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能只把她当作玻片上染了色的死细胞看待。由于汉娜，我渐渐认识到：诊断和治疗策略对治病没有什么大作用，了解病人的需要然后给予帮助，才是治病良方。
几个月后，汉娜带着小儿子来了。男孩的神态和细致的五官都像母亲，好奇地盯着我。他已决定长大了要做医生。“纳德勒医生让我看我自己的活组织，”汉娜对儿子说，“他让我看我的病，让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她得意到几乎忘形。
我一一回答了男孩提出的问题。我相信，他知道母亲曾经为了他而勇敢地与病魔搏斗。
“我感觉到我的病又要复发了，”汉娜说，“我常无端端疲倦，又这里那里不舒服。因此我决定到缅因州去。”“为什么？”我问。“那里有秋叶，”她说，“我要去看秋天景色。”我仿佛见到癌细胞正在转移，挤进她的肺部、肝脏和骨头。她的免疫系统还行吗？药物对她还有帮助吗？还会有另一次开始吗？汉娜和儿子手挽手离开我的办公室。她表现得充满自信，好像知道就算她跌倒了，还是能再站起来；如果倒地不起，还是会在另一时空再站起来。
我回去看我的显微镜。我努力在一堆癌细胞中搜索，找寻缅因州的落叶。那些叶子刚落下的时候火红艳丽，然后慢慢腐烂成为肥料，滋养埋在下面的种子。
成功来自使我们成功的信念。
从不说他做不到——曼沃宁
我的儿子琼尼降生时，他的双脚向上弯弯着，脚底靠在肚子上。我是第一次做妈妈，觉得这看起来很别扭，但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小琼尼先天双足畸形。医生向我们保证说经过治疗，小琼尼可以像常人一样走路，但像常人一样跑步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琼尼3岁之前一直在接受治疗，和支架、石膏模子打交道。经过按摩、推拿和锻炼，他的腿果然渐渐康复。七八岁的时候，他走路的样子已让人看不出他的腿有过毛病。
要是走得远一些，比如去游乐园或去参观植物园，小琼尼会抱怨双腿疲累酸疼。这时候我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会，来点苏打汁或蛋卷冰淇淋，聊聊看到的和要去看的。我们并没告诉他他的腿为什么细弱酸痛；我们也不告诉他这是因为先天畸形。因为我们不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邻居的小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总是跑过来跑过去。毫无疑问小琼尼看到他们玩就会马上加进去跑啊闹的。我们从不告诉他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跑，我们从不说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七年级的时候，琼尼决定参加跑步横穿全美的比赛。每天他和大伙一块训练。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先天不如别人，他训练得比任何人都刻苦。虽然他跑得很努力，可是总落在队伍后面，但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他说不要期望成功。训练队的前7名选手可以参加最后比赛，为学校拿分。我们没有告诉琼尼也许会落空，所以他不知道。
他坚持每天跑4-5英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发着高烧，但仍坚持训练。我一整天都为他担心。我盼着学校会打来电话让我去接他回家，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放学后我来到训练场，心想我来的话，琼尼兴许就不参加晚上的训练了。但我发现他正一个人沿着长长的林荫道跑步呢。我在他身旁停下车，之后慢慢地驾着车跟在他身后。我问他感觉怎么样，“很好。”他说。还剩下最后两英里。他满脸是汗，眼睛因为发烧失去了光彩。然而他目不斜视，坚持着跑下来。我们从没有告诉他不能发着高烧去跑4英里的路，我们从没有这样对他说，所以他不知道。
两个星期后，在决赛前的3天，长跑队的名次被确定下来。琼尼是第六名，他成功了。他才是个七年级生，而其余的人都是八年级生。我们从没有告诉他不要去期望入选，我们从没有对他说不会成功。是的，从没说起过……所以他不知道，但他却做到了言者或许以为无伤大雅，其实可能影响深远。
一句话改变一生——郝尔
“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好。”这话是一个女人对显然是她儿子的小男孩说的，原因是小男孩从她身边走开了。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大，周围的陌生人都听得到。男孩挨了骂，一声不响回到那女人身旁，低着头。也许这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小事有时会长留心中。简单的的一句骂人话脱口而出，言者或许以为无伤大雅，其实可能影响深远。“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好。”诸如此类的话，可能影响听者的一生。
最近我听了个故事。讲故事的人名叫马尔康姆·达柯夫，四十八岁，过去二十四年一直靠写作为生，主要是撰写广告。他告诉我：
达柯夫小时候生性怯懦害羞，缺乏自信，没有什么朋友。一九六五年十月里有一天，他的中学英文老师露丝·布罗赫太太吩咐学生做一项作业。他们当时刚读完《射杀反舌鸟》这本小说，布罗赫太太叫学生每人为此小说续写一章。
达柯夫写好后就交卷。如今他已不记得当年他写的那一章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记得布罗赫太太给他什么分数。他只记得——他会一辈子都记得——布罗赫太太批在作业上的评语：“写得很好。”一句话。一句话就改变了他一生。“看到那四个字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长处，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说，“看了她写的评语，我回家就写了个短篇故事。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写作，只是我从不相信自己做得来。”
那一学年余下的时间里，他写了许多短篇故事，总是一写好就带回学校去请布罗赫太太评阅。她鼓励他，鞭策他，坦率指出他的错误。“她正是我所需要的导师，”达柯夫说。然后他当选为中学校报的编辑。他的信心逐渐加强，胸襟也一天天开阔，就此开始了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达柯夫深信，要不是布罗赫太太批了那四个字，这一切不可能发生。
校友会三十周年聚会时，达柯夫回到母校，并且去探望了布罗赫太太。这时她已退休。达柯夫跟她说了她那四个字对他的影响，然后告诉她，全仗她帮他培养出了做作家的信心，他后来也帮助一个年轻女子培养出了自信，做了作家。他告诉布罗赫太太，那女子在他办公室里上班，同时上夜校修读中学程度文平学程。她常向他请教意见并请他帮助。她尊敬他，因为他是作家，而这也是她找他帮助的原因。这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布罗赫太太听了他帮助那年轻女子的事之后很感动。“我想我们俩都明白她的影响是多么深远，”达柯夫说。
“你真蠢，什么事都做不了。”
“写得很好。”
简简单单一句话，却也许能改变一切。
我想，输不掉青春的人生才是最美的。
我的青春没有输掉——王克
那是我在广州几年中最难挨的一个夜晚。那时，天已经很黑了，还飘起了小雨。我背起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刺眼的霓虹灯和舞厅里传出的鬼叫一样的歌声是我所能听闻的这座城市生活的表面，它的虚伪和欺诈藏在夜色下面。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我向一座立交桥下走去……广州，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个多月，或许不该说是生活，而是忍耐。初来这里时，除了天空并不像梦想的那么蓝外，一座座摩天大楼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但对于一个没走出过大山没学历而又想在大都市里闯一把的毛小子来说，想找一份工作实在太难了！第一次走进中介所，我就被骗去了身上仅有的150元钱。他们给了我一个工厂的地址，让我第二天去上班，可我到那儿只干了一天活儿，就被人家以“太没经验”为借口炒了鱿鱼。再去中介所要钱，竟被他们骂了出来，说钱不能退，再捣乱就找人揍我（他们是串通好骗钱的）。
我背着行李在大街上到处转悠，衣袋里没钱，任凭肚子饿得咕咕叫。转了一整天，我终于在一个站牌上看到了一个招工小广告，像是发现了宝贝，我风风火火地向西郊跑去！
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砖场。我拼命工作，起早贪黑拉着小车往返于坯场和砖窑之间，烈日晒得人直冒火，肩膀磨得血迹斑斑，我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因为我知道，小弟小妹上学需要钱，父亲打针吃药需要钱，最令我愧疚的是对不起大哥：两年前，我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要交昂贵的学费，为此大哥没日没夜地采石头卖，在事故中砸断了腰骨。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送他去最好的医院。
三个月艰苦劳动之后，我终于要拿到第一份工资了。老板说资金紧张，三个月工资一起发，我没多想，只盼着三个月后，就可以把钱寄回家里，让全家高兴一番。可是，一场暴雨打碎了我的好梦，小砖场坍塌，老板早已不知去向！天啊，这哪还有什么公平可言，我三个月的拼命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小小的笑料！长叹一声，我只好离开……来到一座立交桥下，把行李放在地上，我找了一个桥墩，靠上去，水泥桥墩冰凉极了，就如同我此刻的心情。天空灰蒙蒙的，但我能清晰地辨认出家的方向，想着此刻家里的情形，可能他们正谈到我吧。而我却一个人，瑟缩在异乡繁华街市的一座桥下。我真想一下子飞回家，扑进亲人怀抱……第二天，我又走到了广州大街上。
珠江岸边，一个叫沙贝的地方。我在一个商标厂做起了搬运工。与那些人高马大的壮汉相比，我显得太单薄了，为了赚钱，我咬牙挺着，有时一天竟干十一二个小时。几个月下来，本来就瘦弱的我简直快成了一根芦柴棒了。但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毕竟赚到了第一笔钱。
那个夏天，小妹来信说她考上了当年我曾考上但没钱去上的重点高中，小弟也被市里的一家体校特招去了。高兴之余，我又感到了极大的压力，那得多少钱啊！为了能在开学前攒够一笔学费，我又找了一个在晚上清洗猪圈的活儿。那是一份连打工仔都不愿于的活儿，又脏又臭，尤其是大夏天，简直熏死人了。每天工友们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出宿舍来到养猪厂。清扫一个猪圈三块钱。为了能多赚几块，我每晚都要干过12点后再回去，第二天还要和其他人一样去搬运。这样，两个月下来，我的手里已有了两千多块钱。我把这沓血汗换来的钱全寄回了家。从邮局出来，我跑到珠江边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由于我工作卖力，又为老板提了几次建设性意见，老板很快提升我为生产二班班长，后来又升为车间主管，工资也一级一级地提高……两年后，除了供弟妹上学外，我又攒下了一笔钱，把大哥接到了广州，送他去了最好的骨科医院，四个月后的一天，大哥终于能把腰直起来了，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从小我就梦想着到北京上大学，可由于种种不幸，正规大学我不能上了，只能用自考方式圆这个大学梦。我在中山大学报了大专班，已经过了四科。
现在，当我以一个小老板的身份写下这篇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诗——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然飞过。是啊，在广州千千万万打工者中，我没有留下什么耀眼的“痕迹”，但我确实在这里飞过了。至少，我的青春没有在这里输掉。我想，输不掉青春的人生才是最美的。
上帝正在受苦，他妒嫉人类有死亡。
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瓦特金斯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并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岁时，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何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