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以要认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不过这一点可以不去论它。因为我不愿认林纾为前辈，而半农或因喜欢外国文学的缘故，对于这译了许多外国小说的林纾（虽然他是不认得ABCD而译书的），从这一点上愿意称他为前辈，亦未可知。要是这样，自然也很有理由，所以我可以不去论它。
二，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可以教训后辈？
无缘无故唐突人家，这是无论对于什么人都不可以的，岂独前辈？但前辈若先以唐突加于后辈，则后辈以唐突回敬前辈，恰是极正当之对待。我以为前辈的话说得合理，自然应该听从他；要是不合理，便应该纠正他，反对他；他如果有荒谬无理的态度，一样应该斥责他，教训他，讥讽他，嘲笑他，乃至于痛骂他；决不可因他是前辈而对他退让。前辈后辈，同样是人，本无尊卑贵贱之分。何物前辈，胆敢不管对不对而教训后辈，这还了得！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前辈）应该多听些后辈的教训才是。因为论到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的话总是错的多。一九一九年林纾发表的文章，其唐突我辈可谓至矣。我记得那时和他略开玩笑的只有一个和我辈关系较浅的程演生。我辈当时大家都持“作揖主义”的态度，半农亦其一也。有谁“过于唐突”他呢？至于他那种议论，若说唐突我辈，倒还罢了；若说教训我辈，哼！他也配！！！
半农ㄚ！我希望您别长前辈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才好ㄨㄚ。
临了，我要璧还“激昂慷慨”四个字的考语。我看了这个考语，实在惭惶无地。鄙人向不激昂慷慨，今日尤不激昂慷慨；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五年前的玄同，已经够颓废了；半农！“与子别后，益复无聊”，这五年之中，一星半点儿的成绩也没有，不说别的，单说职务上应该编的一部《声韵学讲义》，从一九二○年某月某日晚上咱们俩在西河沿中西旅馆门口握别以来，至于今，将及五足年了，还没有编出一个字来。观此一端，就可推知近年来的玄同是怎样的颓废，怎样的无聊了。所以“玄同”和“激昂慷慨”的距离，真不止十万八千里。至于在颓废无聊之时，忽然瞪眼跳脚拍桌子者，无他，只是“张脉偾兴”罢了，哪里配得上说“激昂慷慨”呢？
一九二五，三，一七，北京。
§§§附：刘半农的信
启明兄：
前三日寄出一篇小文，想来已经收到的了。
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在《晨报》上偶然看到了观音寺青云阁琉璃厂等地名，心中总以为这就离我大门不远，我可以随意去走走，花上一毛两毛，拾几本不相干的书。若然想到了朋友他们，那竟是个个都到了面前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厚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嘿！这都只是些幻觉，并没有什么“甘脆的mysfic”！
然而《语丝》竟把诸位老友的真吐属，送到我面前；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从前不相识的，但将来总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你也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快活了！
《语丝》中使我最惬意的一句话，乃是你所说的：“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我在两年前就有把这话说出的意思，但恐一说出，你就第一个骂我（因那时你或尚未打破大同的迷信）。别人骂我全不相干，因你是我的“畏友”（五年前的旧话重提了），不得不谨慎些。现在你先说了，我也就放肆了。
我们虽然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入地狱，超度苦鬼！
想到上海流氓有“外国火腿”这么一个名词，一部分人以为本国火腿当然不好，外国火腿却是当然该吃。因此他们说：外国人所以待中国人不好者，是中国人先自不好的缘故。又一部分人能於外国火腿中分别牌号：X主义下的火腿就不好，Y主义下的就是蜜甜的。但就我原始基本的感觉说，只须问是不是火腿，更不必问什么。我用“原始基本”这四个字，乃是把我自己作一个狗，无论是中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他若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这种思想当然不易为“人”所赞成，因为“逻辑启蒙”上说，“人者理性动物也”。但我在此处，只是说说我个人的意思；我并没有功夫，精神，兴趣来宣传我这种主义。因此“他们”也尽可以安心，不必顾虑着有一条“恶狗拦当路”。
其实其实，梦也可以做醒了！别的不说，便说赔款这一个问题罢！日本是退还的了，其结果怎样？英国也将要退还了，结果怎样，睁着眼睛看罢！还有许多人要想法国退还，替中国人办学，却不知道法国巴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郭东先生天天在那儿皱眉叹气，说国家太穷了，有许多重要仪器都办不了。
我们吃了败仗，我们赔，我们硬着头皮赔，还有什么话说。上海流氓喊三声好汉，自己戳个三刀六洞：这又是我的原始基本的办法了！
因为溥仪君的一件事，你与玄同都做了一篇文章。玄同文章中还有点牢骚，你的却完全是至诚的忠告。无如这位世兄，一则是年纪尚轻，程度尚低，二则是被他不良的家庭教育坏了，你们的话，说上去不免有些隔靴搔痒。
但是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样起劲？据玄同所说，他从非人升而为人，也不过同青皮阿二出了习艺所一样。那么，为什么天天有青皮阿二出习艺所，你们并不天天写信做文章，却偏在这位世兄身上卖气力？若说你们心中，还存着他是“前皇帝”的观念，那么，你们也就逃不出：“狗抓地毯”的一条定律了！
次一件事，是你与江绍原君讨论的女裤问题。我想：
这种的事不如不谈也罢。我并不以为这件事不能谈，也并不说你们的主张不对。但我总以为服装问题，只有“时尚”是个真主宰；科学家与审美家，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即如反对缠脚，若单靠了生理学家与审美学家的呼号，恐决没有多大的力量；而从前垫高底装小脚的太太，现在一变而为塞棉絮装大脚者，一大半还是受了洋婆子“裙翻驼鸟腿”的影响。又如高底皮鞋，外国的生理学家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但是不幸，他若替他夫人化一百法郎买一双鞋，他就糊涂了！又外国女人盛夏时可以披衣，严冬时可以披纱。你若要从这里面找出个理由来，恐怕也就很不容易。
外国女人穿短裤（说外国女人不穿裤，我有点不相信；我虽没有到外国女人身上查验过，但衣服铺子的广告上，总画着许多女裤，想来是穿的），在现在是没有例外的了。但我看见古装跳舞里，也就有过长过于裙的女裤（式样同中国太太的差不多）。又最近二三年来，法国女人在家里喜欢穿Pyiama；，当初只是当作寝衣，现在竟当作随便的家常衣。这种衣服的式样，十之九是一套中国男人穿的小裤褂，只是多上些花边，裤管也很长。从这两件事实上看，可见裤管短长的本身，并不具有根本的美丑；美丑乃是时尚造成的。那么，现在“裙翻驼鸟腿”的时尚，在中国已有了极大的势力，再过几年，长裤准可消灭；你们两位，不是有些多事么！
在外国研究服装的，可以分作三派。一派是生理学家，就是反对细腰，反对脂粉，反对高底皮鞋的。他们的势力极小，连“刑於寡妻”也不够。第二派是“成衣的美术家”，附庸着个“成衣美术评论家”，而“舞台衣饰美术家”，也可归并在一起算账。他们的势力很大，便就巴黎一处说，所出周刊日刊，就有好几十种。有时他们打起笔墨官司来，——例如一九二一、二二两年间的长裙短裙问题——一打可以打上半年，而且巴黎一动手，伦敦纽约等处也同时响应。第三派是服装史家，他们所出专书，就我在书摊子上所看见的说，也就有十数种。他们研究的结果，于历史上有极大的用处。譬如年年五月中的贞德节，节场上卖东西的，变把戏的，以至于加非馆跑堂的，都穿起贞德当时的衣服来，连房子城堡，也做成当时式样，我们进去看看，有多大的趣味！至于历史戏的服装，那是不容说，尤其可以借着这专门学问，得到无限的帮助。
你们喜欢研究服装么？我希望你们做这第三派的服装史学家。
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
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
说到文学，我真万分的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我虽不甚喜欢批评的文学，却爱自己胡诌几句（当然也说不上是创作）。可是自从到了欧洲以后，一层是因为被一加二减直线曲线缠昏了，二层是因为讲究文学的朋友竟是没有，诗炉里生不起新火，竟几乎把她忘了；她竟如被我离弃得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
但有时倦乏了，竟还想着她；它也有时居然肯来入梦！
我出国后做的诗，大都已抄给你看了。没抄的是一九二一年做的方言诗数十首（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和一九二三年做的《疯人的诗》数十首，并一九二二年译的《十二个》。这些都只能回国后整理完了给你看。一九二三年做的《看井》，我当作早已寄出了，却不料前几天才发现，夹在一本书里，今寄上。
去年一年可算没有做诗。有一首《面包与盐》，稿子不知道夹在哪里去了。有两首文言诗，是游戏之作，不妨写在此处：
君问侬家住何处，去此前头半里许，浓林绕屋一抹青，檐下疏疏晾白纟宁。
阵雨初过万山绿，续断钟声出林曲；君如不怕夜归迟，稍留共看今宵月。
我搜集的《国外民歌》，中间真有不少的好作品，我本拟选译到了相当的程度，好好排比之后，出一部专书。
现在却拟改计，译一些发表一些，将来译多了再整理。发表的地方，颇想借重《语丝》，不知你要不要把他一脚踢出。但如《歌谣》里也要，就只有平半分赃之一法。
我希望回国之后，处于你们的中间，能使我文学的兴趣，多多兴奋一些。
我在此间的情形，想你已知道，不赘。问好。
弟刘复。
一九二五，一，二八，巴黎。
（本篇发表于1925年3月30日《语丝》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