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感动青少年的100个感恩老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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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所知道的郁达夫(1)

我虽然很早很早读过郁达夫先生的小说、散文和其它译着,但我认识郁先生(以下简称先生)却是1934年秋天的事。那时郁先生从上海移居杭州已一年。关于郁先生移居杭州这事,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话:一个作家搬家原属寻常,不料竟掀起了一场风波。当然,这不仅是因为郁先生在文艺界地位高、名气大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郁先生从敌对斗争剧烈的前沿阵地撤下来,携眷回到阔别多年的西子湖畔定居了。这在当时的文艺界确实是一条重要新闻;是一条为亲者痛仇者快的重要新闻。上海反动小报大为叫好,进步小报则加以责难。我们年纪大些的同志大抵都还记得,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像发狂的疯狗红了眼睛,一边在江西苏区进行军事大“围剿”;一边在上海进行文化大“围剿”,大捕大杀。郁先生当时是“左联”和“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两个革命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且主编左联刊物《大众文艺》。他与鲁迅先生都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斗。他不怕白色恐怖,不怕杀头,这个时期的郁先生是进步的,革命的,受人爱戴的。然而后来终于慑服于敌人的压力,回到杭州。鲁迅先生为此事曾写过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七律旧诗。诗是这样:“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郁先生后来曾说:“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也曾向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1938年所作《回忆鲁迅》)。郁先生没有接受鲁迅先生的劝阻,竟“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无题》)。我是为郁先生这一退却所惋惜的。因为后几年郁先生的遭遇和不幸完全证实了鲁迅先生观察问题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当鲁迅先生在上海冲锋陷阵之时,郁先生却无可奈何地说:“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移家琐记》)“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睢书术成奇事,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胜试鹿车。”(《迁杭有感》)我在这里并不是责怪郁先生,我们从郁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是比较脆弱的,经不起严峻的革命考验,火的洗礼,而消沉下来,有的甚至成了逃兵。这也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郁先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知识分子而已。但他只是消极,还不是逃兵。

然而杭州是个繁华胜地,是个官僚地主、阔人买办寻欢作乐的地方。一个穷文人要想吃故乡鱼,也不容易。郁先生凭着他的文坛地位和名气,在杭州当然受到一些官僚和遗老遗少以及无聊文人的欢迎,生活颇不“寂寞”。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勤于写作。今天我们读到《迟桂花》以及大量的游记,都是那个时期写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游记之美,可以直追魏晋南北朝。他继承了郦道元、吴均、陶宏景以至明代张岱、徐霞客诸人的优良传统。今天我还没有读过像郁先生写的那样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笔致流丽,潇然可诵的游记。他虽然这样勤奋写作,还是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就到我念书的一所大学教书了。

那是1934年的秋天,我因某种原因从北平南归上海、转至杭州念书了。我一边埋头浙江省图书馆,一边还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秋天开学了,郁先生来校授课。他只担任文艺批评一课。我和别的爱好文艺青年一样便去听他的课。未去之前,我想郁先生一定是一位满头长发、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颓废文人,还可能是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讲台上的醉汉。谁知我所想的完全错了。郁先生却是一位跟布店店员一样朴素平实:平头、驼背、青衫、布鞋。这模样儿与显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老实说,当时我很失望。我想,一个大作家应该是不平凡的,与一般人总该有差别。可不是吗?王尔德、波特莱尔的外表和服装就与凡人不同。然而,他却那么平凡。说话缓慢,声音低哑,还赶不上布店店员讲话那么响亮流利。这足见我那时多么幼稚,不知道作家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和普通群众一样,头上不会长角的。后来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里挑剃头担的老头儿,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样呢!然而郁先生那副清秀的带着书卷气的面庞和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却使人喜欢。我又想,这大约是作家与布店店员又有所差异的吧。

郁先生除擅长写小说、散文外,又通晓日、英、德、法4种语言,这是从他所写的作品里早就知道了的。这回站在讲台上,我看他手里拿一本黑色硬皮面的活页笔记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各种文字写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他把这些东西抄在黑板上,便开讲了。边讲边解释,他讲的多是19世纪西欧文艺思潮和文艺批评。什么莱辛、伏尔泰、狄德罗、泰纳、勃兰兑斯。这在当时就惊动了不少学生,因为郁先生是国文系请来的,而当时的国文系,如钟泰、夏承焘、余绍宋等先生讲的全是中国古文学乃至经学、训诂学。而郁先生却讲西欧文学,这使我们听腻了《文心雕龙》、《文赋》的人尤其感到新鲜。后来英语系同学闻讯也赶来旁听了。大家听了大开眼界。郁先生是博学多才,那时不过30多岁,他不仅对西欧文学那么熟悉,而且对我国古代文学也很熟悉。有时他也打通来讲,如讲弥尔顿的诗歌就联系到陶潜的《闲情赋》。这大约就是今天人们爱谈的什么比较文学吧。但那时没有这词儿。值得一提的是,郁先生会做一手好旧诗,可是在讲台上从不谈自己的旧诗,从不卖弄自己的才学。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不少同志都以为郁先生是整天沉湎于醇酒妇人的堕落文人,是一个风流才子。这大抵由于读了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一种形象,这形象使我们以及众多读者上了大当。试问一个人如果整天忙于喝酒玩女人,哪有那么多功夫来写文章?郁先生还没有活到50岁,却给我们留下厚厚14卷全集,足见郁先生是多么刻苦用功,勤于写作的学人兼作家。即如他退居杭州时写的关于东梓关、翁家山的优美散文,我就知道他不仅跑遍这些地方,而且阅读了有关府志、县志以及前人的作品。杭州、桐庐、富春江一带的山水早已被吴均以来的文人写尽写绝了,然而郁先生却独辟蹊径,写出一种新颖风格的散文来。当然郁先生先后写的作品多少也反映了作者一定时期的思想感情和历史风貌。正如郭沫若同志在《论郁达夫》中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土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怒了。”郁先生的影响确实很大的。这里使我想起1930年秋天,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口的教务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布告,大意是说本学期邀请郁达夫先生来校授课,希望听课的同志来登记云云。布告张贴出去后,要求听课的学生蜂拥而至,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来要求旁听。由此足见郁先生的影响之大了,可惜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北来,使许多青年同学大失所望。

很遗憾,郁先生只讲授一个学期便应中国旅行社和浙江铁路局之邀,去游名山大川写游记去了。从浙江、安徽一直至福建,后来干脆就留在福建做官了。我还记得郁先生在大礼堂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宗教与文艺》。因为这所大学是教会办的,所以他谈宗教与文艺的关系,材料也是从西欧来的。他准备得很充分,讲的十分透彻。从宗教与音乐、绘画、雕刻一直谈到文学;他对《圣经》的文学价值评价很高。有的同学可能是听不懂或是不感兴趣,中途退出,大多数同学一直听他讲完。这份讲稿,一直未见他发表过,想后来杭州沦陷日军手中,此稿随着他在“风雨茅庐”寓所的全部藏书付之一炬了。

提到郁先生的寓所,它是坐落在杭州城里靠大学路的官场弄里。我只去过一次,印象已模糊。因为房屋与杭州一般市民所居没多大差别。我至今记得的只是挂在客堂上郁先生自书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一副对联。先生藏书很多,多种文字的外国书外,他还搜集明清两代诗文集且特别多。他曾对我讲过,他打算写历史小说.并说明末清初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我想他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还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可惜后来时局一变,弄得家破人亡。这任务没有完成,应该说是我国文坛的大损失。

郁先生大约是1936年初到福建。雪峰同志在回忆郁先生的文章里说他去当省政府参议,他还不知道郁先生还担任了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前者是虚衔,后者却是实职,天天到省政府去办公。那年夏天我去福州有事找过郁先生。他一个人住在南台闽江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记得下午6时许他从城里办公下班回来,我们在他住的房门口的楼梯上碰见了,他对我的来访十分惊讶:“啊!你怎么来了?”边问边走到门口,开了门让我进去。我朝四下一望,这是一间窄小的卧室:一单床、两椅、一桌。桌上堆满了宣纸和笔砚,看来求他写字的人不少。这时的郁达夫身上打扮与杭州迥然不同。他头戴白帆布做的硬壳圆顶的“巴拿马”帽,也就是当时在华侨中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身穿藕色湖绸长衫,手提黑皮包。他进了屋子取下帽子,脱下长衫往床上一坐,叫我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福州的夏天特别炎热,这小屋子因为有两扇窗子,凉风习习,颇觉凉快。我从东窗望出去,窗下舳泸相连,桅墙如林;远处则群峰无语立斜阳,闽江静静地从窗下流过,经鼓山脚而出海,白帆点点在天际。这画面实在很美。这大约是郁先生喜欢住在这里的缘故吧。我匆匆欣赏一下,就攀谈起来。这回谈话的内容很丰富。今天能够记得起来的,一是郁先生极为关心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我知道的便告诉他,不知道的则交白卷。他还关心北新书局的营业,他出书的版税问题,我当时只认识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人,对北新书局一无所知,因而也说不上来。我们是师生关系,关于郁先生为什么把家眷放在杭州,只身入闽,我是不好问的。后来的话题转到读书上来了。他知道我懂英文,他首先劝我再学德文,他的理由是:德文语法严密,逻辑性强,用语准确。他说,世界上不少名着以译成德文的最扎实,最能保持原作者的风格和特点;日文不必去学,世界上译得最糟的是日文本。他举《浮士德》为例,国内从事翻译文学名着者,他十分推崇鲁迅,理由也是鲁迅懂德文。然后谈到能读原文不至上当,如西欧许多诗歌写得很美,各有韵味,各有风格,一经翻译为中文,完全变了样儿,显示不出各家的特点,并且说诗歌不能翻译。郁先生还说,他就不翻译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