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原始经验经概念化的思维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经验，这一过程必经的环节便是记忆。由感知通向记忆，是原始经验脱离其自身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前提，也是历史经验获取意义的前提。被记忆首先意味着被关注，原始经验被接引至一个使它能产生不同意义的起点。记忆是主动的行为，但它并非简单的记住、保持，从而使被记忆之物维持着与原始经验相符的同一性。记忆是主体思维的积极运作，我们希望阐明它如何构成历史思维，及其由此所具有的功能。
一、记忆使历史思维成为可能
没有记忆我们如何思维？这个问题不可回答。与记忆相伴随的是回忆与遗忘，它们均为人类生理与心理过程中的某种功能。关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往有不少论述，其中最重要的论点为：记忆是保存历史的媒介。
古希腊人深信记忆作为媒介而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则记载具体事件，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将历史当作一种记忆，一种经验的积累。他说：“人从记忆积累经验；同一事物的屡次记忆最后产生这一经验的潜能。经验很像知识与技术，但实际是人类由经验得到知识与技术”，“经验是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经验与历史一样只是具体事物，记忆自然也只是一种经验的简单记载、保存与传递。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为了不使历史湮没无闻，决定写作历史，因为生命的消逝将使人脑的记忆丧失殆尽。那时，人们也相信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因此毫不怀疑语言文字能将人们的记忆延续下去。书写于是成了人类延伸其记忆的行为方式，文本是其表征。书写使记忆超越时间、超越死亡成为可能。然而，无论是人脑的记忆，还是文本代表的记忆，记忆都喻示着历史获得了通向现在的途径。
记忆将过去与现在相连。奥古斯丁在谈论时间时，曾经这样描述记忆：“我们讲述真实的往事，并非从记忆中取出已经过去的事实，而是根据事实的印象而构成言语，这些印象仿佛是事实在消逝途中通过感觉而遗留在我们心中的踪迹。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间；而童年的形象，在我讲述之时，浮现于我现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记忆之中。”记忆是对过去事物的印象，是事物在我们心中留下的踪迹，只有通过记忆，我们才能在回忆中感觉过去，感觉历史。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时间三维之中，奥古斯丁以现在为中心，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记忆联系着过去和现在，而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历史与作为时间的过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忆因此也可以看成历史最终得以再现的唯一途径。
记忆作为保存历史的媒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其经验基础。近代以来，首先是培根强调了这种观念，他认为历史学是由记忆主宰的领域，是记忆使历史学成为可能。随后，休谟将记忆规定为，在我们心中复现摄取的印象时，相当大地保持这种印象初次出现时的活泼程度的官能。与之对应的是想象，它与记忆相反，使印象完全失去了活泼性，变成了纯粹观念。记忆保持了它的对象在出现时的原来形式，而想象却可以使这种形式颠倒。同时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明白，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是不容颠倒的，为此，是记忆而非想象确保了这种顺序。与休谟同时代的伏尔泰亦在同样的立场上，他将记忆视为一种“继续着的感觉”，显然，记忆仍然与最初的感觉保持一致。
在现当代历史学家那里，记忆作为媒介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卡尔·贝克尔这样说：“对我们现在产生影响的，不是短暂的、真实的事变，而是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之所以产生影响仅仅是因为它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贝克尔已经注意到对现实起作用的历史正是被记忆的历史，但他尚未对记忆本身进行一番反思。这种情况在当代历史哲学家吕森那里继续着，他同样注重历史的现实作用，但也同样没有反思记忆这一影响着历史经验的思维方式。吕森认为：“历史叙述依赖于记忆这一媒介。它驱动着过去的经验，它们铭刻于记忆的存储库中，并使现在的经验获得理解，而未来的期待成为可能。”记忆是一个保存人们的感觉、印象的大仓库，我们随时能从中提取一些可用来理解现实的要素。这种观念完全适合于历史学一直以来的功能性要求，即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被记忆的历史就像木材一样，它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被制成桌子，也可以造船。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搬运工，将过去或历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现在。
人们确信，记忆保存的历史在脑海中重现时，我们的意识便返回到原始的情境。然而经验也告诉我们，每个人过去的体验并非事无巨细，一概被记忆保留下来，既然只有部分原始经验被记住，自然就凸现出记忆的选择性问题。
奥古斯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与时间有关。他指出：“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间长，将来并未存在，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地长期回忆。”按照奥古斯丁的解释，我们所记忆的正是我们所期望的。这一论题会易于被现实所否定。我们的期望与在注意中进入记忆的东西往往会有天壤之别。人们的确容易记住那些他期望过也正在发生着的事物，但同时，被记忆的事物也并非就如人所愿了。不过，奥古斯丁的睿智仍然向我们揭示了记忆选择的关键要素，即被记忆的事物在现在发生时受到了注意。尽管人们曾经注意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回忆，但能够回忆的却总是人们注意过的。如此，记忆的选择性问题必须延伸到我们为什么会注意的问题阈内。
什么引起注意，使我们的目光与思虑去感知和思考呈现在眼前的现象，也使历史学家面对那些被称为资料的历史文本，进行再记忆？保罗·利科借助于哈贝马斯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交往兴趣使然。利科认为：“兴趣是个选择因素，使一位历史学家选择他以为重要的事件……最值得我们保留在记忆中的，如果不是支配个人行为的价值观，不是风俗习惯的存在，不是过去的斗争，那还能是什么呢？”差异往往是人们易于产生兴趣的内容，而确定差异的准则，恰恰是人们的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等在记忆某物之前已深植于心的观念。
关于记忆选择性的探讨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即使是坚持记忆的媒介观，人们根据扩大交往的兴趣，将原始经验带入历史思维使之成为历史经验时，这些被兴趣引导而采撷的历史经验，已然脱离其原始性，成为主体作用的产物。它们被主体的价值观定位，在主体的意义体系中取得意义。对于记忆本身来说，作为保存历史的媒介，它同样是使历史思维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就无法获得被思维之物，进而无法处理它们，以便更新我们的意义体系。不过，以记忆的媒介观为基础来认可历史思维的可能性，只是从材料提供者的角度确定了记忆在历史思维中的地位与价值，它注定要将记忆降格为一种简单的感知，而将历史思维构成历史经验的权利拱手让给历史推论、历史想象与历史表现。事实上，对记忆的深入分析可以揭示，一方面，记忆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媒介，从有选择的记忆到回忆，原始经验早已在记忆的途中发生了变更；另一方面，记忆、推论、想象、表现等等我们在思维中运用的方式方法，相互之间并没有为保持各自的独立而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二、原始经验与历史表现之间的记忆
我们将使历史获得表现的诸文本看成历史思维运作的结果。从原始经验到历史表现经历着思维的过程，在此期间，记忆如果不是一种媒介，它又以何种形式存在并作用？通过反思记忆的媒介观，我们来阐明记忆与回忆之中的复杂内涵。
根据记忆的媒介观，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我们记忆的历史在回忆中呈现时，其图景与我们在原始经验发生现场所摄入的完全一致；二，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文本，它所表现的历史完全是记忆的结果。
我们已经指出了记忆中存在着选择性，选择因为受到主体交往兴趣的影响，指出它的存在已经消除了单个主体的记忆能够全面地保存某个事件的神话，但它并没有对记忆的媒介观构成根本的威胁。
柯林武德首先质疑记忆的媒介观。他批评培根将历史学等同于记忆时说：“事实上，培根把历史学定义为记忆的领域乃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仅仅就其不是被、而且不可能被记忆而言，才要求进行历史的调查研究。如果过去能够被人记忆，那就不需要有历史学家了。”柯林武德为了使历史学摆脱为过去而研究历史的劣习，毅然截断了传统历史认识论中记忆与过去、历史之间天然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记忆不自觉的依赖心理，因为人们往往将记忆当作历史认识的不证自明的根基。虽然柯林武德此处的言论没有直接反思记忆的本质，但他对历史观念的重新理解、指出历史表现并非只依靠记忆、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理解基础上弥补记忆的缺失，这些意识足以取消以往人们在记忆与历史之间简单划出的等号。历史表现因此是记忆与理解共同建构的结果，记忆则成了历史思维中诸多要素中的一个，而并非唯一决定性的要素。显然，柯林武德为记忆与历史设定的新型关系否认了历史完全是记忆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柯林武德不再承认历史学等同于记忆，这本身说明，历史经验中的某些内容是记忆之外的，它们可以通过历史理解进入历史。而以这种理解为基础表现的历史图景，一定难以与原本记忆的图景取得一致性。
事实上，柯林武德对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拓展了一个思考记忆的方向。他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中那些来自记忆之外的要素源于何处，有什么特点，藉此以内与外的差异说明记忆自身。只是此时，就我们长期习惯依赖的记忆，其内部也仍存在诸多尚未澄清的问题。
历史认识主体在遭遇原始经验时，记忆总是惠顾被注意到的事物。这样，我们便可以设想还存在着绝大部分不被注意的原始经验。而在被注意到、进入历史记忆的经验中，由于存在着造成遗忘的生理因素，最终能够被回忆的也只是极小一部分。古代史专家芬利通过分析古希腊历史文本指出：“那些失去的事实，即被所有人完全地、不可挽回地遗忘的事实数量巨大，遗忘的过程永无止境。这取决于这个个体家族是否幸运、他们特殊的记忆是否成为公众记忆，然后取决于传统在后代中是否延续并保持原貌。”由于遗忘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记忆的只是那些能够被回忆的历史经验。它们作为“木材”，还不能够充当其构成物——作为“木桌”与“木船”的历史。
遵循记忆的媒介观，我们的记忆行为正是在第一时间将被注意的原始经验刻蚀在脑海中，当我们需要时，它便重新回到意识中，借助语言进入历史表现。正是这一过程，有两个要素容易被记忆的媒介观所忽略，它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这就是遗忘与回忆。伽达默尔也曾说道：“如果人们在记忆中所看到的只是某种一般的素质或能力，那么人们也就没有正确地把握记忆自身的本质。记住、遗忘和再回忆属于人类的历史构成，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一段历史和一种教化。”
关于遗忘与回忆二要素，我们可以通过被记忆的事物的再现机制来一同考察，因为回忆意味着记忆的再现，遗忘正与之相反，记忆不可再现。对个人而言，被遗忘的事物已经从个人意识中消失，因而，有关遗忘的讨论，只能以他人保留的相似记忆为前提，这种相似记忆或许已经转化成了集体记忆而存在，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在相似记忆或集体记忆中得到保留却被个人遗忘的事物，寻找它不再成为个人历史经验的原因。
弗洛伊德认为，已经遗忘的记忆虽然不再出现在意识之中，只要它曾经属于记忆，就没有消逝，并且至今仍起作用。他认为：“我们的记忆在本质上是潜意识的，那些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记忆也毫无例外。它们有可能成为意识，但毫无疑问它们在潜意识状态中开展它们的所有活动。”弗洛伊德将潜意识视为记忆的本质，记忆中某些内容之所以遗忘而不能由潜意识进入意识，正是因为它们受到某种压抑。这样，根据我们的主题，如果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遗忘便可以归因于压抑。但是，在历史思维中，这种压抑如何产生，它使某些事物被遗忘，如此会对在回忆中最后得到表现的历史造成什么影响？返回记忆的层面具体来说，假设我们将潜意识当作总体的记忆，进入意识能够被回忆的记忆便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也如同遗忘过程中的残余。显然，回忆构成的历史便失去了总体的记忆在理想状态下能够构成的总体历史意义，它具有的意义由于源自遗忘的残余物，也就无法回答有关历史总体自身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这类问题。换句话说，回忆中表现的历史，如果它不依靠被遗忘的事物，而是凭借有限的自身就确定其真实性与客观性，那么，这种真实性与客观性所能适用的范围必然也是有限的。正是压抑以及由此造成的遗忘决定着历史表现及其真实性、客观性的限度，因此，要突破这种限度，寻求更具广泛性的真实与客观，寻求更为宏大的历史表现和由此构成的历史意义，就必须克服和超越遗忘。为此，对压抑的分析必须继续，而要阐明压抑产生与作用的机能，需要更多地从个人性格与社会心理方面着手，同时分析个人与集体承受的压抑。显然，这样做会将历史认识奠基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而将历史学奠基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遗忘之后，所记忆的便只剩下我们能回忆的。回忆中表现的历史是主体要求现实接受的历史，它构成的意义则是接受者在现实中运用的意义。虽然是遗忘的残余，回忆仍然不可能实践记忆媒介观的要求，按照原始经验的模样再现过去行为的现场图景。主体回忆/记忆的历史，即我们习惯说的对历史的记忆，可区分为两类：怀乡记忆与创伤记忆。
怀乡记忆是主体在现实中对过去经验的美好回忆，主体在心理上有着期待这种经验再次在场的要求，例如一些时代的复古情结与个人表现的怀旧。创伤记忆则易使主体陷于悲痛与伤感之中。怀乡记忆与创伤记忆的出现，往往来自两种情境。一种是由于主体在体验生活时，在场行为被用来与主体的经历进行比较，如果它们满足或违背了主体的期望，便有可能被主体倍加关注而进入记忆，并不至遗忘，最终构成主体在事物缺场时的怀乡记忆与创伤记忆。另一种，如果主体在现时生活中的体验较为艰辛或美满，也很容易以此与不同时间中相关体验的记忆进行比较，赋予那些已经进入历史思维，但过去没有突出特征或带着其他特征的经验一种新的情感特征，使它们变更为怀乡记忆与创伤记忆。
记忆一旦被嵌入情感而获得表现，其内容事实上就被主体的某种价值或好恶定位了。于是，回忆的图景被蒙上了一层主色调，它复原为原始经验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此时的回忆与想象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回忆只有通过表现才能实现，表现（representation）本身意指再现，它不可能再次将原始经验呈现在主体眼前，而只是在想象中再现。想象有能力为进入记忆的经验披上各式各样的外衣，使它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倾向性，成为具体的历史经验。然而，想象之于历史认识，在传统历史认识论的意识中几乎处在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如果记忆一旦被证明是通过想象得到表现，记忆的媒介观便自然瓦解。类似于“深情回忆”或“痛苦回忆”的行为加深了回忆中的想象色彩，它使怀乡记忆与创伤记忆的存在很容易被主体当下体验，可见，回忆与想象的联系不可抹杀。新的问题在于，如果不同主体对共同参与的同一行为的记忆要通过不同的回忆或想象表现，那么，历史表现的接受者又将依据什么标准来接受这种回忆，而不接受那种回忆呢？记忆不只是单个主体的潜能，它同时还是某个集体甚至人类整体具有的潜能。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探讨历史思维领域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将获得多层次的意义，小到阐述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化的方式，大到足以用来说明个人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我们此时还不准备扩展到后者如此宏大的主题，讨论将限定在具体分析集体记忆从个人记忆中产生的过程与方式。
三、集体记忆由个人记忆中产生
摒弃记忆的媒介观，它对历史思维的直接影响在于，个人记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不再有记忆的媒介观来担保。个人历史由于经过历史思维的锤炼成为主体性的历史，倘若它不能向集体历史转化，其认识论价值只能适应个人自身实践的要求，而不具有普遍性。这一点我们通过自传或回忆录能获致理解。自传与回忆录的真实性，尤其是普通人的自传与回忆录，其表现的历史首先通过个人所关注并没有遗忘的经验来表现。这些经验在其作为正发生着的原始经验之时，绝大多数都因为缺少他人的关注，而没有进入其他主体的记忆，也不可能在他们的思维中向历史经验转变。这就注定了它们只能在该主体自身的限度内得到真实性的确证。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指称的历史通常代表着政治史、社会史、国家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集体的历史，那么，个人记忆只有进入集体记忆，才有望进入这些大写的历史，才有可能在主体间的范围内寻求真实与客观。
对于某个特殊时段的个人记忆而言，集体记忆已经以传统或历史的形式在个人记忆或历史认识的发生之前表现自身。我们谈到记忆的选择性时，已经简要涉及到注意和引起注意的交往兴趣，而集体记忆此时如同海德格尔揭示的理解前结构，它已然是个人记忆与历史思维产生的认识论前提。在个人记忆产生并进入集体记忆之前，主体事先经历着集体历史进入个人历史的过程。集体记忆充当传统的角色对个人影响深远。赫顿认识到：“如同历史学家深化其对过去事件的批判，将这些事件的记忆传递到现时代的传统也从未被他们完全抛弃。传统可能被修改，但要重新创造却少见。即使回忆录作家们根据现在变化着的要求不断地改变着传统，传统依然展现了一种结构来记住它尊崇的过去的人与事。”赫顿所指的传统的结构，恰如利科所说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观念的结构，它们影响着个人，其效果直接作用于个人记忆对原始经验的选择，作用于遗忘与保留，作用于个人历史最终的回忆或再现。在此之后，个人记忆才开始了进入集体记忆的过程，这也是更新集体记忆的过程。
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同样要遭遇记忆生成的选择性问题。它类似于个人记忆对原始经验的选择。当我们以集体记忆为中心谈论时，个人记忆便成了集体记忆的原始经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亦曾强调集体记忆的选择性。戈登这样概括：“当哈布瓦赫开始证明记忆是一种社会现象时，他强调记忆的选择性。他希望阐明，个人记忆将趋向消亡，除非它们被反复提及。按照哈布瓦赫的说法，记忆是否得到重复依赖于社会的记忆结构是否赋予他们一种集体的功能。自传式记忆只有在它们能满足制度上的要求时，才得到长久保存。”预设一种社会的记忆结构是说明集体记忆存在的最好方式，它为集体记忆实现选择和整合经验、构成和传递历史的功能提供支持，也由此支撑起整个传统与历史。哈布瓦赫、赫顿都是这样做的。不过，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的差异一旦被定位于个体经验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差异，它也就能引申出历史思维存在的两个层面，即个体性历史思维与集体性历史思维，二者将是有着本质差别的两类历史思维方式。这种区分类似于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一般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分层，或者荣格关于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分层。
集体记忆由个人记忆中产生，就如同从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可是，这一陈述不能再按传统认识论来进行简单理解。这是因为，集体是抽象的主体，即使我们赋予它实在性，集体的历史思维仍然要通过作为实践者的个人来完成并实现。尽管我们也知道个人受制于传统与历史，但由此便将个人视为由集体记忆控制的纯粹经验传递者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根据记忆、回忆与想象之间关系的论述继续延伸，认为个人记忆或回忆要通过历史想象来表现，那么集体记忆便成了诸多历史想象的综合物。正是这种想象的综合物化身为被我们接受的具体的传统和历史，它反过来又统治着个人记忆产生的认识过程。
我们与其让集体记忆停留在一种不可捉摸的状态，不如将它视为某个范围内被普通认可的主流历史记忆。它是主体间交往的产物。除了同时代主体的交往之外，不同时代的主体通过文字、器物等一切符号形式交往；除了主体自发状态的交往之外，有组织的交往更是集体记忆形成的有效方式，一如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博物馆的文物组织与陈列、大量历史纪录片的拍摄与播映等等。作为符号的文字、器物、图像等等成为主体间交往的媒介。虽然它们所传播的内容并没有固化在这些媒介之上，而需要在接受者的理解中呈现，但可以肯定的是，缺少了这些媒介，交往也就无法实现，新的集体记忆的产生也将成为泡影。由此，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个人记忆的提供者对集体记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像某个文本的提供者或许只是一位作者，而它的接受者却可能成千上万。该作者传达的个人记忆若被接受者融合，就大大增加了这种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可能性。设想一下涉世未深的孩子对文化的认同感是如何培养起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为何被重新编排，某些带着偏见的新闻报道如何被易于轻信的公众毫无批判地接受……在这些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具体个人进行的组织不可忽视。他们在集体记忆的贯注中、在现实的实践中建构个人记忆，同时在实践中通过上述方式，努力将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转变，以便使现实区别于影响着他们的传统与历史，实现个人的价值。
诚然，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是克服遗忘的有效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将个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限度扩大的方式。如果这种方式确实被认为能够实现个人价值，那么，掌握着文本生产与供应的权威便获得了贯彻这种方式的最大便利与权力。尽管权威的个人记忆不可能是集体记忆采用的原始经验的唯一来源，但在信息社会，它已经是最主要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记忆被权威的个人记忆或者说历史想象所引导，它从个人记忆中产生的过程将更简单、直接，同时也使普通人的个人记忆进入集体记忆更为艰难，而不同类型的历史思维也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更为多样化的实践价值。
抛开传统的记忆媒介观，当我们为回忆添加进想象、推论的原色，而后重新接受历史即记忆这一论断时，它已经有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