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重的战争，它是人类的一场浩劫，却是美国垄断资本的福音。美国通过这场战争，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巅峰。二战结束后美国领导资本主义世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冷战，和苏联展开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斗争结果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迎来了她所谓的“单极时代”。
登上巅峰1941年12月7日晨，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的珍珠港一片宁静。度过了一个快乐周末夜晚的美军官兵大多数还在蒙头酣睡，数十艘军舰静静地躺在那里。7时零2分，雷达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大批飞机，值班士兵立即报告，但上司以为是一队从美国西海岸向夏威夷飞来的B-17型飞机，没当一回事。半个小时后，当各舰的军乐队员正整队准备为升起舰旗演奏美国国歌时，这批飞机已呼啸着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炸弹。霎时间，各舰纷纷被炸起火，海港一片火海。之后，一批批敌机接二连三俯冲轰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至看到下面的军舰全部被摧毁才掉头而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
日本这次偷袭，共击沉、炸伤美国战列舰等大型舰只19艘，炸毁飞机311架，炸死美军官兵2325名和68个平民，日本则只损失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人员。翌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美国对日宣战后，英国、中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对日宣战。日本的盟友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则对美国宣战。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发展成为一场全球战争，欧、亚、非三大洲战场和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战场联为一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扩大了，成为一场真正意义的世界大战。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队伍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乘机猖獗活动，进行欺骗宣传，煽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赢得德国垄断资本的支持，也骗取了许多中下层人士的信任，并在1933年1月30日攫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之后，撕毁凡尔赛条约，积极扩军备战，先后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它同另外两个法西斯国家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到1939年，希特勒看到他的一系列侵略活动都未受到西方国家的拦阻，认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时机已到，便于9月1日实施早已制订的“白色方案”，对波兰发动了大规模侵略，英、法随之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二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以风卷残云之势，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欧洲，把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打得落花流水，缴械投降；把英国围困在英伦三岛，整日狂轰滥炸。之后又挥师东进，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气焰极为嚣张。与此同时，意大利趁火打劫，加入战争。日本则在东方遥相呼应，在占领大半个中国之后加紧准备南下。一时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大有吞并世界、瓜分世界之势。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及其一次次的侵略扩张活动，美国政府由于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垄断资本的利益所致，一开始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遏制，而是追随英法政府执行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直至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才改变政策，在同年11月修改了中立法，废除了武器禁运法令，之后又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立即宣布支持苏联，并在1941年8月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签订《大西洋宪章》，表示要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不久，美苏签订协议，规定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但直至此时，美国政府并未打算直接参战，而仅仅是对英、苏等国进行援助，充当“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而已。
珍珠港事件惊破了美国孤立主义者的美梦，最终把美国完全拖入了战争。美国的参战，使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技术最先进、拥有丰富人力物力资源的一个大国站在了反法西斯阵营一边，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此，在前方，美国派出强大的海陆空三军在北非战场、欧洲战场、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与法西斯军队英勇作战，大大减轻了苏联、英国、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的压力；在后方，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民动员，开足马力，夜以继日进行生产，一批批军需物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英国等地，其中包括飞机、坦克、火炮等，保障了这些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可以说，美国的参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膨胀，使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巅峰。
美国虽然是二战的交战国，但战火并未烧及美国大陆本土，这就使美国不仅生产未遭破坏，反而作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大后方、兵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长期困扰美国的失业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各国的黄金、外汇、海外资本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的腰包。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达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黄金储备达3/4，对外贸易额为1/3，美国的经济实力登上世界巅峰。其他任何大国，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因遭受战火摧残，经济实力大减。
二战前美国虽然早已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军事实力尚不及其他几个大国，1939年时军队总数只有33万多人，其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仅居第16位，排在南斯拉夫和波兰之后。二战中美国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到战争结束时其军队总数已达1 200多万，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特别是美国独家掌握了原子武器制造技术，使美国登上了世界军事力量的巅峰。即使是英勇抗击了德国法西斯大军入侵，然后长驱直入、直捣法西斯老巢柏林并解放东欧大片土地的苏军也只能屈居第二。
美国总统威尔逊积极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企图通过国际联盟主宰世界事务。但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使作为国际联盟倡导者的美国却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积极倡导成立联合国，企图通过联合国主宰世界事务。1945年6月26日，世界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的成立，美国成为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虽然苏联常常和美国意见不合，发生对抗，英、法、中（国民党政府）则紧紧追随美国，形成了美国率领英、法、中钳制苏联的态势。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美国主持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从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霸主地位。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极好的机遇。美国在二战中以损失20多万人的代价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一次大战只是使美国发了横财，二次大战却使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顶峰。经济上无人超越，军事上无人匹敌，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今日的美国。当代美国的发展，正是在二战结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发动冷战 二战使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巅峰，也使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早在1902年，当时的政治学家、未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预言：“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显然我们将统治世界。”1941年初，美国传媒大亨，《时代》、《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发表《美国世纪》一文，更加狂妄地断言“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他要美国人认清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美国，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在世界的统治地位。经过二战，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公开宣称要“领导世界”。请看：
1945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
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发表讲话，再次明确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
然而，正当美国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急欲称雄全球时，却遇到另一个强大国家的挑战，这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乘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苏联接二连三地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遭到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和疯狂蹂躏，使成千上万的工厂、城镇被毁，2 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作为对德战争的主战场，苏联军民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牲，同仇敌忾，英勇作战，抗击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70%的纳粹德国军队，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国门，并乘胜追击，直捣法西斯老巢，同时解放了东欧各国。战后，苏联为了把东欧这个历史上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与苏联睦邻的安全地带，也为了摆脱苏联孤立的一国社会主义局面，竭力控制东欧各国。同时，苏联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有利于今后在国际上的争夺，力图在中东、近东、远东谋取更多权益。苏联的所作所为显然成为美国称雄全球、领导世界的巨大障碍，并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威胁，美国遂决心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对抗。
美国虽然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和苏联对抗，但也深知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如果这种对抗导致战争，美国胜负难料；即使侥幸取胜，也将付出无法忍受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它所造成的断垣残壁萧条破败依然随处可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人们历历在目，没有人愿意支持一场新的可能是毁灭人类自身的浩劫。这就决定了美国和苏联的对抗只能采取除战争之外的其他手段，并要尽力避免导致战争。人们把这种对抗称之为“冷战”。
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经历了从酝酿到正式爆发的过程。
战后初期美苏矛盾主要集中在战败国德国赔款问题、波兰等东欧国家新政府组建问题、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等问题上。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改变了罗斯福时期和苏联合作的政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和苏联展开对抗，反对苏联的要求。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坚决表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在伊朗问题上表明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茵—多瑙河水道和里海海峡国际化，我们应该坚持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杜鲁门自己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改变的转折点”，即和苏联由合作转为对抗。
杜鲁门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在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上，3月6日，美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要求其立即从伊朗领土上撤走二战期间进驻伊朗的军队，并威胁说美国政府对此“不能保持缄默”。之后杜鲁门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威胁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解决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美国将采取行动。在美国的强硬对抗下苏联不得不退缩，与伊朗达成协议，撤走军队。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各国能够采用协商的和平的解决方法，那也许可以避免灾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他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使苏联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三倍，使苏联拥有防止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这篇演说在美英等国政界引起了强烈的反映，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美国国务院很快通知驻苏使馆，要求弄清斯大林演说的背景及其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立即精心起草了一封长达8 000字的电报，于2月22日分5次发回。凯南在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指出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不承认双方可以长期和平共处，而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世界观决定了苏联战后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以及尽可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政策，“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合和有希望成功的一切地方，努力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加入国际组织以“扩张苏联势力”，或“抑制和削弱其他国家势力”；“削弱”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权力和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破坏主要西方国家的总的政治和战略潜力。”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因为“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同时，美国政府“必须努力教育”美国人“去了解俄国形势的真相”；应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必须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比过去我们提出的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图景”；“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凯南的这封“长电报”为美国“已经采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也提出了对苏联实行“遏制”的思想。这正是美国政府所需要的，凯南因此也大受赏识，国务院立即调其返回美国，后提拔他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如获至宝，下令复印该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后来，凯南又将这封电报整理成文，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署名“X”，于1947年7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其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就在美苏关系日益恶化之际，英国政府不断从中火上加油。
早在1945年4月6日，丘吉尔就致电罗斯福，在提到英美和苏的矛盾时鼓动美国和英国一起“毅然决然地起而应战”。罗斯福逝世后他又不断向杜鲁门煽风点火。如5月12日写信给杜鲁门，忧郁地说“一幅铁幕已降在他们阵营之上，我们不知道在这后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6月4日又致电杜鲁门，说他“极为忧虑地看到……苏联的权力移到西欧的中心，在我们同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垂下了一道铁幕”，并煽动说“你我二人对未来仍须负起重大的责任”，“诚恳地盼望您的行动终将造成欧洲的持久和平”。
1945年12月20日，美国白宫宣布已经下野的丘吉尔即将应邀访美，并预告他在美期间，将在杜鲁门肄业过的密苏里州小城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就当前世界局势发表演说。1946年1月16日丘吉尔抵美之后多次发表谈话，鼓吹英美联合，抵御苏联扩张。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来到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演说前杜鲁门首先向听众介绍丘吉尔是“当代伟人之一”，“他将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东西”。然后丘吉尔向在场的3 000人作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严厉抨击苏联“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条线后面的国家“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势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认为俄国人“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他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呼吁英美“建立特殊关系”，实现“兄弟般的联合”，“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共同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
丘吉尔这篇演说用无线电在美国全境广播，并向英国转播，在美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演说中杜鲁门总统多次带头鼓掌喝彩。3月6日，美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美英“两国为同一命运所支配”，应“同情和支持”丘吉尔的建议。《芝加哥太阳报》则认为丘吉尔是想要美国为英帝国火中取栗，“紧随这位伟大而盲目的贵族所高举的大旗，就会使我们投入这个世界最恐怖的战争中去”。演说后8天，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严厉指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谴责丘吉尔像希特勒一样散布种族优越论，认为“讲英语的民族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揭露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当天，《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沃尔特·拉弗贝认为这篇演说是丘吉尔的“冷战宣言”。但事实上丘吉尔这篇演说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之下发表的。在演说发表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看了演说的全文”，贝尔纳斯又向杜鲁门总统介绍了这篇演说的概要；整个演说是在美国政府精心安排下进行的。因此，这篇演说也是美国发动对苏冷战的一个信号。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希腊、土耳其出现危急形势。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希腊和土耳其地处欧亚结合部，国际交通要道的汇合点，扼黑海出海口和东地中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希腊落入共产党之手，土耳其也将危在旦夕，甚至西欧和中近东也将受到巨大冲击。但此时的英国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虽为二战的战胜国，但这场战争也使它元气大伤，债台高筑，战后经济一直处于困难之中，根本无力继续对希腊、土耳其承担援助，遂于1947年2月21日照会美国国务院，请求美国挑起援助的担子，承担此前主要是英国承担的义务。
美国早就关注着希腊、土耳其的局势。早在1945年秋，杜鲁门就授权国务院，与英国商讨援希问题。1946年1月，美国照会希腊，“敦促该国政府提出一个稳定经济的计划”。1946年夏末，贝尔纳斯同英国达成协议，由英国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之后美国政府伙同英国，不断给希腊提供援助。但希腊反动政府的统治还是岌岌可危。1946年10月21日，美国务院近东和非洲事务司司长洛伊·亨德森提出一份关于希腊问题的备忘录，称“希腊‘正成为紧张的国际关系的焦点’，而在今后几个月里，它的地位可能构成中近东未来趋向的一项决定性因素”。1947年2月20日，美国政府同时接到驻英使馆和驻希使馆的电报。前者报告说，由于英国财政状况恶化，英国财政部反对对希腊作进一步援助。后者报告说“希腊正处在慌乱时刻，几个星期内就有在经济上精神上和军事上全面崩溃的危险，假如它崩溃了，武装的共产党队伍就会接管下来”。据此美国务院再次就希腊问题提出备忘录，题为《危机和迫在眉睫的崩溃的可能性》。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又收到了英国政府关于放弃希腊、土耳其的那份照会。
美国政府接到英国政府的照会后极为高兴。自从确定对苏“遏制”战略后，杜鲁门一直希望“当一个适合时刻来临时就宣布这个新的主义”。现在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从2月21日起，美国政府机器上自总统、国务卿，下至政府各部有关官员，全力以赴，为从英国手里接管希腊、土耳其开足马力运转起来。经过20余天的紧锣密鼓、精心准备，一切安排就绪，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演说。
杜鲁门在演说中首先极力渲染希腊、土耳其所面临的危险局势，说希腊正遭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如果希腊沦入少数武装分子控制之下，就会对其邻国土耳其产生严重的直接的影响，甚至可能引起整个中东的混乱，欧洲各国也将蒙受重大影响。要求国会批准向希、土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员前往参与“重建”。杜鲁门同时指出，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强加于各国自由人民的极权政权，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种种条件，以便我们和其他国家将能促进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最后，杜鲁门宣称，“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着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并以“伟大的责任已降临在我们头上”结束了他的演说。
杜鲁门这篇演说并不长，从他走进到走出会议厅总共不过21分钟，但在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它很快被人们称为“杜鲁门主义”。美国著名学者约翰·斯帕尼尔认为该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是杜鲁门政府的对苏“冷战宣言”，它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爆发。杜鲁门本人也承认，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美国对苏联的公开“宣战”。美苏冷战经过一年多酝酿终于爆发了。
全球争夺 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苏联在看到和美国合作无望的情况下起而应战，于是乎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除直接战争之外的各个领域的争夺。
争夺首先从欧洲开始。由于欧洲不仅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且经济发达，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谁控制了欧洲谁就有可能控制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欧洲便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请看：
1947年6月，为挽救西欧濒临崩溃的经济，将西欧各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将之变成反苏反共的基地，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拨巨款援助西欧各国；与之相对，苏联很快提出个“莫洛托夫计划”，表示要加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以便抵御“马歇尔计划”的诱惑，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
1949年4月，美国和英、法等欧洲11国成立遏制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立了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对抗。
1948年6月，苏联为报复美国分裂德国的举措，封锁了西德进入西柏林的水陆通道。对此，美国进行了反封锁，派出大批运输机，向西柏林250万居民空运所需物资。当时，仅维持西柏林人民的生存，每天就需要4 000吨物资，等于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在整个封锁期间，美英等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 264班次，空运的食品、燃料、衣服、药品等物达2 343 315吨，平均每个西柏林公民约一吨。同时，美国政府进行核威慑，将运载核武器的B-2飞机派驻英国。在美国的对抗之下苏联退缩，1949年5月，双方达成妥协，解除了封锁。同年9月在西占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10月，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德国正式分裂成两个德国。
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期间，美国为阻止二战后迅速发展壮大、极有可能竞选获胜的意大利共产党上台执政，以免意大利落入苏联阵营的怀抱，以及这股红色浪潮波及西欧其他国家，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心理战。美国政府鼓励意大利裔美国人给在意大利的亲友写信，劝说他们不要投共产党的票，共约有一亿封信如雪片般飞向了意大利。中央情报局大量散发反共邮件、传单、小册子，伪造意共当选后对意大利的计划文件、书信，大肆宣传苏军在德国占领区的抢劫、强奸，以及共产党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野蛮统治。杜鲁门总统公开发表讲话，警告说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获胜，或即使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美国就不再给意大利提供经援；美国之音不断重复这一威胁。结果，在1948年4月18日的选举中，共产党败北，美国成功地阻止了意共上台执政。
1950年1月，经过多次暗中协商，美国纠集西欧各国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企图通过共同控制对苏联集团出口军需物资、原子能物资、重要工业产品及高新科技，对其实行经济遏制，给其发展造成困难。这一政策实施了40余年，为美国战胜苏联、赢得冷战发挥了重要功效。
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苏在欧洲均势对峙的形成和双方的争夺渐趋稳定，美国把争夺的重点逐渐转向了亚洲。
在这里，美国首先是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出钱出枪，支持其打内战消灭中共。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为了阻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先后直接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分别长达3年和12年，不仅给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使美国自身付出惨重代价，阵亡将士共10万余人，耗资达1 000多亿美元。尤其可悲的是，战争结果使美国丢尽了颜面：前者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获胜的停战书上签字的战争，后者则以美国灰溜溜地撤军而告终。
50年代初，美国为了遏制所谓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和亚洲及大洋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军事协定，以构成对中苏的包围圈：
1950年10月17日，美国首先同泰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
1951年8月30日，美国同菲律宾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8日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样在10天之内接连签订了三个重要的军事条约，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初步建立起“遏制共产主义”的纵深军事体系，奠定了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础。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继续扩展延伸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体系。1953年8月2日，朝鲜战争刚刚结束5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即前往南朝鲜同李承晚会谈，并于8月8日在汉城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0月1日美、韩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字。
1954年9月8日，美国伙同英、法、澳、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约8国同时还签订了一项议定书，说明条约保护范围扩大到印支三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部）。
此外，1954年12月2日，美方代表杜勒斯和台湾代表叶公超在华盛顿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依宪法程序予以支持。12月8日，中国政府声明，美蒋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至此，美国通过这一系列双边的或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形成了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包围圈，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加强了其在冷战中的地位。
1955年11月，在美国经过数年多方活动怂恿操纵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英国在巴格达成立了中东军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规定条约国进行军事合作。美国没有直接参加该组织，而是通过派“观察员”参加该组织的会议，与该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它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联结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从西欧经过中东到东南亚、再经过台湾、日本、韩国直至阿留申群岛的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弧形军事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既可遏制苏联的扩张，也可镇压区域内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时也保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至此，美国最终在全球建立起了其反苏反共的阵地。
在亚洲，美国也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采取经援、军援的方式，和苏联争夺这一最重要的中间地带，以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
早在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当选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提出所谓“第四点计划”，表示要对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指出要“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能受益于‘美国’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据此，195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规定美国向落后地区提供技术援助，以改良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美国政府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以鼓励私人企业在落后地区投资。
第四点计划实施后，到1951年底，该计划已扩展到33个国家。从1949年到1953年，美国向亚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美援的总额中，80%给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这一计划的实施不仅使“一些受援国在技术上、经济上乃至政治上都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也使美国垄断资本大获其利，并使美国获得了这些国家的矿产资源开采权和大部分美国所必需的战略原料。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也是二战后美国推进新殖民主义的具体体现，是美国进行经济扩张和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沿用和完善。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要对中东国家提供紧急军事援助以抵御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便是对第四点计划的继承和发展。
与此同时，从1949年开始，杜鲁门政府通过多个军援法案，规定给北约和亚洲国家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1951年5月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称，给中东军援是“消除”苏联压力，援助亚洲是“同多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侵略作斗争”。1951年国会批准的对北约和亚洲国家的军援总额达72.83亿美元。之后美国始终没有中断其对外军事援助，直至冷战结束。
拉丁美洲自从19世纪20年代美国提出门罗主义以来就被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后院，不许他人染指，更不许共产主义势力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冷战爆发后美国在拉美首先密谋策划威逼利诱拉拢18个拉美国家于1947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美洲国家间互助公约》，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美洲国家的进攻”，因而缔约国有义务对直接受害国采取援助措施，并通过适当的机构采取“集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使用武力。翌年3月30日，美国又纠集拉美20个国家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集会，美国在会上宣称，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可能威胁到拉美国家的民主自由；美国有责任发挥“坚定的”领导作用，肃清西半球共产党的影响与活动。由于美国大造“共产主义恐怖”的舆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反共宣言，并把泛美联盟改组为由美国控制的政治军事集团美洲国家组织，其中央常设机关和总秘书处设在华盛顿。《美洲国家间互助公约》的签订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在西半球建立了军事政治集团，巩固了美国的后院，使西半球成为美国牢固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一个基地。
美苏在拉美的争夺最典型、也最危急的事件便是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自美西战争沦为美国殖民地后，由于古巴人民的坚决反抗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被迫于1902年撤出占领军，古巴宣布独立。但之后美国始终控制着古巴的经济命脉，频频干涉古巴内政，扶植反动的独裁政府。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后，很快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由于古巴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征收了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将大批美资企业收归国有，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与古巴断交，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海上封锁，甚至在美国建立营地，训练和武装古巴流亡分子，然后在美军的支持下渡海反攻，企图武装颠覆古巴革命政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猪湾事件。苏联则乘机拉拢古巴，派领导人访古，和古巴签订经济协定，对古巴提供贷款，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干涉。1961年4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古巴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组织，后改为古巴共产党。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开始给古巴提供军事援助，并在古巴秘密修建导弹基地，部署中程导弹。
1962年8月至10月，美国U-2飞机在古巴上空侦察时连续发现了苏联正在古巴修建的中程导弹发射场和业已部署的中程导弹。对此，美国总统肯尼迪大为震怒。据估计，这些导弹能够击中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于是美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10月22日晚，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一切正在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并扬言美国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核导弹视为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的全面报复。美国迅速派庞大舰队封锁了加勒比海，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案，要求苏联迅速撤出它在古巴的导弹。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美在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同时集结大量登陆部队，做出准备进攻古巴的姿态。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私下向苏联驻美大使表示，总统至多只能再克制两天了。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发出同美国斗争到底，誓死保卫祖国的号召，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双方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紧张到了极点。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首先让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建议以苏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并要求美国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丘比特”中程导弹。肯尼迪在回信中许诺如苏联迅速撤出它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就不侵入古巴。罗伯特·肯尼迪则私下告诉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肯尼迪总统久已希望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导弹，相信危机过去后不久就会采取行动。11月8日至11日，苏联将导弹撤离古巴，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国海军船靠船的“肉眼观察”。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解除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美苏对抗争夺中最为危险的一次较量，它把世界几乎推向了核毁灭的边缘，最后又达成了妥协，从而开创了美苏关系既对抗又对话，既斗争又妥协的新阶段。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长期对古巴实行了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外交孤立政策，并多次阴谋暗杀卡斯特罗总统，力图将古巴这个拉美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在拉美出现另一个古巴，美国屡屡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或密谋策划发动政变推翻左翼政府，或出钱出枪支持反左翼政府武装，或直接出兵推翻左翼政府。1965年5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为美国出兵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亚、武装干涉该国进步力量与保守势力的内战时公然宣称：“不能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表示美国将用武力“保卫”西半球的“每一个自由国家”。人们很快将之称为“约翰逊主义”。美国在拉美地区扮演了典型的“国际宪兵”、“世界警察”的角色。
非洲大陆濒临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和红海，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二战后至70年代，美苏争夺的重点主要在欧洲和亚洲。70年代中后期，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的惨败、美国的战略收缩以及美苏关系的相对缓和，乘机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张，扩大其势力范围，挖美国的墙角，并连连得手。80年代初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后，迅速调整了美国对外战略，对苏联发起了全面反击。双方在非洲也展开了激烈争夺。
美苏在非洲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东非之角、东北非和南部非洲地区。
非洲之角扼地中海经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77年，苏联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发生冲突之机，指使古巴派军队到非洲之角，取得了埃塞俄比亚濒临红海的一些群岛的基地使用权，控制了素有“红海门闩”之称的红海南端的出海口。里根在上台前就指责卡特政府忽视同苏联对抗，使苏联在非洲连连得手。里根上台后把这一地区作为其对非政策的一个重点，力图遏制苏联，驱逐苏古势力，扩大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和影响。1981年8月，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南也门签订了一个亚丁条约，加强三边之间的合作。里根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加强对索马里、肯尼亚和苏丹的援助，并在该地区建立对付苏联的快速部署部队基地。里根政府声称，如果苏联的武器、古巴的军队和利比亚的金钱联合起来，非洲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为了把苏古势力赶出埃塞俄比亚，里根政府对埃塞俄比亚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一方面对埃塞俄比亚在军事上进行遏制，宣传上大肆攻击，经济上施加种种压力，政治上颠覆。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利用非洲之角及其周围地区闹干旱和饥荒之机，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粮食援助，并多次表示要与埃谈判改善两国关系。对索马里，里根政府由于要同苏联争夺亚丁湾、印度洋，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波斯湾油田所造成的威胁，加强了对它的合作与控制。美国在这里加紧建设军事设施，同索马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982年它向索马里提供紧急军事援助对付埃塞俄比亚。当索马里为了摆脱困难谋求改善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关系时，美国则以断绝援助相威胁。
对地处东北非的埃及和利比亚，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埃及是里根政府在这一地区重点经营的国家。加强同埃及的关系，不仅对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有很大帮助，而且对在这一地区及其周围地区遏制苏联、古巴、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因此里根政府努力同埃及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它向埃及提供的军援1981年为5.5亿美元，1986年增至12.46亿美元。同时，美国还向埃及提供大量经援，允许埃及同北约成员国、以色列等国一样自由进入美国军火市场，同埃及联合举行军事演习。与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利比亚则采取了孤立和打击的政策。他们把利比亚看作是苏联的同伙，认为它支持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在中东和其他一些地区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因此里根政府把利比亚当作低烈度战争的试验场，多次给予猛烈打击。如1981年8月，在锡德拉湾击落利比亚战斗机；1986年3月袭击了利比亚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击毁、击伤它的导弹巡逻艇；4月15日又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轰炸了卡扎菲的驻地。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对利比亚施加各种政治外交压力，搞经济制裁，最大限度地孤立它，在非洲和中东广大地区对它进行遏制、打击，并想方设法要推翻卡扎菲政府。
南部非洲通常指南纬6度至35度之间的非洲南部次大陆，包括赞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扎伊尔等12个国家。这一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不少矿物的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已开采的56种之中，20多种是稀有金属，在经济和军事上有很高的价值。里根政府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在里根政府就职的前夕，在美国《外交季刊》1980/81年冬季号上发表《南非：转变的战略》一文，提出要对整个南部非洲采取“建设性参与”的政策，强调要在南部非洲同苏联争夺，要对苏联和古巴采取强硬路线，反对把外部战斗部队引进这个地区。里根政府采纳了这一政策，在南部非洲和苏联展开争夺，力图把苏古势力赶出安哥拉。一方面，它支持安哥拉反政府组织“安盟”。在里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1985年7月国会撤销了禁止向安哥拉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克拉克修正案。之后里根政府每年向“安盟”秘密提供1 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提供先进的“毒刺”式导弹。同时纵容南非入侵安哥拉，支持南非插手安哥拉内战。另一方面对安哥拉政府软硬兼施，逼其和“安盟”谈判，组成联合政府。1986年3月25日美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雷德曼宣布美国对安哥拉的经济政策是，在取得谈判解决以前，拒绝向安哥拉出口所有军用品，不支持安哥拉取得外汇以支持其反对“安盟”战争的能力。11月里根签署了禁止国防部队向安哥拉购买石油的法令，并扬言在安哥拉政府和“安盟”达成妥协以前将继续阻止它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在莫桑比克，里根政府为了“鼓励莫桑比克离开苏联转向西方阵营”，采取了争取拉拢的政策。1984年，里根政府开始对莫桑比克提供经援。1985年，又将经援扩大到军援，首次给莫桑比克提供了120万美元的军援。还提供了粮食和低息贷款。同时，邀请萨莫拉总统访美。里根政府要求莫桑比克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同反政府力量和解，成立联合政府，甚至表示美国愿意出钱，让莫桑比克购买南非的武器和由南非人来训练莫军队。当莫桑比克并未因接受美国的援助而减少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时，美国又以减少援助相威胁。如1985年7月美参院投票决定，莫桑比克如不把苏联顾问人数由1 300人减少到50人，美国就要把当年给它的6 000万美元的援助减去1 800万。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的争夺，采取了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除了采取经济封锁制裁、战争结盟围堵、外交谈判折冲、军事尖锐对峙、激烈军备竞赛、意识形态领域丑化攻讦等公开斗争手段外，也采取了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隐蔽斗争手段。冷战爆发不久，杜鲁门政府即于1948年6月制订了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战略，企图通过对苏联东欧（后来扩展到对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给苏联造成最大的困难，阻止苏联的扩张，把苏联的势力从东欧推回去，最终战而胜之。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并实施了这一战略。
冷战期间，随着美苏力量的消长和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对苏联集团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隐蔽行动实施的重点在欧洲。
1947年冷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美苏首先在欧洲展开了激烈争夺。就美国而言，当时在欧洲的目标是，稳住西欧，防止西欧在共产主义浪潮冲击下坍塌；争夺东欧，使东欧各国成为通过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据此，美国在实施遏制战略的同时，也制订了隐蔽行动战略，展开了隐蔽活动。在这一阶段，美国制订了许多计划，对所谓苏联共产主义集团进行秘密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其中尤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最为突出。
在政治战方面，主要是通过制造假情报、散布流言蜚语等手段挑拨离间苏联东欧国家最高层的关系，挑拨离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引诱苏联集团人员大量叛逃，给苏联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秋杜鲁门政府雇用一批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学者制订了一个颠覆苏联政权的“特罗伊计划”。它具体包括四种方式，即：一、设法使苏联党和国家管理机构丧失能力；二、增加叛逃到西方的事件，煽动军队和安全机构中出现大量叛逃者，动摇党对他们的信任，导致新一轮清洗，削弱党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能力；三、传播针对苏高层领导特别是政治局成员的假情报，以增加他们的相互猜忌，诱导苏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四、削弱苏联对东德共产党的信任及紧靠西方边界的苏联驻军的可靠性，继续进行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来的活动，以及对苏联领导散布中国共产党可能有铁托主义倾向的假情报，促使国际共产主义再次分裂。为了引诱、鼓动苏联集团人员叛逃，具体负责隐蔽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常常派特工人员潜入苏联东欧进行策反，并资助一些民间机构进行鼓动。如“1949年中央情报局资助建立了一个自由法学家协会（总部设在西柏林），从事秘密鼓动东德人投奔西德的工作。”
心理战是在美国所有隐蔽活动中运用最多的武器。有学者认为，“‘冷战’的主要武器，是意识形态、宣传和心理的手段”，甚至有人认为，“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1947年12月美国政府制订开展隐蔽心理战的政策后很快就将之付诸实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施心理战的第一个试验场不是在苏联东欧，而是在地缘政治上属于西欧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正逢大选，战后蓬勃兴起的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参加竞选，志在必得。美国政府清醒地看到，如果意大利落入共产党之手，就将在西欧阵营中打开缺口，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将如洪水冲垮西欧的堤坝，整个西方世界的命运便岌岌可危。于是便对意大利展开了一场猛烈的隐蔽加公开的宣传战、心理战。结果，在1948年4月18日的选举中，共产党败北，基督教民主党以48.5%的选票获胜。美国政府实施的心理战可谓首战告捷。
之后，美国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对苏联集团展开宣传战、心理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二战期间即已建立的“美国之音”和1950年建立的“自由欧洲电台”、1953年建立的“解放电台”（后改为“自由电台”）进行敌对宣传，即恶毒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揭露所谓苏联东欧国家的阴暗面，鼓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当时美国之音的一位官员曾赤裸裸地表白说他“不是在搞广播，而是在干革命。”为了加强对心理战的领导，1951年4月4日杜鲁门总统下令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PSB），该委员会由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其职责是“制定并向从事心理战的部局传达国家心理战的总体目标、政策和计划，协调、评估国家的心理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委员会的活动和它对国家心理战的评估，包括有关部局对被批准的心理战目标、政策及计划的指引情况。”这就足以显示美国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了。
所谓准军事行动是指美国政府秘密组织和训练从苏联集团叛逃出来的流亡者，然后把他们潜送回国，从事武装破坏活动，也包括中情局自己的特工在敌对国家所搞的武装破坏及暗杀等活动。在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西德的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们首先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难民营中秘密物色筛选对象，然后集中进行训练，有些新手还要送到美国学习跳伞、收发报等特别课程。经过一定训练后，便通过海运或空投把他们送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等地或阿尔巴尼亚等国，从事搜集情报、武装破坏活动。其中最具规模、最突出的是被称为“宝贵行动”的旨在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的行动。美英两国都认为阿尔巴尼亚夹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易于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英国早在1946年就开始颠覆阿尔巴尼亚的活动，支持在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个皇室反共集团，组织游击活动，发动内战，企图推翻霍查政府，但屡遭挫折。后英国政府请求美国支持，美积极响应。1949年起两国开始协调行动，从西德、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地招募了许多“自由阿尔巴尼亚人”，秘密训练后将他们一批批潜送回国。从1949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近20次秘密渗透活动，约500人被潜送入境。但这些人一入境便遭到阿警察部队的伏击，或被歼灭，或被活捉。1954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将抓获的几个特工公审处死，使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于是在同年停止了这一行动。
在经济战方面，美国勾结英、法、意等一批西方盟国于1950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协调立场，共同对苏联集团实施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管制范围扩大至中国，建立了该组织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之后，该组织成为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实施经济战的重要工具，直至1994年宣告解散。
当然这一时期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也进行了不少隐蔽活动。如为了阻止菲律宾落入共产党之手，50年代初秘密支持菲律宾国防部长马格赛赛瓦解了菲律宾人民军，1953年又不择手段帮助他竞选总统获胜，使马格赛赛成为第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扶植上台的菲律宾总统。为了阻止伊朗倒向苏联一边，于1953年秘密操纵伊朗国王巴列维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权。1954年又在危地马拉颠覆了坚持社会和经济改革，获得国内共产党支持的阿本斯政权。但这一阶段美国隐蔽行动的重点在欧洲是毋容质疑的。
第二阶段：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一时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到50年代中期，东西方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表现在，首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放弃了斯大林和西方僵硬对抗的路线，多次表示要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也采取了斡旋结束朝鲜战争、与奥地利签订和约、与西德建交等一系列切实具体的行动。苏联似乎暂时不再构成对美国最紧迫最直接的威胁。其次，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建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苏联已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核武器库，特别是研制成氢弹。这意味着美在欧洲任何不谨慎的举动都可能酿成一场灾难。第三，在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促进下所发生的1953年东德起义、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被镇压，这表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严密有效的，继续此类行动只能是为苏联集团“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口实，从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控制。”第四，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美国惨遭痛击；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这使美国统治者认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担心在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五，亚非拉反帝反殖浪潮汹涌澎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取得独立，第三世界勃然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冷战战略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对苏联东欧暂时减少了隐蔽活动，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而将隐蔽行动战略的重点移至亚非拉地区。
在亚洲，中情局积极支持和帮助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妄图分裂中国。他们为达赖集团训练武装特工，空投武器装备及叛乱分子，进行空中掩护等。在越南，中情局积极配合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向北方空投特务，散布谣言，破坏铁路，污染汽油，制造混乱，搜集情报，展开秘密战。这一时期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多达400余人，成为中情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在印度尼西亚，50年代末，中情局为了搞垮具有“亲共倾向”的苏加诺政府，不仅秘密支持在苏门答腊岛的叛军，“空投武器物资，用潜水艇给叛军运送物资，接送联络官员”，还采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等卑劣手法，制作了一部色情片《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以图毁损苏加诺的名誉。1965年又秘密支持印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并于1968年废黜了苏加诺。
在非洲，为了防止刚刚获得独立的刚果（金）成为第二个古巴，中情局精心策划暗杀了被其诽谤为“黑鬼卡斯特罗”、“俄罗斯黑鬼”的刚果（金）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
在拉丁美洲，美国为了巩固其后院，阻止苏联势力的渗透，也充分运用了隐蔽行动战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为了颠覆出现在美国眼皮底下的古巴革命政权，中情局对古巴实施了全面的隐蔽行动。中情局制订了一个“冥王星计划”，在流亡到佛罗里达的难民中，招募了一批自愿者，进行军事训练，组成“2506旅”，于1961年4月带着坦克和各种轻重武器在古巴的猪湾登陆，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猪湾入侵”事件，但惨遭失败。中情局也不断派出特工，潜入古巴进行破坏活动。将古巴运糖的船用放射性物质污染，在古巴的矿山制造爆炸事件，在哈瓦那最大的商场纵火，将古巴的甘蔗地付之一炬。同时，中情局多次策划了各种形式的暗杀卡斯特罗的事件。可以说，美国对古巴的隐蔽行动无所不用其极。此外，在玻利维亚，1967年中情局通过高空红外线照相侦察锁定了拉美著名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目标，将资料交给由中情局训练和监管的玻利维亚特别武装，协助该国逮捕并杀害了切·格瓦拉。在智利，从1958年到1970年，美国一直通过隐蔽的政治活动，阻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1970年大选，社会党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对此，美国政府恨之入骨，遂经过长期密谋策划，支持智利右翼军人集团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政变，将阿连德枪杀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在亚非拉的隐蔽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肯尼迪政府平均每月要批准4.8项隐蔽活动计划，而约翰逊政府则增加到5.25项。从1963年11月到1967年2月，约翰逊政府共批准了142项隐蔽活动计划。
第三阶段：7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阶段，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隐蔽活动大大缩减。
1972年大选期间，尼克松竞选班底派人潜入民主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被大厦保安人员当场抓获，“水门事件”爆发。之后民主党穷追不舍，迫使尼克松于1974年引咎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引咎辞职被迫下野的总统。此时正值美苏关系缓和，冷战处于低潮之际，美国国会在追查水门事件过程中，对涉嫌卷入该事件的中情局所采取的其他隐蔽活动也提出了质疑和查究，导致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被迫削减机构，裁撤人员，其隐蔽活动骤减。据统计，50—60年代，中情局隐蔽活动预算达54%，到1976年则下降到4%左右。
但正如这组数字所示，虽然这一时期美国的隐蔽活动骤减，却未完全中止。1975年，为了反击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扩张，美国总统福特指示中情局通过邻国扎伊尔向反对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的抵抗组织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此事被揭露后，1976年美国会通过决议，禁止进一步向安哥拉提供任何隐蔽的支持。
第四阶段：80年代。在这一阶段，美国在东欧和亚非拉重点突破，全面出击，赢得了冷战。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是美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东西方冷战格局乃至世界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调整了对苏政策，结束了前几年的缓和状态，展开强硬对抗。特别是1981年里根上台后，决心利用苏联的内外困境进行反击，一举夺取冷战的胜利。在隐蔽行动方面，里根政府采取了重点突破——以波兰和阿富汗为两个重点进行突破，全面出击——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齐头并进，从东欧和亚非拉全面出击的战术，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
波兰地处东欧心脏，如搞垮波兰，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东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为此，里根政府除公开对波兰通过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压外，还在暗中大力支持1980年在波兰出现的反政府组织团结工会，向团结工会秘密资助大笔活动经费和先进的无线电通讯工具、广播电台、印刷机等各种设备。为搞垮波兰，里根还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进行密谋，约定联合在波兰“进行一场秘密战役，以加速共产主义帝国的瓦解。”
为了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加剧苏联的负担和加速其崩溃，里根政府不断增加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经济援助，到1987年，援助总额达25亿美元。美国还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连其西欧盟国都未予配置的肩扛式毒刺导弹，以及先进的夜视装置和精确制导武器，给苏军造成致命打击。“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成为美国采取的最大的隐蔽行动。”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企图“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中情局长威廉·凯西多次秘访巴基斯坦，告诉该国情报官员“苏联的民族关系紧张不堪一击”；中亚地区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阿富汗北部地区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与巴基斯坦情报官员秘密商讨训练和派遣阿富汗游击队员进入苏联发动袭击。阿富汗游击队员确也多次潜入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苏联中亚地区，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袭击哨所，伏击边防巡逻队，给苏联造成更大压力。
在东南亚，从1982年至1988年，美国通过东盟国家每年向柬埔寨自由高棉抵抗力量提供3 000万美元的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