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义发生后，英国当局为淡化事态性质，欺骗舆论，故意把它说成是兵变或封建王公叛乱。印度人民起而反对英国统治这个严酷的事实他们是不能承认的，要承认这点就等于承认他们的殖民统治不得人心，遭人痛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此时住在伦敦，对印度事态一直密切注视。正是他第一个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了这次起义的性质。1857年7月31日，也就是起义刚爆发两个多月，他在《来自印度的消息》一文中对起义作了深刻分析后写道：“各阶层的居民迅速结成了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以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
民族起义是指各阶级（不一定全部）共同进行的以推翻外国统治为目标的起义，是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印度大起义正是这种情况。殖民政策的新阶段不仅打击了下层人民，也使某些封建上层利益受到损害。这样，尽管有不同利益，在赶走英国人，恢复独立这点上，目标是相同的。封建主谋求通过恢复独立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下层人民则认为恢复国家独立，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得到改善。他们结成的反英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共同信念基础上的。有的学者认为，在资产阶级产生之前，印度没有民族存在，不可能有民族起义。这是把民族和民族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在资本主义出现前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著作中，就不止一次地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称为“东方民族”、“古代民族”、“比较不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前的民族”。英国入侵前，印度已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时是处在民族发展的封建主义阶段中。到19世纪中期，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英国入侵前已有很大不同，不过，资产阶级民族确实还未形成，在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等地区，正在形成由封建民族向资产阶级民族转化的条件，在其他地区，包括构成起义主要地区的北印度，连这个阶段都还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的仇英情绪最后表现为封建主领导的民族大起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封建主领导起义的指导思想是封建民族主义观念，即要恢复封建的独立国家。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封建主中，也存在于人民群众中。起义的士兵最先推出莫卧儿皇帝来领导起义，固然是出于动员全国力量的策略考虑，但不能否认，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只有封建君主才能号令全国，只有恢复莫卧儿皇帝权力，起义才名正言顺。封建民族主义既能为各阶层接受，也就自然成了这次起义的旗帜。
从基本类型上说，这次起义仍属旧式起义，与以往近一个世纪以来印度下层人民与部分封建主的武装斗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和那些起义相比，这次起义有许多新特点，新发展，堪称这类起义的顶峰。
第一，它不再像以往封建主领导的起义那样，只谋求恢复个别王公的独立，而是以恢复全印度的独立为目标。有意义的是，在这方面起了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是革命的士兵。正是他们想出了推出莫卧儿皇帝的办法，以他的名义号召恢复全印独立。各地起义的封建主响应这个号召，有些是真心实意的，有些至少表面上如此。起义者这时之所以有这样的眼光，是与英国征服印度已完成，印度已直接间接处于英国统治下的事实分不开的。革命士兵和下层群众向往独立，但决不希望再出现诸侯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至于封建主，许多人也看到统一是大势所趋；此外，以往斗争失败的教训也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提出全局的反英目标才能动员全国的力量共同进行斗争。这次起义所以显示了以往任何起义不能比拟的威力，首先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全局性的共同目标。
第二，印度土兵和人民群众一同起义，给起义带来了某些革命民主主义因素。以往士兵哗变的事曾不断发生，可以举出的就有近20次。但它们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兵变，和人民群众鲜有联系。这次大起义是和人民群众一起起义，有些地方是土兵先起义，人民群众响应，在另一些地方，是人民群众先发难，土兵积极参加。有些土邦的封建王公竭力压制起义，如瓜辽尔的信地亚，但军队还是挥戈而起，王公不得不抱头鼠窜。马克思早就预言，“英国当局建立土著军队的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事实确是如此。印度土兵为这次起义提供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孟加拉军区印度土兵共137571人，其中约有70000人参加了起义，另有30000人在暴动之前被解除了武装。北印度殖民军队几近全部瓦解。正如菲尔契特所说：“孟加拉军区的所有骑兵团，18个非正规骑兵团中的10个，74个步兵团中的63个，从登记簿上最终和完全地消失了。”马克思也讽刺地说道：“50个孟加拉团已不复存在。孟加拉军全军覆没。”土兵参加起义，把统治者的武装力量转变为人民的武装力量，弥补了下层群众缺乏军事训练和武器的缺陷。
大量士兵参加起义还为起义带来革命民主主义因素。士兵虽然多数来自农民，但因为接触西方思想影响较多，在转到革命阵营后，一般眼光较为开阔。有些军官和士兵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观念。他们需要莫卧儿皇帝作旗号，但决不想由他来恢复封建专制统治。事实上，不过是要借用他的名义，并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因此，当德里的皇亲国戚、宫廷权臣置大敌于不顾，漠视人民疾苦，一意以权谋私时，他们不能容忍，就把德里的行政、军事大权夺到自己手里。德里行政会议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下层人民的革命要求，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尤其能说明后一点的是他们对皇帝的态度。据宫廷史家记载，皇帝经常抱怨说，行政会议通常是先通过决议，然后让他在既成事实面前签字认可。还抱怨说，士兵穿着军靴随意进出宫廷，骑兵经常把马拴在宫院内，尤其是，有些士兵跟他说话竟用“老头儿！听着”一类的言词，甚至拍他的肩膀，捋他的胡须。皇帝敢怒不敢言，只好自悲自叹。这表明在革命士兵心目中，皇帝已不再是神圣偶像。由革命士兵代表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虽不能说是这次起义的主流，至少也是其中的一种倾向。它对封建主恢复封建秩序的企图起到某种制约作用。
第三，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打破宗教壁垒，实现了战斗中的大团结。起义是由涂油子弹事件直接引起，表明印度人民的宗教感情是十分强烈的。英国殖民者曾心存侥幸，以为宗教隔阂能阻止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实现任何有意义的联合。然而，和他们的希望相反，起义爆发后，起义参加者无论属何宗教，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遍群众，都自觉丢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战斗。19世纪中期亚洲各国人民起义一般都披着宗教外衣，印度大起义却自觉减少宗教色彩，这是很引人瞩目的现象。宗教团结表现在：最早拥立莫卧儿皇帝恢复权力的米鲁特和德里的军队主要并非穆斯林，而是印度教徒；莫卧儿旗号不但伊斯兰教封建主接受，某些印度教封建主也接受，他们把前一段诸侯割据中明显带有的争夺未来宗教统治权的考虑暂时推到一边；巴克特汗掌握德里军政大权得到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士兵和群众的共同支持；德里行政会议通过的决议三令五申禁杀母牛；圣战口号被解释为只适用于对英国人；当德里被围、处境危急时，莫卧儿皇帝向拉其普他那、北印度和旁遮普的一些印度教、锡克教王公呼吁共同抗英，并提出必要时可以把王位让给他们。在宗教感情如此强烈的印度，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能够“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这实在是英国统治以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第四，在起义的广大农村地区，凡有英国蓝靛、咖啡种植园的，其代理店都被捣毁（如在巴特那地区，昆瓦尔·辛格下令这样做）。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到处自发地起来，驱逐英国殖民统治者扶植起来的兼并他们土地的新地主，收回被夺占的土地，打击商业高利贷者，焚烧他们的账册契据，形成红色恐怖。这就使反英起义从摧毁殖民政权，进一步发展到在农村打击它的经济支柱。官方文件承认，兼并农民土地的新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到处都被起义者等同英国人看待而加以打击。例如在阿里加，拉其普特农民在贾特人帮助下“进攻凯尔，掠夺和破坏了几乎所有机关建筑物以及商人高利贷者的住宅……许多人……因恢复了先前失去的土地而心满意足”。不过，农民只是夺回自己原来被兼并的土地，至于原来属于老地主的被兼并的土地，又帮助老地主收回。打击新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由老地主夺回被他们兼并的土地，与反殖斗争的方向一致，一般不属反封范畴，但农民夺回自己的土地则具有反封性质。所以，大起义也并非丝毫没有反封内容，不过不是反对整个封建势力，而只是反对地主阶级中那个依靠殖民政权撑腰最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土地的阶层。
总之，这次起义虽未超出旧式起义框框，却是旧式起义发展最充分的体现，而且上述有的特点已越出旧框框，带有某些新型斗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