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钱玄同作品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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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敬答穆木天先生(2)

尹默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对于旧诗是极深造有得的,他常有娓娓清言,不独令人忘倦,而且耐人寻味,我一向戏称他为“《世说新语》中人”。我们俩的交情虽是极好的,但一见面总要吵嘴,他有许多见解,我和他是永远说不到一起的。穆先生引他在京都时说的那段话,那时他也曾把这个意思写信给国内的几个朋友(我也在内),启明曾把那封信中重要的话引在《自己的园地》里:“……叹息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页二十二)尹默这个见解,与穆先生所谓“利用古来原有的好字”一层,我有部分的同意。我的偏见是这样:无论古、今、中、外、文、话、雅、俗的语言文字都是死的,只要咱们会利用就都是活的。“刘郎不敢题‘糕’字”的见解,方苞所谓“佛氏语,宋五子讲学口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旧语,《南北史》佻巧语不可入文”之说,固然不通;即胡适之分别“死语”“活语”亦殊拘滞。我则以为做文章用字,应该绝对自由:曰若稽古,奉天承运,嘉谟嘉猷,乃怪乃神,蠢迪检押,宵寐匪祯,且夫……,尝谓……,有……之必要,得……之,王八蛋,放狗屁,妈拉巴子,像杀有《ㄚ事,ㄅㄚㄚㄧ(场合),ㄇㄣㄉㄛㄎㄨㄙㄚㄧ(面倒臭),ㄧㄣㄙㄆㄧㄦㄟㄕㄣ(inspiration),ㄤㄉㄨㄙㄧㄚㄙㄇ(enthousiasme),……都不过是表示某个意义的符号,咱们做文章都可以拿来自由利用,不受丝毫拘束。我对于过去的文章最爱元曲,因为他们敢于自由用字;我对于现今的文章最爱吴稚晖先生的,因为他敢于自由用字(吴先生有一篇《乱谈几句》,登在《猛进》第十期上,述他自己做那样自由文章的见解,我以为他的见解是很对的)。总之我因为主张用字自由,所以对于“前人留下的绫罗绸缎”,“古来原有的字”,认为咱们都有利用它的权利,这是我同意于沈、穆两先生的。但认为“好”不好却不在字的本身上,应看咱们怎样用法而定;——还有,即使“好”,不过“这也好”而已,并非“除此以外别无好,非用这个不可”。

以上都是述说我的偏见,并非与穆先生辩驳。我相信两个人的思想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两个人的脸孔不会丝毫无二一般,所以全无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辩驳的结果,不过多打了几场笔墨官司而已,决没有一方面会屈服的。

我和穆先生,见解相去如此其远,当然不会走到一条路上来的,——其实不走一条路,那才有意思;我读了凤举信中论“一样的横眼睛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条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

§§§附:穆木天的信

启明兄:

蒙寄来《语丝》多份,谢谢。近多无聊,乱七八糟的翻了一阵,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钱玄同先生的大作《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上,我又笑,我又可怕,我真没有想到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张误解到那种的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国诗人Alfreddevigny的诗《橄榄山》Lemontdes Oliviers中的Jésus的一句话来——Héla!jeparleencore,quedéjàmaparole“古来原有的字”,认为咱们都有利用它的权利,这是我同意于沈、穆两先生的。但认为“好”不好却不在字的本身上,应看咱们怎样用法而定;——还有,即使“好”,不过“这也好”而已,并非“除此以外别无好,非用这个不可”。

以上都是述说我的偏见,并非与穆先生辩驳。我相信两个人的思想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两个人的脸孔不会丝毫无二一般,所以全无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辩驳的结果,不过多打了几场笔墨官司而已,决没有一方面会屈服的。

我和穆先生,见解相去如此其远,当然不会走到一条路上来的,——其实不走一条路,那才有意思;我读了凤举信中论“一样的横眼睛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条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

§§§附:穆木天的信

启明兄:

蒙寄来《语丝》多份,谢谢。近多无聊,乱七八糟的翻了一阵,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钱玄同先生的大作《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上,我又笑,我又可怕,我真没有想到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张误解到那种的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国诗人Alfreddevigny的诗《橄榄山》Lemontdes Oliviers中的Jésus的一句话来——Héla!jeparleencore,quedéjàmaparoleEsttournéeen Poisondauschaqueparabole·(Delagrave版,《维尼诗集》234页底段二三行)耶稣的这句话的“苦味”我似乎是求证出来。民众的误解自是难免,哪想到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小学生们的话误解到这般的利害!真的“谜”(enigme)呀!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与“爱国论者”同人的所说看成一致了!可谓天荒已破,善为“玄同”,妙哉!妙哉!钱先生尚如此误解,社会更不知误解到什么地方了!确是“poison”了!

经过钱先生这番的误解,社会更不知又借钱先生的明觉越发误解到什么地方!确是“毒”了!果如凤举所说:“不中说话!”

国民文学的思潮,怎能与“欧化”相矛盾!怎能与东西文化调和不相容!怎能与世界主义相反对!怎能与个人主义相背驰!他们是一个东西的多面相,钱先生怎么把这么肤浅的东西都误解到这样利害!一边“欧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国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两方面同时同等的肯定,才能结果出真的调和。influence是外来的,而Orginalise是内面的,自己的,国民的。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根据在“个性”上,国民主义是“自我进化”的一形式,在与individualism、Cosmopolidanism成正的比例,国民主义的实现越发的彻底,个人主义是越发的深刻,世界主义是越发的坚固。我们所说的“国民文学”,就是我所爱的Romantismefraneais的一分子(factor)的“国民文学”的意义。在此论点我与郑伯奇兄一致的;不过我还肯定Manriee Barrés的一部主张,而伯奇兄说“尚早”;我主张“欧化”与“国民化”共进,而伯奇兄主张“欧化”更要特别注重,藉“欧化”助长“国民化”的。老实说:中国现在少的是真正的中国人与真正的欧化者。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是真正的欧化者;是一个人的两面的人格。中国要求内能发现自我而外能吸收世界的人。中国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奴”——国故说者;一种是“洋奴”——假的时髦。都是奴才,全非主子:所以他们也不懂得中国,亦不懂世界。国内年来“反射的”(reflective)彩色太大,到处是假的东西,或此为因,真堪痛恨。在我们的愚想,当然得提倡国民文学,发现出国民的自我,同时才能吸收真的欧化来,才能有真的调和,才能作出真的越发彻底的自我来,才能作出真的时代来。现在中国的倾向不是“欧化”,确是“拟欧”,所以得唤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国民精神作坚牢的土台。这一点小意思,不知钱先生以为如何?钱先生怕把Nationalisme解成什么“用夏变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东西去了!所以才说提倡“国民文学”是痛恨“洋方子”。不知是否?不敢“邪推”。

这似乎也不能怪钱玄同先生。就他的论调看,他确像一个老实(majime)的人。他怕一辈子不能懂Parodoxe、ironisme、Cynisme一流的东西。他把我的文章的字句就没有看懂。他的读法,确是“欧化”了,确是科学的,是数学的,是物理的。形式的文法上,他确是没有错误;但在内容的方面!我的诗中的“他们的时代思潮”的“他们”

的前词怕是钱玄同先生未找出来。我用的“顽固”的意义,钱先生却又像完全未看懂。真好眼力。“不偏不党,不同不合,用自己的自我力,内发挥个性——国民的方面,外吸收世界潮流,要有判断,要不盲从”才是我所谓“顽固”的Signification的大部呢。不知钱先生以为是否?

我的诗里有:“我们要歌诵盘古的开天,我们要歌诵轩辕的治世,我要歌诵乌江夜里的项羽,我们要歌诵努力实现的仲尼”;钱先生两眼怕完全注意在“盘古、轩辕、项羽、仲尼”上,把“象征的功用”完全忘了,他没有看见“开天”、“治世”、“努力实现”、“乌江夜里”。大概是从小读《留候论》读惯了,一见仲尼即想起了尊孔,妙哉!妙哉!

钱先生在文章上就未看解,所以还给我创造出一个“夸”

字来!多谢!多谢!所以钱先生恭维我们说,我们要复活“国故”了!我们真不敢受这种赞美,不劳多誉。

钱先生像是什么都不要了!不但是国民文学,乡士艺术,什么什么有中国字样的东西都想不要了。我们不知道钱先生为什么还研究中国的学术呢?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言语,连中国的国民都不想要了,不知钱先生还要什么?

究竟钱先生反对“国民文学”的论点安在,有什么根据!

我要请教了!“孺子不可教也”,请钱先生可不要说。

“复活祖宗的言语”,这个命题的动机,还是数年前在京都沈尹默先生给我们的。启明兄,记得一天沈先生向我们说:“中国把自己已有的好东西完全扔掉,去费无益的精力去找反倒不及旧的新的同样的东西,未免太不经济了。我们吸收古典中好的东西,我们接得前人的足迹往前去创造。”尹默先生这种“新古典”的思想,我是永远感服的。所以我们想我们的话有限,我们的字囊是不够用,我们效仿法国“七星同人”(les Pléiades)的故智,要尽力去作新字,其中之一即是利用古来原有的好字;当然,创造新的言语,是不仅限复活古语的。这方面想尹默先生还能有好的特别充足的解释。

最后,为免除误会,要再赘一言声明:国民文学的“国民”的字样,是特征的一面,不是用以抹杀全体的。

特别单肯定这一面的原因,特别单提倡这一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人们把他否定了,忘掉了。嘿!最妙了!特别是“爱国论者”“国故论者”“复古论者”尤其把“国民的”方面忘去了。National的方面,钱先生把他否定了,倒与“爱国论者”不谋而同了。

国内的思想界真不了!斯界的权威钱先生,还这般的“玄同”,其影响不问可知了!

乱七八糟说了这些个冒昧的话。我希望你能同尹默先生,及凤举、耀辰两兄看过,能在《语丝》上发表,否则还我。因为这样的误解下去,不了!不了!

祝近安。

穆木天,五月十三日午后。

(本篇发表于1925年7月6日《语丝》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