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七六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七月六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
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一九七五、一、七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啰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刘伯承江青（女）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另一封信写道：“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
“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一、“慢慢来，不要着急”；二、“照过去方针办”；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处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她又说：“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江青还说：“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世界各报竟载《毛的遗孀被捕》“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主题——毛的遗孀被捕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世界上报道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
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韦德由于第一个报道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纭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议题两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决定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晚上七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而汪东兴则早已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那里。
七时五十五分，张春桥来了。一进入怀仁堂正厅，立即被捕。
紧接着，王洪文到达，步入怀仁堂正厅时，遭到和张春桥同样的命运。
姚文元迟到，八时一刻才来。一进门，他便被捕，押往东廊大休息室。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奉命前去拘捕江青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十日在西南某地，访问了已经七十有六、离休多年的张耀祠，请他详细谈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外透露此事。
张耀词，早在他十六岁——一九三二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一九五三年五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清楚地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时，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下。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
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〇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拘捕江青的一幕，我曾听到过种种传说：江青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张耀祠笑道，这些传说纯属“推理”、“想象”。
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叙述了那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幕。那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之处，他说得那么平淡：他离开了汪东兴那里之后，便着手作了安排，把这一重大任务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八时半，张耀词带领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词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张耀祠的部下。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带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二越。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词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眼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
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江青自己的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十月六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六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之于世……十六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情。
第二十三章尾声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蚊。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磨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限光荣。”开庭之前，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
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
她则叽叽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第一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礡”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
于是，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江青质问法庭：“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江青念《我的一点看法》，历时近二个小时。
江青念毕，把原文交给了值庭法警。
审判长反复问江青：“还有什么要说的？”江青答：“已经累了，到此为止。”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宣判时的闹剧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这天，江青是十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作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一九七六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三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
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果真，伍修权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
此时，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关于江青的判决，伍修权曾说过特别法庭反复研究的情况：“这次判决，在国内是大快人心，国际上的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映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应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在判决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派出司法警察，向江青送达了判决书。
在判决后一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并要求“见邓小平一面”。彭真见她毫无认罪的表示，谈话也就不了了之。
唐纳的后来走笔行文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本书前文提及的、与江青关系颇为密切的几个人物后来的命运。
幸亏唐纳在“文革”岁月，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虽然由于他跟蓝苹有过那么一段关系，他的名字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他与蓝苹离异之后的经历，他怎样来到海外，他的后来情况如何，却是鲜为人们所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报海旧闻》中，这样提及唐纳：“……正好这时（指一九四五年——引者注），英国大使寇尔从重庆来到上海。”
“原在《大公报》编过副刊的马季良（唐纳）兄，那时在英国新闻处工作，我们找他商量，他对我们的打算，极表赞成。于是，我们写好了一份‘请帖’请他代为递交寇尔。”此后唐纳竟受徐铸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汇报》副总编。
一九四九年，唐纳来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唐纳从香港给上海的郑君里寄来一封用泪水写成的信：君里兄：迟复为歉。
我想等我决定了自己的归宿再告诉你。昨日我向总主笔提交了辞呈。我预备先赴美国，在华侨主办的《纽约日报》工作，过了一年半载，再赴法和安那（引者注：即陈润琼女士）定居。
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人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愚弟季良顿首香港·荷李活道不久，唐纳去了美国。在《纽约日报》社，在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
一九五一年他来到巴黎，定居那里。
他的挚友笑着告诉我，唐纳为什么会离沪前往海外？原来，这是与他对妻子陈润琼的一片痴情有关……一九三九年，当唐纳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在武汉认识陈璐，产生感情。结婚后，有过一个男孩。翌年，由于陈璐另嫁一位盐商，他便与陈璐离异了。
此后，他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一九四七年八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自由论坛报》一位女记者操流利英语，谈吐非凡，举止端庄，才貌双全，顿时引起唐纳的爱慕，居然一见钟情。这位女记者，乃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大使陈录的三女儿陈润琼，福州人，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法语纯正。
唐纳有意，陈润琼却并未首肯。
陈女士去香港工作，唐纳亦调往香港任职。
陈女士到美国在联合国工作，唐纳亦随往美国。
陈女士发觉，唐纳为人善良，富有才华，富有人情味。据云，唐纳每天给陈女士献上一束花，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陈女士终于为他的痴情所感动。一九五一年，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迄今三十五年了，夫妻白头，恩爱如初。唐纳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饭店来了。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后来的“京华饭店”，到后来的“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
陈女士为人能干，善于经营，成为唐纳的贤内助。自一九七九年起，唐纳退休，饭店交给陈女士经营。
唐纳与陈女士婚后，生一女儿，取名马忆华，想念祖国之意。如今，马忆华已大学毕业，亭亭玉立，成为唐纳夫妇的掌上明珠。
远在异国他乡，唐纳过着小康生活。
据说，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美国维特克女士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曾两次前去找他，愿以二十万至三十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唐纳坚决拒绝。
也有的海外报纸曾载唐纳在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以招来顾客。唐纳断然否认。唐纳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才得以几度返回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笔者看过他在各地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的交际困仅限于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终年七十四岁。
据云，他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他曾找人寻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只是他几度提笔，未曾写出这部自传，使病重了。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解放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的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黄敬在解放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一九七二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
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六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置理。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换斗、受批的生活。
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