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妈的在这儿晒太阳享受吗？为什么不上前线？”巴顿问道。
“我觉得自己忍受不了。”士兵倔强地回答。
“他妈的胆小鬼！”巴顿气势汹汹，一个耳光飞了过去，士兵往后跌倒在地。巴顿又抓住他的脖子，将他踢出了账篷。
“不要你这个狗东西，我不许像你这样的胆小鬼在我这里败坏军队的荣誉！”巴顿怒火冲天，大声喊叫：“中校，马上审查这个人，把他送回前线。”
士兵还躺在地上，巴顿用手指着他，“听到我的话了吗？你要回前线去，马上，混蛋！”
在场的医护人员感到极度震惊。实际上，这个士兵发着高烧，慢性腹泻，患有痢疾。
暴躁的巴顿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好在士兵没有上诉，医务人员也认为将军的失态有情可原，这件事就没有再追究下去。
一周以后，由于战场上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困难，巴顿的神经再一次接近崩溃，第二记耳光又在另一后方医院打响了。
这一次，巴顿打的是职业兵保罗。保罗是名勇敢的战士，但在一次炮战中，当他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被炮弹撕得七零八碎、脑浆横飞之后，他的精神突然全线崩溃。从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焦虑之中，无法自拔。医护人员深深地同情这名可怜的士兵，所以，当他被巴顿的耳光打倒在地之时，他们都异常愤怒。
军医长把这件事告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权衡利弊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封锁消息，把事情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因为他认为，“如果此事传出去，巴顿在战争中服役的机会就会失去。但巴顿是我们赖以取胜的关键人物之一，我别无选择。但我保证，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以个人的名义给巴顿写了封信，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通。巴顿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他把被打士兵和所有相关人员都召集到了司令部，诚恳地表示歉意。他解释说：“我的本意是为士兵好，是为了帮助士兵恢复英勇的斗志。”
大家原谅了巴顿将军。巴顿认为可以轻松一下了，实际上，巴顿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看。但形势又急转直下，第七集团军的记者们知道了此事。他们对美国将军殴打士兵的行为极为愤怒，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巴顿送交军事法庭。
为了保全巴顿，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得不同记者们开诚布公，求得他们的谅解。他对记者们说：“在追击敌人和开拓局面时，我们需要一往无前的指挥官。对士兵越是苛刻，就越能保全他们的生命，而巴顿就是这样的将领。为了盟军的最高利益，为了迎接欧洲战场上的各大战役，我们应当保全巴顿。”
最后，记者们与盟军最高司令部达成协议，同意“忘掉”这件事，严格封锁消息。
1943年10月，巴顿顺利地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亚历山大将军也建议让巴顿指挥第五集团军。一切似乎表明打耳光的事件已经了结，但更大的风波在后头。11月，一位随军记者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中披露了此事，并断章取义，大加渲染。这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美国陆军部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却一致：巴顿必须参战，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但同时，巴顿必须改过自新。
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关心巴顿的命运。他说：“我们必须记住，虽然巴顿的行为不可原谅，了解此事的军官莫不感到气愤，但是他亲自支持、鼓舞士兵，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这方面的事情又不胜枚举。”
最后，经过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将军不遗余力的努力，巴顿终于保住了军旅生涯，得以继续驰骋疆场。
但巴顿火暴的脾气却一生都没有改变。
1944年，在“霸王战役”中当配角的巴顿霉运高照，差一点把自己的前途彻底葬送。
第一件事是他涉嫌下令屠杀战俘事件。这件事最早要追溯到西西里战役。当时，为了给初次参战的士兵打气，他进行了煽动力极强的演讲。他要士兵们迅猛地、凶狠地、不留情面地对待敌人，甚至说要“杀死那些愚蠢的敢和我们对抗的老百姓”。
巴顿本来是想用这些夸张的话语给士兵们鼓气，没想到却给自己招惹了麻烦。结果就是他带的这个师，在以后连续发生了屠杀德国战俘事件。英美两国的战地记者都报道过此事。
知道这些恐怖的消息后，布莱德雷马上将情况告诉了巴顿。但巴顿却认为，这些新闻记者危言耸听，并且在自己的日记里略带讽刺地写道：“我觉得自己没错，以残酷的排列成队的方式杀死了大批俘虏才是大错特错的。”
布莱德雷对此事做了调查，有两名军官要接受审判。他们在答辩时，把巴顿牵扯了进来。他们说，巴顿曾经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离敌人很近了，他们还在抵抗，他们就得毙命。”
美军陆军部非常重视，派监察官从华盛顿赶到了英国，就这项指控进行了专门调查。巴顿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煞费苦心地准备了辩护词，认为两被告有意曲解他的话，混淆是非。调查的最后结论是，巴顿与屠杀战俘事件无关。
这件事给了巴顿一个重大的教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巴顿那张爱惹是非的嘴都不怎么说话。但没过多久，那张嘴又给他带来了第二件麻烦事。
4月25日，他在一开幕式上做一个简短的发言。刚开始，他还管得住自己，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后来不知不觉就扩大了话题。他说：“毫无疑问，统治世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神秘使命，当然也还有俄国人。”
这最后一句话，差点把巴顿赶回美国老家。第二天，英国出版协会没有征得巴顿的同意，发表了巴顿的讲话，并且删去了“俄国人”三个字。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盛顿的一些报纸批评巴顿是“说错话的头号人物”、“难以调教的孩子”。
巴顿对于发生的一切感到既气愤又委屈，同时又有一点恐慌。他感到自己像一条小船，处于一片汪洋大海中，只能毫无作为地坐在那里，等待命运的捉弄。
对巴顿，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不想因为一件小事而丧失一员虎将；另一方面，他又怕巴顿还会惹出什么乱子。
最后，艾森豪威尔下了决心，把巴顿召到了办公室里。“巴顿，你知道，你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我也难以抉择呀！”
巴顿崇敬地答道：“艾森豪威尔，你的工作比我的工作重要得多，不要为了救我，而让你受到伤害。把我抛出去好了！”
“巴顿，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尽管由于你的轻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我还是努力保住了你。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好指挥官。但这是最后一次，你再出错的话，我也爱莫能助了。”艾森豪威尔说。
巴顿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终于有机会继续留在军队了。但巴顿并没有把教训记在心里，最后，还是这张乱说话的嘴毁了他！
1945年5月，巴顿回国休假，很快就被鲜花、彩带和欢呼的人群淹没了。在波士顿，起码有100万人排成长达40公里的长队来欢迎巴顿将军。
巴顿马上发现，美国流行的和平思潮和自己好战的性格发生了强烈碰撞。
问题出现于巴顿在各地所作的演讲中。
在巴顿的演讲中，他的军人风度和英雄威武的姿态，给听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时，巴顿也显得极为谦逊。在洛杉矶市演讲时，他抚摩着胸前的绶带说：“勇士们赢得了勋章，只不过由我们这些人佩带罢了。”说完，他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但更多时候，巴顿总是用他战时那种激昂颠狂的情绪，来解释他那充满杀气的思想和主张，好像一个好战分子在进行战争动员。
巴顿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才能算是英雄。但我倒认为，那些在战场上送了命的人往往是大傻瓜！”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巴顿又不得不出面向烈士的父母公开道歉，才算把此事解决完。他那些过激而不妥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1945年12月的一天，巴顿乘车去森林中打猎时，他乘坐的小车与一辆大卡车发生了相撞事故。
巴顿马上被送进了医院。车祸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法兰克福，巴顿的军医几小时内就赶到了医院。几位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也赶来参加会诊。结果表明，巴顿颈部以下完全瘫痪。
巴顿的病情就像他的脾气一样时好时坏，让人不好把握。
到了21日下午，巴顿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五时五十分，巴顿死于急性心力衰退。
巴顿安葬后的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大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说：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辉煌地位是牢固的，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他枪不离身，笃信宗教而又亵渎神灵。他是火与冰的奇妙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勇猛而又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他不是一位和平时代的人物，他所经历的战斗场面超过任何人。也许，他宁愿在他的部下都忠诚地跟随他的那一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着他。”
与大国首脑的交往
1940年夏天，在布赖顿附近的南海岸，蒙哥马利终于第一次见到丘吉尔。
7月2日，蒙哥马利接到通知，首相丘吉尔要到第3师来视察。蒙哥马利非常兴奋。要知道，蒙哥马利对政治家没有好印象，他认为国家目前的危难，这些人应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丘吉尔却不同，在战争爆发许多年里，一直告诫历届政府可能发生的事情，而现在这种事情果然发生了。
丘吉尔和夫人一起到达，陪同的还有他们的女婿邓肯·桑兹。
丘吉尔戴着那顶富有个性的礼帽，嘴上叨根很粗的雪茄烟，频频地向周围示意。
首相参观了所有的地方。最后，蒙哥马利陪丘吉尔来到皇家北爱尔兰步兵营驻扎地——兰辛学院，观看了在海岸小机场上的反击演习。
蒙哥马利独出心裁地没有把这场演习搞得轻而易举，来获得首相的欢心。他反而把这场演习设置得十分艰难。他假设英军的下方已被德军占领，德军的炮火又十分密匝，英军的进攻受阻。
演习还没结束，丘吉尔带头鼓起掌来。首相大声地说道：“英国军队和人民就应当具有这样振奋的精神。”这句话在蒙哥马利和他的士兵们耳边久久地回荡着。
晚上7点30分，在布赖顿，丘吉尔让蒙哥马利与他在皇家阿尔比斯饭店共进晚餐。
蒙哥马利坐在首相丘吉尔的右首。丘吉尔问他：“将军，想喝点什么吗？”。
蒙哥马利回答：“水。”
丘吉尔十分意外地看着他。蒙哥马利继续说道：“我不喝酒又不抽烟，百分之百地健康。”
丘吉尔想也没想地回说道：“我既喝酒也抽烟，百分之二百地健康。”说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进来。
夜很静，从餐厅的窗户望去，一排士兵正忙着在布赖顿码头的售货亭里架设机枪哨。丘吉尔有些感叹地说：
“以前我在这附近上过学，常去亭子里看跳蚤表演。”
蒙哥马利说：“是的。那些所谓的政治家，应对我国的危难负最大的责任。”
沉默一会儿，丘吉尔说：“是的。祖国在危难中，祖国在流血，我们必须战斗。”
蒙哥马利内心深深地被震撼了。他突然意识到找到了知音，他不由地想向对方倾吐许多许多年来堆集在胸中的许多许多的话语。他说道：“有人说不用研究、学习、战争，只要多次参战就行了。可是，就是这些所谓有经验的人，在战场上屡屡失败。”
丘吉尔直视着大海说：“我部有一匹骡子，它已参加了四十多次战斗，可骡子终究还是匹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