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领域中，克隆技术除了制药以外，其他方面也具有十分诱人的前景。美国、瑞士等国已经能够利用克隆技术培植的人体皮肤进行植皮手术。曾经有一位美国妇女在一次煤气炉意外爆炸中受伤，75％的体表被严重烧伤。医生从她的身上取下一小块未遭损坏的皮肤，送到一家生化科技公司。一个月以后，该公司利用先进的克隆技术，培植出了一大块健康的皮肤，使患者迅速得以痊愈。这一全新技术避免了异体植皮可能出现的排异反应，给病人带来了福音。科学家们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将借助克隆技术制造出人的乳房、耳朵、软骨、肝脏，甚至心脏、动脉等组织和器官，供医院临床使用。
在繁殖许多有价值的基因方面，克隆技术也大有用武之地。例如，在基因工程操作中，科学家们为了让细菌等微生物“生产”出名贵的药品，如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有希望使侏儒症患者重新长高的生长激素以及能抗多种病毒感染的干扰素等，分别将一些相应的人体基因转移到不同的微生物细胞中，再设法使这些微生物细胞大量繁殖。与此同时，人体基因数目也随着微生物的繁殖而增加。在人体基因被大量克隆时，微生物也随之大量地“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名贵药品了。
在基础生命科学方面，克隆技术使得对基因功能研究从以往只能在小鼠身上进行，到现在在多种动物身上均可得到实现，这有利于更加清晰地揭示基因功能和生命本质；克隆技术提供了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发育全能性以及核质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克隆技术可以克隆出各种濒危珍稀动物，从而提供基因型完全一致的实验动物，这有利于找到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揭示发病的机制，并有助于抗衰老及其机制的研究。
人类能否克隆自己
人类究竟有没有能力复制出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类自己呢？多利的诞生，使得一向敏感的人类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明天，会不会在我们的周围真的出现一个个克隆人？
从理论上讲，克隆了绵羊，也克隆了猴子，克隆人是可行的。
因为绵羊和人类都同属于哺乳类动物，其无性繁殖技术，在理论上可以应用到另一特种身上。当然，真正克隆出人来，从科学上讲尚需时日，但是毕竟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了。
据说，世界上已经有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着人体克隆的实验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霍尔教授和他的同事就曾向外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人类的无性繁殖技术。
他们的原理是这样的：卵子在受精后被激活，开始细胞分裂，由一变二，再将它们分裂，由二变四，如果继续分裂，就可以获得无数相同的胚胎——克隆胚胎，这样就可以完成胚胎复制的工作了。这项技术很像复印照片。对早期胚胎克隆多份，它对不孕夫妇意味着可以提高怀孕率。而且，克隆胚胎技术为器官移植技术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当每个人出生时都可保存一个冰冻的复制品——克隆胚胎，以后要换个“零部件”，克隆胚胎就成了“备用品仓库”，器官移植再也不用担心出现排斥现象了。另外，克隆胚胎技术也为望子成龙的父母提供了希望。人类甚至可以就此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当某个人人生的道路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赶快请人把自己的复制品——克隆1号、克隆2号生出来，再把这辈子的经验教训、甜酸苦辣用电脑磁盘“拷”下来，传给下一个自我，不就能寿与天齐，永远健康，永远年轻了吗？
当然，我们对霍尔教授的这项技术成功与否尚存怀疑，即使他真的获得了成功，我们也想对他说：“我只喜欢一个我，我不想被克隆！”
支持克隆人的理由
我们有哪些理由支持克隆人的诞生呢？
首先，是为不育夫妇提供后代创造了条件。对于一对患有不育症的夫妇，虽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产生后代，如人工授精（男方不育）、体外受精（女方不育）或者代理母亲（女方不能怀孕）等解决，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不愿意，也不愿意领养别人的孩子，那么，克隆技术将是又一种选择，虽然这项选择会带来消极后果。
其次，可避免遗传疾病的危险。若有一对夫妇，其中一个患有严重的显性基因疾病，另一个则是健康的，他们想要自己的孩子，不愿意用供体卵子或供体精子，也不愿意领养别人的孩子。这样，克隆便成了他们的一个适宜的选择。
第三，是为了进行研究。例如通过克隆技术可以提供大量遗传性状完全相同的人，用于本性及教养对人的品性的作用等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却存在着伦理方面的问题，因为克隆人其实也是人，也是具有人的尊严的，我们不能为了研究的目的而将他们生产出来，然后强迫他们成为各种研究的对象。
第四，是生产每个人的胚胎复制品，并且冷冻起来，需要时作为备用器官的来源，由于器官移植存在着排异问题，只有同卵双生子不存在排异性，而同卵双生的概率很小，即使双胞胎也不都是同卵双生的。而克隆人的器官移植后就不会发生排异问题。但是，这个理由也同样存在着伦理问题，因为克隆人也是人。
第五，可复制伟大的天才或绝代佳人，以提高人口的素质。但是，以什么标准来判定谁是“天才”、谁是“佳人”却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硬要进行这样的分类，将人类分成哪一类值得克隆，哪一类不值得克隆，岂非与纳粹所宣扬的“优生”异曲同工吗？
此外，还有人提出克隆人可提供自己选择的某一特定基因型的后代，可控制未来后代的性别，可生产完全一样的人从事某些特殊职业，如侦察、宇航员等等。
支持克隆人的理由很多，但是，针对每一条理由我们也都可以找到不支持它的理由。
反对克隆人有哪些理由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克隆人，虽然有些理由并不成其为理由。
有人以宗教的理由来反对克隆人，认为生儿育女由上帝安排，人类不应加以干预。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理由来反对避孕、人工流产、计划生育和其他生殖技术？
有人认为生命的奥秘是神圣的，人类不应干预。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理由来反对其他一切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和技术？
有人提出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克隆少数人，不就不会使人类基因库丧失其必要的多样性了吗？
有人提出克隆人会破坏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同上面一个问题一样，只克隆少数人不就不会破坏社会的家庭结构了吗？
也有人提出克隆人的法律地位难以确定，克隆人与他们的供体人是亲子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关系？其实这也不难解决，可以由立法机构来确定，也可以通过全民公约来确定。
反对克隆人的关键是：克隆人也是人，不能仅当作别人利用的手段或工具，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不应该受到伤害。克隆技术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由于人体体细胞是否正常难以鉴别，体细胞需要放在培养基中加以培养，而培养基的理化环境可以对体细胞有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计到时会出现相当多的畸形、缺陷甚至怪异的克隆人，他们一旦产生，人们该怎么办？即使正常的克隆人，长大发育成人以后，可能不愿意做我们原来要他们做的事情，人们该怎么办？如果辛普森说：“我前妻及其男友的被杀不是我干的，是克隆人辛普森干的。”人们究竟如何对待辛普森？从这些反论，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必须禁止克隆人的原因了。
各国领导人对克隆人的态度
1997年2月27日，多利的消息传出以后，世界各地为之震惊，最为关注事态发展的首推各国首脑。
3月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资助人体克隆试验项目。他同时要求，在政府对存有争议的克隆问题进行审查的同时，科学家个人应主动暂停对人体克隆试验。
3月5日，意大利卫生部长罗萨丽娅·宾迪在意大利众议院宣布：暂时禁止任何形式的用人体或动物克隆有关的试验。她强调，人体克隆应被视为非法行为。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体克隆试验有悖于伦理道德，应当予以禁止。
同日，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的委员克勒松夫人，发表讲话说：苏格兰科学家在无性繁殖方面取得了新的发展，但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十分慎重。
德国研究技术部长于尔根·吕特格斯，呼吁科学界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基因技术，表示“复制人将不被允许，也一定不会发生”。
法国农业部长警告世人：遗传科学可能会生产6条腿的鸡，如果英国在克隆绵羊上取得的突破导致对自然的怪异实验，法国将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加拿大政府下属的生物伦理学小组委员会负责人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以制止对人类基因进行操作。
日本学术审议会也决定禁止使用公共科研经费研究人体克隆。
阿根廷议会甚至已经开始讨论给从事克隆人的科学判多少年刑的问题了。
3月19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关于克隆动物的专家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利用克隆技术进行克隆人的试验。
5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年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克隆人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不能仅靠科学家自觉不搞这种研究，需要立法禁止任何人从事人体无性繁殖的研究。
克隆不是绝对的复制
有人请威尔穆特博士谈谈用体细胞克隆动物这一新技术有何潜在的实用价值，他讲了这么一点：“如果我们能用很多细胞来繁殖出从遗传角度来说完全相等的后代，这就使农民们可以将绵羊中的优良品种进行复制，其所达到的‘百样均一’，将使农民、中间商和消费者都获益。”
我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体细胞克隆的动物与它的“母体”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这个问题似乎问得奇怪，因为所谓“克隆”，就意味着“复制”，它产生的过程犹如在复印机里复印文件，复印出来的“拷贝”怎么会与原件不相同呢？但是，且慢，这里的确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以我们人类来说，如果今后应用克隆技术真的可以复制人类了，是不是真的就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另一个你或者我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克隆技术只是针对人类的遗传基因来说的，运用克隆技术，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确是被复制了，但是这个复制却并不包括记忆、思维等人类后天获得的性状。这样的话，你和克隆的“你”虽然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信息，在外表形象上毫无两样，但是，你们两个人的自我认同却绝对不会雷同。因为你们的发育过程虽然都是照着遗传信息的指示开展的，都拿着遗传基因授予的“尚方宝剑”，但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仍然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发育结果。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神经系统方面，因为外界不同的刺激会主导神经网络不同的结合。由此可见，没有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自我意识，你和克隆的“你”决不可能自始至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另外，从生物发育学的角度来看，体细胞在遗传上虽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当一个体细胞核放到卵子的细胞质里以后，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卵子细胞质的影响，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种影响将会达到何种程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势必会给克隆出来的“你”造成与你不同的后果。
因此，人们以通常的眼光认为克隆就是百分之百的复制，这是不严谨的。
克隆技术与人类的种种冲突
众所周知，人类传统的生育模式是有性繁殖，也就是说，后代的诞生需要有母亲的卵子和父亲的精子。而克隆人则是无性繁殖，它不仅打破了人类通过母亲卵子和父亲精子结合诞生后代的常规，而且还彻底打破了后代只能继承前辈的遗传特性却有别于前辈的框框，复制出两个乃至更多的遗传特性完全相同的人。
克隆人的生育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育模式，它不一定非要男性不可，也不需要精子的介入，只要有体细胞核和去核卵子即可，这样的话，单身女子也可实现非传统的、却是正常的生育过程了。
对于单身女子来说，她可以取出自身乳腺细胞的核，移植到自己的去核卵子中形成一个重构卵，再将重构卵移植到自己的输卵管中，即可发生正常的怀孕了，重构卵在自己的子宫内发育成胎儿并且分娩。
这种“自己生自己”的生育模式，与传统的生育模式是格格不入的。
克隆技术与人类的不相容更多地表现在它与现有的社会观念的冲突上。
首先是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冲突。
从多利的诞生，我们已知复制人是可能出现的事情。一旦克隆人诞生了，也许他在科学研究上很有价值，但他又显然会带来许多伦理问题。人如能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这将使人丧失人之尊严和人的生命感。如果更进一步思考，可能会有人将人类的成熟细胞核移植于猪、猴或其它动物的去除了染色体的卵细胞中，“制造”出人与动物的杂种，甚至还可能“制造”出人类难以控制的种种怪物，这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考虑，复制人的价值是负面的。当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我们自然应当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正如《医学伦理学学报》主编理查德·尼科尔森博士所言：“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如果这项技术具有让某个疯狂的人试图复制他自己的巨大危险，又有什么价值呢？”
其次是个体与群体的冲突。
如果一对夫妇带有遗传病的隐性基因，想通过无性繁殖得到“后代”；或者一对夫妇的幼儿面临死亡，而无性繁殖又能将幼儿复制出来，那么人体克隆技术对于这对夫妇来说，当然是一大福音。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一旦成为可能，难以想象会出现怎样的后果：也许，某个犯罪集团头目会利用这种技术复制一些犯罪分子去作案；也许，某些妇女会以此制造一些“后代”，从而摆脱男性，建立一个女权社会；也许，某些统治者会利用它“制造”一些智力低于人类的人，当作奴隶等等。很多现在还很难想象的事，或许就会因此而发生，从而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危及人类整体的利益。由此可见，个体价值服从群体价值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准则。
第三是新问题与旧规范的冲突。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是由相对稳定的数千年历史作为积累的，在这不算太短的时间内，人类选择了适合于自己这个社会的若干规范，假如改变这些规范必然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