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却考中了，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烦忧。
但是他从家乡来到南京后，不想回到难以忍受的水师学堂了，便转了学校。
鲁迅又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打算在那里学开矿。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看《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这个学堂里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编》，这些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词，在他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
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本《天演论》，就用500文钱买了回来。翻开一看，立即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的民族如果再按老一套方式，永远不能强大起来，就要被淘汰。所以，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才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鲁迅之所以学开矿，无非就是要运用自己的本领，多挖一点煤，让国家富强起来，那该多好啊！
然而，学校的教员也没有这种本领，只会教学生抄书。更糟糕的是教师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矿，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难处，把煤挖出来不就行了吗？因此学校把原来聘请的开矿的技师辞退了，结果教矿务的老师竟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
而原先留下的矿井，挖出的煤也少得可怜，只能供烧两架矿井的抽水机之用，于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用于抽水，结了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更让人心寒的是矿下的情景：矿洞漆黑、狭窄，积着半尺深的污水；泛着绿荧荧的死光。一盏闪出阴凄凄火影的矿灯，瑟瑟欲熄，几个矿工长年像鬼一样地工作着。洞顶还在漏着，水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矿井里的积水。
这阴森森的图景令鲁迅感觉走到了黑暗无边的地狱之口，这样幽灵似地挖那点可怜的煤，能挖出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道吗？
鲁迅在矿路学堂年龄最小，理解力却很强，读书也很用功。每逢考试，他不临渴掘井，总是卷子交得早，成绩十分优异。按照学校的规定，每月小考一次，凡是成绩优秀的，就发一个三等奖章；积了几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几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几个头等奖章可换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到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鲁迅不爱虚荣，他把金质奖章变卖，用所得的钱来买书，也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追求新学问，学习为祖国效力的本领。
1902年1月27日，鲁迅结束了这个使他了解自然科学，也更多了解了贫弱祖国的学校生活。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第一等第三名的毕业文凭。
然而这个成绩并不能使鲁迅感到满足，文凭证的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听了几年课，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毫无把握。
鲁迅在毕业时，凭着自己的诚实和对于祖国的责任感，他感到茫然，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与本领可以贡献给祖国，惟一的办法只有走出自己的国土，走出家乡。到国外去造就真实的材，再回来救治贫穷的祖国。
恰逢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要选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便趁此机会，东渡日本。
1902年6月24日，鲁迅随总办俞明震，乘坐日轮“大贞丸”号离开南京，这也是鲁迅青年时代二次追求的开端。
3.东渡扶桑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半个月后便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怀着希望。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失败，让他们感到耻辱，而耻辱又带给他们某种清醒，于是便派遣大批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里的中国学生五花八门。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拖着长辫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镀镀金，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
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
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优异。这就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鲁迅到东京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正在号召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都热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
当时鲁迅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敬仰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爱读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诗文。
他那个时候谈吐风趣，已经露出初步的文艺才能。那时东京成城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入学须经清政府审查批准，毕业回国后专为清政府效劳，因此保皇派很多，革命派很少，他们常在东京的街上乱窜。鲁迅看了很生气，曾写过一首宝塔诗讽刺他们：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鲁迅经常考虑：革命必反清，但要革命；要反清，就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可是，怎样唤醒群众呢？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他想，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国家，就要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就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
这时鲁迅开始以文章作武器来抒发情怀了，他的好友许寿裳主编刊物《浙江潮》来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了。鲁迅最初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903年6月出版的第5期上，登了他翻译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故事，题名为《哀尘》，连同一篇兼有翻译和创作成分的《斯巴达之魂》，一并登载在“小说”栏里。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充满了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写作这篇文章，正是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的时候。
当时鲁迅还公开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说钅日》，还翻译了一些科幻小说。
做这些是因为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良好基础。
4.弃医从文
1904年4月，鲁迅完成了他在弘文学院的学业，他在弘文学院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为他今后的伟大业绩作了知识上的铺垫。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病人。
后来，他在求学期间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对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于是，本来应该学采矿的鲁迅，申请去仙台医学院学习了。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填写了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鲁迅的求医过程比较顺利，成绩虽不算太好，但还过得去，就这已不被日本学生所接受。
“中国人是低能儿，能得到这样好的成绩吗？”一部分心胸狭小的日本学生怀疑起来了。于是，一种没来由的侮辱也随之降临到鲁迅头上。
这样的成绩居然被认为是靠不正当手段“偷”来的，实在是一种侮辱。而且这种比他以往受的任何一种侮辱都让人难以忍受，当年当铺老板的侮辱，遭到的被称为“乞食者”的白眼，都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而现在，这是对他身后的民族的侮辱。在侮辱者眼里，我们民族是低能、愚蠢的，连得595分都是个奇迹。我们这些人也只能是劣等人。
这让他无法平静了，他为祖国的贫弱而悲哀，为自己得不到一个强大祖国的支持而悲哀。鲁迅感到自己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都被践踏了，他痛苦极了！
然而，更悲哀的是，不仅在别人的眼里中国人已经没有了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就是自己的同胞，也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
一个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民族，是真正悲哀的民族！
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了，家乡人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被列强瓜分的祖国，中国学生在日本受到的侮辱，都一起涌上心头，像一把切割心灵的利刃。
他一下子明白了，学习医学并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而能够改变精神的惟一武器就是文学，因此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5.第一次婚姻
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他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
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对方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
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
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形，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后来时间慢慢过去了，朱安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朱家着急了，就一再派人来催促，希望尽快完婚。
周家也一直为此事操心，周母典掉了一部分房子，弄了些钱，将年久失修的房子略加修缮，给儿子准备了楼上的一间新房以备完婚用。
朱安此时已经28岁了。性格温顺善良并且很少说话，有一双被裹得尖尖的三寸金莲，和一个发育不够健全的身躯。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显突出，双目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
这个新娘，鲁迅并未见过。
但他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一个很伟大，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出于善良的目的，作出决定草率的事情。他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为了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结婚的时候，家里人不知从哪得知鲁迅是个新派人物，曾担心他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但他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拜堂时，鲁迅什么话也没说，别人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娘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灯灭了，身边睡着一个陌生女人，鲁迅在幽暗中辗转反侧，泪水沿着眼角往下流，湿透了印花枕巾。第二天下楼时，脸上印上了大片青色，显然是枕巾染上去的。
按当时老例，新婚夫妇要去拜祠堂，鲁迅却没有去。第二天晚上，他就一个人睡到书房里去了。婚后第4天，他怀着满腹的忧愁和痛苦，离开家门，返回了东京，继续走自己别样的人生之路。他仅仅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
“……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的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发自内心疼爱他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也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这些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
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友好地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在他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
如果婚姻里没有爱情，那么家庭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但即使生活在这么难以忍受的空壳里，鲁迅也从来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
1919年，鲁迅39岁，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的一所房子，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
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答应一声，到了吃饭的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虽然对朱安不能产生爱情，但他尊重她的人格，很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母亲、朱安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
鲁迅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其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是个性情温顺，能平和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安于生活里发生的一切。对于鲁迅的冷淡和沉默，她都无声无息地接受了。
只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经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尔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