掌了权,等着看结果如何吧。”多年与其做生意打交道的外国人,为这位大人物亲和脾气的影响力所折服,也许很难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他们也从未解释出中国是如何被引向如今腐朽没落的境况的。事实上最能做出的评论正如这段报纸上的这些话:

总督于11月27日赴往大沽视察堡垒,并去往山海关亲自坐镇。据说他天亮之前启程,只有七个下属随从,这在他们看来是众所周知的不光彩。事实上,据报道他已被夺去所有荣耀。没有人可以应付压在他身上的诸多职责,尽管他有很大缺点,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不得不身负更应归咎于他人的恶行,也着实让人心生怜悯。尚未听说刘坤一在前线增兵的消息。如果刘坤一总督的援军不尽快前来,李鸿章的北方之行将毫无益处。

据说李鸿章家族拥有估价不少于五百万两白银的财宝,其中有古老珠宝,还不包括几乎七百箱贵重的毛皮和袍子,都在长子的监管下经天津运向长江,他从上海经过时一直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外国女士仍不允许返回北京,一大批中国家庭都从北京撤离逃往南方。

皇上下达了两条重要的圣旨,其中下令逮捕阿瑟港的驻军指挥官龚照玙,以及李鸿章委派去镇守那个重要堡垒的四个将军,并将其发送至北京接受处置。海军将领丁日昌同样被认为应该对军港之失负责。

最终刘坤一抵达了天津,得到了以该省总管李总督为首的所有当地百姓以及军队官员的正式接待。人们很好奇两大行政划区的总管——一个是湖南人,另一个是安徽的代表人物——会见时将如何表现。虽然其中一位是来接替另一位的,而且实际上是被皇上挑选出来剥夺对方权力的,李鸿章未向外界表露任何可能感受到的情感,却对刘坤一总督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庄重姿态,甚至显得热诚友好。后者几乎立刻离开去面见皇上。

当时刘坤一来北方被认为搅乱了北京和天津和谈演习,但是德特令先生被召回日本不过是因为美国驻东京公使提供调停。而且要不是这一提议,有些人会坚持认为他本可以促成和平。德特令先生的使命在欧洲人看来很是奇怪,最好从李鸿章被派去会见伊藤博文时说的一段话中发现一些信息:

我们大清朝素来与各国和平共处,除去最近与贵国发生了不愉快的争端,平素的友好交流变成了战争状态。看到最近降临苍生的巨大灾难,提议两国暂时指令其海上和陆地兵力消除敌意。向圣上提议这一进程之可取性,我威严陛下下令如下:

“而德特令先生在我国任职多年,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真诚,值得最高的信任。我们命李鸿章毫无保留地告知他目前的审议和决定,并请他在时机来临时,即刻去往日本促成和解。德特令先生按适宜速度通过李鸿章发电报秘密告知我们和谈进程。”

“依照圣上指令,最高级别的官员德特令先生被指派前往东京作为这一派遣之代表,了解可以赢回和平,重建往昔友好交流的条件。因此,请求阁下与德特令先生讨论如何重树友好关系。”

在这之前,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去为皇室的女眷教书,在那之后,以改革派领袖的名义向皇上提议西迁首都。年轻的皇上发布了一道诏令作为回复,内容如下:“我们执政之初有意引进许多改革。然而忽然日本人打破了和平,使得我们的朝鲜丧失独立,夺占了我们的边界。我们已经派遣将士们去教训日本人,但我们从未打算搅乱日本国的和平。这一点为我们的祖辈和外国所共知。我们从未预料到我们的将领如此无能,士兵如此违抗上级,以致于日本人接连获胜,攻城掠地,直到惊扰了我们墓中的祖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笨拙,用人不当。然而若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日本人占领了圣坛,我们就只能与之殊死一搏。时机来临时,愿你恭敬地护送太后西行,选出一位得力人手看管祖先祭坛,以雪耻辱。”

在1895年一月,太后亲自下诏:我朝自建立伊始素来慎于维持宫中严明秩序,尤其对后宫各色成员保持严格监管,任何人不得插手国家或政府事务。然而,太后发现皇上嫔妃瑾妃和珍妃利用在皇上之侧,一直尽力施加影响,为其亲友谋取利益,此种行为若放任不管,必将招致恶果。虽然因总体表现良好,瑾妃和珍妃逐渐升至贵妃,然而为预防他人模仿这一危险先例,必须予以惩戒。因此我们下令这两位妃子降两级以为惩戒,警示后宫。

两位妃子的父亲桂祥是翰林院的领军人物,最近也是反李派不遗余力的支持者,范·汉乃肯先生那里被召至都城并受托负责中国军队的重组,同时也被提名任命为西伯利亚边境上一个偏远地区的长官。

在1895年2月12日,舰队司令丁汝昌向日本的舰队司令送去了一面休战旗,主动提出交出所有军舰、武器和筑垒,只要保障船上船员、士兵和外国人的安全。投降的协议被正式约定,日本海军将领对中国人已经做出的英勇抵抗予以祝贺。

中国官员普遍坚决不相信丁舰队司令投降的消息,称他不可能置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和那些下属官员的性命于不顾,如果他真的投降了,他们一定活不了。

然而,威海卫在12日沦陷,丁汝昌司令,海军准将刘步蟾,以及杨用霖将军在当晚自杀了。已故的刘公岛上堡垒平民指挥官杨用霖是已故李夫人的一个侄儿。关于英勇善战的丁汝昌,我在《亲密中国》中已有详述,他的一生是一位高贵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中日战争可以说就这么结束了,剩下李鸿章被夺去所有的荣耀和名号“以给他带来更好的精神状态”,然而他的权力还是足以让那些胆敢与之对抗的人颜面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