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汉唐故都所在的关中大地，自幼接受十三朝故都文化的浸润洗礼，但真正完全理解“西安碑林”这个文化符号，却是在已趋成人的中学时期。难以想象的是，及至1982年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至设在碑林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竟一瞬间成为与碑林朝夕相伴的“碑林人”。
在散发着翰墨幽香的碑林东院图书资料室，我第一次看到了诸如日本足立喜六所撰《长安史迹考》、曹仲谦氏所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概况说明书》那样弥足珍贵的绝妙好书与珍贵资料；在各代碑石如林耸立的七座碑林展室内，我常于茶余饭后信步徜徉，恣意感受那遥远历史所慷慨恩赐的沧桑与深邃；在高悬有林则徐手书“碑林”大字牌匾下的“石台孝经”碑亭的栏杆旁，我又曾经不止一次地沐浴夕阳余晖，眺望满天星斗……谛听碑林耆老侃侃谈论那穿越千年的旧闻轶事……
那些凝重迷茫的历史信息，不时撩拨起我意欲破解一通通碑林藏石背后鲜为人知秘密的浓厚兴趣，激励我飞骑单车，精神亢奋地逐一造访偌大西安古城内熟稔碑林往事的一个个耆老、故旧与当事人，然后再穿梭往来于图书馆、档案馆，辑录校补，将一条条“发掘”所得的最新资料不间断地留在碑林西院斗室蜗居内的惟一一张斑驳旧桌上……
寒来暑往，我在碑林度过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也拉杂记录了长达数十万字的读书、调查笔记。不管是东迁西调，辗转搬家，间或又是数不清的人事纠葛与磨难袭扰，虽然一些曾经敝帚自珍的残破家什万般无奈地最终丢弃，但标记我碑林生涯的那数十万字的读书、调查笔记以及那张斑驳旧桌，却奇迹般地得以留存。
为将那些历尽艰辛所获得的珍贵资料变成铅字，我曾经冒昧地叩响过很多家出版社编辑的严紧门户，也曾经斗胆携带少得可怜的一些资金，执着不懈地南北奔波，搜遗补阙，更正校核。尽管命运之神一次次将这部书稿无情扬弃，但最终我毕竟得以幸运地与三秦出版社编辑贾云先生相识，出乎意料地迅速达成出版协议，并遵嘱立即删改成现在的这部书稿。
手抚这本姗姗来迟的《探寻碑林名碑》样书，心中的感慨自然是良多而幽深的。我先是模仿很多新书后记中由衷感谢体例，想到给予我诸多恩惠的前辈耆老及很多地方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与朋友们，想到不期赋予我知遇情义的贾云先生，也想到无偿为本书提供珍贵资料并慷慨帮助我不懈写作的李晓毅、路远、王其、杨娟、王倩、马咏钟、陈诵睢、卢夏、裴建平、陈根远、宗明安、王梅、任伟民等先生、女士以及在最后付梓之前能逐字予以校讹订正的我的学生黄剑波与陶元骏先生……
在依例写就对无数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前辈学者以及挚友、学生的感谢话语之外，我更多地想起了擅长书法、生性耿介的我的父亲。是他在垂暮之年坚决鼓励我一定写出这本书！遥忆最后一次父子结伴在碑林展室中流连碑石的那些情形，眼前总浮现也父亲敦厚持重的清瘦脸庞与饱经风霜的满头白发……他答应在本书出版之后，第一个做我的忠实读者，然而天不假年，这可怜的最低愿望，父亲竟永远不能得以实现了……
2006年4月19日黎明写于南京艺术学院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