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近5年的时间，神宗皇帝几次有意要重新起用他，总是被朝中重臣所阻止。有次神宗对宰相王硅、蔡确说：“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王硅面露难色。神宗说：“轼不可，姑用曾巩”。曾巩给神宗呈送了一篇太祖总论，神宗看后心里不高兴，也就没有起用曾巩。于是神宗皇帝下了一道手诏说：“苏轼黝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苏轼就这样被量移（平级调动）到汝州（今河南临汝，离京城较近）任团练副使。苏轼接到皇帝的手诏时已是三月了，立即作《谢量移汝州表》呈送京城。他在此文中先说：“伏奉正月二十五日浩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者。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抵服训词，惟知感涕。”接着以悲婉的文字述说了在黄州的困境。最后，颂扬了神宗的政绩，以“效死”和“呼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这篇上谢表没有了往昔雄气勃发的文风，在自责中透露出凄凉之感。可能他也清楚，这次量移汝州是神宗发出的决心重用自己的信号，所以文中既要表达对皇帝的谢意，又要博得朝中大臣的同情，并使政敌抓不住把柄，以求得早日结束贬居生涯。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他先让长子苏迈带全家到九江等地，他自己准备先去摘州看望弟弟苏辙。去摘州过庐山，苏轼就尽情游览了一番。《记游庐山说》云：“仆初人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见，应接不暇，不欲作诗。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人开先寺，主僧求诗，作《瀑布一绝》。往来十余日，作《漱玉亭三峡桥诗》。与总老同游西林，有《赠老总》，及《题西林壁》，皆绝句也。”其中《题西林壁》是一首有名的哲理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即西林寺，又名乾明寺，此诗原是写在墙壁上的。许多社会生活和自然形象本身就含有某种哲理，为了表达这种哲理，就须先把事物的形象根据表达的需要描绘出来，再就形象本身生发议论而道出真谛。该诗前两句诗理的本意已经露出，后面两句诗的议论一出，全诗的内涵和底蕴就清晰地显露了出来：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游罢庐山，苏轼又踏上了去筠州的路。他先写信给弟弟告诉了到箔州的时间，并写了一首《将至搞州先寄迟适远三犹子诗》一并随信寄去。苏辙一家人接信后惊喜交加：不但亲人团聚在即，而且政治上似乎露出了一线曙光，于是苏辙两个大些的孩子兴奋地上路去接苏轼，他们走了八百里路，才接到了朝思暮想的伯父，赶在端午节前，苏轼兄弟二人在绮州见面了。他们相互述说了各自别后的情景及思念之情，端午节那天游了真如寺，写了几首唱和诗。苏轼在绮州住了十天，告别弟弟一家人去九江与家人会合。
六月，苏轼长子苏迈要去饶州德兴县做县尉（主管治安的佐官），苏轼送子到达湖口，共同游览了石钟山，写了一篇探险寻幽式的记游散文《石钟山记》。文章先从前人对石钟山为何独以“钟”名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说起，写他与苏迈于六月九日夜乘舟游览石钟山，与“大声发于水上，嘈咳如钟鼓不绝”时，他“徐而察之”，山下都是石洞和石缝，水浪动荡、波涛冲撞其间而形成了嘈咳的响声；舟回至上钟山、下钟山之间，“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嘈咳者相应，如乐作焉”，至此才弄清了石钟山名字的由来，并由此得出了凡事必须目见耳闻，不可主观臆断的哲理。
七月，苏轼带着家小到达金陵，王安石骑驴到江边来迎接。苏、王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胸襟开阔、才学出众，彼此十分倾慕。此时王安石早已罢相，退居金陵蒋山半山园养病，也常出游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赵项赠送的，驴是自己买的，后来马死了，就专骑小驴；有人建议出游最好乘肩舆，他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苏、王二人相处多日，论诗说佛，同游蒋山，互相唱和，其乐融融。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中一首最能表现二人此时的情谊：
骑驴渺渺入荒阪，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劝说苏轼在金陵买田置房，以便经常欢聚，对此苏轼欣然应允，打算与王安石相邻而居，可令苏轼遗憾的是：“从公已觉十年迟”。
据宋时吴炯《五总志》载：王介甫一夕以动、静二字间诸门生，诸生作答皆数百言，公不然之。时东坡维舟秦淮。公曰：“侯苏轼明日来问之。”既至，果洁前语。东坡应声曰：“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也。”公击节称赞者久之。
俩人谈论到当前的政局时，都优心忡忡。宋史载：苏轼曾对王安石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王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人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答。由此可见，王安石、苏轼已被吕惠卿、王硅、李定之流卑劣地罗织罪名、诬陷迫害不同政见者的手段弄寒了心，对朝中之事不敢说三道四了。
苏轼告别王安石后继续北上，但因“风涛惊恐，举家重病”，妾王朝云生的小儿子苏遁于七月二十八日在旅途夭折。全家人十分悲痛。途中遇见了赴广南路任职的旧友沈透，苏轼作《送沈透赴广南》说：“磋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我滴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并说今后的打算是：“君归赴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苏轼艰难地于腊月到达泅州，在泅州过毕年，此时资用罄竭，只好写下《乞常州居住表》上奏神宗皇帝。这份上表凄楚哀婉，读之催人泪下，把在黄州的5年表述为“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薰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说自己当前赴汝州任的旅途是“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泅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接下来请求神宗说“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擅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在哪里等待朝廷的答复呢？苏轼说“臣见一面前去，至南京以来，听候朝旨”。写完这份上表，苏轼全家人正月四日离泅州，前往南京等候圣旨。神宗对苏轼本有好感，见了《乞常州居住表》后又受感动，立即格外开恩，所以此表朝人、夕报可，很快批准了其请求，于是他又从南京返舟南下，于春季到达常州。
在近一年的旅途中，苏轼写了许多名诗佳词。他在赴常州途中，于扬州竹西寺壁上题诗一组，其中一首为：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该诗表现了苏轼浓浓的思乡归隐情结，很有情趣。他还在扬州作了《赠王寂》：
与君暂别不须嗟，俯仰归来鬓未华。记取江南烟雨里，青山断处是君家。
这一首赠别诗别有情致，写得清新可爱，诗中没有直抒惜别情，只是劝慰对方不要伤感，极言分别时间将会很短暂，自己不久还会回来去其家中相会，叙事中把浓浓的朋友情谊表达得淋漓尽致。苏轼从黄州到常州旅途中词作也不少，有影响的当数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泅州刘倩叔游南山后所写的《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抹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词中描绘了淡烟疏柳的晴冬景色和清茶野菜的午宴的感叹“人间有味是清欢”。词的意境清新、淡雅。
苏轼成为“田舍翁”后，与苏辙的通讯联络又恢复正常了。苏辙已于元丰七年九月成为歙州绩溪令，命运开始有所转折。本来，苏辙在筠州时，因“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说杂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可还没有来得及推敲玩，就“移知歙绩溪”（《颖滨遗老传上》）。到绩溪任后，政务繁忙，做学问的事只好推后。
元丰八年正月十四日，苏辙作《南康直节堂记》。文章开篇就介绍南康太守徐望圣府衙院中有八棵杉树，“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类，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官长剑立于王庭立于王庭”，但这些高大的杉树不为人所珍重，独府君见而怜之，作堂而以直节命焉。第二段写杉树“能遂其性，不扶而直”，不像其他树木当遭到风雨摧折或岩石压抑时就“委曲随物”，而像杉树一样具有不可摧折性格的人也有。第三段说太守徐君温良泛爱，所居以循史称，不事苛求，行为正直。直节堂建成，徐太守与客人在堂上饮酒，客人醉后唱道：“吾欲为曲，为曲必屈，曲可为乎？吾欲为直，为直必折，直可为乎……”在不欲“为曲”，难以“为直”的环境中，徐太守的操行像杉树一样“飞雪满庭，颜色不变”，怎能不叫庐山之民“升堂见杉，怀思其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