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村民坚信：强行拓印古碑并施暴于弱小，会招致冰雹、大旱以及幼童死伤等报应。
读者提问：面对善良以及丑恶，寄居古碑的天下“佛祖”，果真曾经显过灵验吗？
现存碑林第三室东侧中排的北魏《晖福寺碑》，原在澄城县北寺村（今属澄城县罗洼乡）如来庙内，1919年曾移至澄城县城内劝学所，1972年方移至西安碑林。其高294厘米，宽90厘米。额部大字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呈3行3字排列，顶部中央凿有汉魏遗风之圆形穿孔，下部两侧则作弧形内收之状。碑阴、阳两面有文，真书。碑阳文24行，满行44字；碑阴文为一列9行题名，下部已泐，上部可基本释读。碑记太和十二年（489）七月一日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为文明太后、孝文皇帝及其父兄子弟祈福消灾而在其故里雍州李润镇南北旧宅晖福寺内兴建三级佛图各一区诸事。秘书著作郎傅思益制文，口州钜作镳，苏口刊文。
检点关中所存北朝碑版，《晖福寺碑》向与《立界山石祠碑》、《邓太尉祠碑》三碑一起并列称雄，享誉全国。因其形状奇特且书艺高超，故自晚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开始即相继为各代金石学者所辗转著录，着意考究。察其要者，大致有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毛凤枝的《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宋伯鲁的《续修陕西通志》、武树善的《陕西金石志》、杨震方的《碑帖叙录》、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与马长寿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等。
如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认为，此碑不仅首创了北魏太和年间建寺造像题名之风，且涉及北朝时期关中部族之迁徙、融合与发展历史，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另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抄》卷三《跋晖福寺碑寄旭初侄》称：“北碑大半刚健挺拔，如俊鹘出驹，不可羁，惟晖福寺碑温润敦厚，真采内涵，略似穆子容书。北书而近南派者也，安吴包氏及近时南海康氏、长洲吴氏均极推崇，信非溢美。”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则又分析是碑具有十大特点。谓：“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进而盛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可以看到，北宋以至近代的金石学者对《晖福寺碑》之著录、研究虽有较大的进展与收获，但却多限于程式化的著录以及浅显的考究与一般性的书艺评介，像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独辟蹊径、拓开一面者少，而纵深探求、系统揭示其流变经历以及相关内蕴者则更为鲜见。因此，本章的论述，便冀望能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
（一）西羌显宦与寺、塔、佛碑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陇以外的氐、羌等少数部族在东汉、曹魏、蜀汉等中原政权的压迫下，曾大规模迁徙关中。及西晋元康九年（290）山阴令江统著述《徙戎论》时，遂有“关中之人，百万余户，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感慨。
十六国前赵时期，刘曜都长安，并州五部屠各及上郡、陇西、略阳仇池等地的氐、羌部族再次大批涌入关中。至前秦建元七年（371年），关中一地的少数部族分布繁衍遂至极盛，仅氐族就有15万户，75万人口。由前秦以至北魏，关中地区的少数部族已多达114种，合数将近百万人口。其中主干部族如氐族主要聚居在三原、九、雍一带，羌族则主要聚居在冯翊郡一带，亦即长安东北渭河以北以至洛河中下游地区。
在北魏时期西羌聚居的冯翊郡内，长安以北的杏城（今黄陵县城东老城堡）与长安东北的李润镇（澄城县罗洼乡北寺村附近）为两个最重要的聚居中心，丛集着雷、党、夫蒙（不蒙）、钳耳、荔非等数十种西羌贵族，至于发起雕凿《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的碑主王庆时，则系李润镇附近众多西羌权贵人物其中之一位而已。
关于王庆时的身世、居里，《魏书·王遇传》、《水经注·漯水注》等历史文献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魏书·王遇传》称：“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具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又云：“遇坐事腐刑，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中员外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
以上记载虽繁复细微，但与碑文所载王庆时家世、生平却大致吻合。不同的是，史载所谓其父名为“守贵”，碑文却记其父名为“王口隆”。其间差异，推测可能是“名”、“字”称谓相互分割、彼此未得聚合联系之缘故。
王庆时既然出身于西羌贵族，因此在拓跋鲜卑横扫中原、一统天下之际，遂有可能进入北魏王朝的上流社会。加之他生性聪慧，精于工巧，曾以将作大匠等身份参与监修文明太后陵庙、京师洛阳东郊马射坛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并内、外诸门等皇家建筑。因辛劳有功，故深得皇室信任，很快即“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
王庆时得势后，其家族戚友亦同时蒙受皇恩，随之升迁。在碑阴题名中，我们看到其父王口（？）隆受封为安西将军、秦州刺史与澄城公。其兄王何韬则出任华州主簿。其另外兄长王口（？）阴、王口（？）桃者，一任宁远将军、澄城太守迁雍州刺史、澄城侯；另一则任宁翔将军、河东太守、澄城子迁澄城太守。至其兄子、世子等家族六亲，也得以纷纷出任本郡功曹、鹰扬将军及内廷官员等显赫要职。可谓一门显宦，举族荣光。
为感谢皇恩，维护既得的权势与利益，炙手可热的王庆时于是便追逐北魏一朝举世信佛、倾国礼拜的弥天狂潮，不惜挥斥金钱，举家馨香，于本乡南北旧宅，修建佛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沃衍，据修岗，面修献而带洛川，佩黄河而带龙门”。继而伐华山之良松，采荆山之文石，鸠工备材，大兴土木，历经三年，终于为当朝“二圣（孝文帝元宏与皇太后）”建立起富丽堂皇的三级佛图各一座。其寺院佛图“崇基重构，层栏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渌流”，美不胜收。所谓规崇爽垲，通阁连晖，佛祖赐福，灾消难灭，故而称之为“晖福寺”。而最后雕凿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只不过是塔庙辉映之“晖福寺”内名士巧匠为记述王庆时其人建寺、修塔、消灾、祈福等整个佛事过程中最后镌刻的一个显著标记而已。
可以想像，虔诚、奢华的佛事活动，虽曾带给王庆时本人强烈的震撼以及迷茫的陶醉，然事与愿违，距离其大兴土木、祈福消灾的辉煌岁月仅仅不到50年，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北魏王朝就在内外交困之中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曾经希望飘渺佛光永远佑护子孙万代的一代阉宦王庆时，也已经骸骨成灰，辉煌不再了，而那个曾经巍然耸立在渭北高原富丽堂皇的晖福寺建筑也随之衰败圮毁，风雨飘摇。庆幸的是，惟一健在而又永远甘为一段悠悠历史起而证言的，便是这幢雄伟高大、饱经沧桑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了！
（二）如来庙前的争斗
当一段苍茫历史寂然消退的时候，另一段滞重沉默的历史却正在悄然生成。
宋元以降，虽说昔日晖福寺的辉煌早已成为李润镇一带乡老村夫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调侃趣话，但当年由阉宦王庆时所虔诚迎来的佛祖灵光却依然氤氲笼罩着这块古老凝重的黄土高原。
在北魏晖福寺旧址上，一座庄重简朴的如来神庙拔地而起。在古朴雄伟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前，茫然匍匐的是另一群痴心不改的善男信女。所不同的是，神像的威权以及建筑的森严早已经黯然失色，代之而起的，是广袤旷野中倔强隐伏在《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上神秘狞厉的飘渺灵光！生产力的低下与自然环境的恶劣，促使善良的人们将一切内心恐惧与万般无奈都全部交付于僵直的石理与无言的字画。因此，面对那些垂青向往获得一纸拓本的官吏、学者以及藉此求得衣食口资的碑帖工匠，他们往往投以极大的痛恨与强烈的对抗。
在民国10年（1921）前后毛昌杰写就的《君子馆类稿·文抄》卷三《跋晖福寺碑寄旭初侄》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晖福寺）碑在陕西澄县境，乡民惑于风水，禁椎拓甚严。（清末）武昌柯中丞视学关中，重金求之不得。天津刘益斋师丁酉（1897年）来主秋试，尽力搜罗，亦终未获一纸。夫以两次钦使之力，何求不遂，然终不敢轻犯众怒，强民所不欲也”的苦涩记载。
在清末、民初叶昌炽、柯昌泗之《语石·语石异同评》与1934年12月李涵础（字培基，河北献县人）写就的《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两种重要文献中，所谓：“长安晖福寺碑，土人云碑有神，能为祟，非昏夜不能潜拓，碑估恐其声之闻也，不敢用椎，咄嗟毡蜡，安有精本”以及“（晖福寺碑）在陕西澄县北寺村如来庙中，乡人迷信，谓碑拓一次，地方数年不雨，或村中多死幼童。乃将碑字画用油灰涂之，禁人摹拓。虽官宪求之，亦必群起反抗”等诸色感叹，更使我们心灵震颤、惊诧不知何以评说。
由于历史上北寺村村民的顽强抵制，导致《晖福寺碑》拓本流传稀少，价值昂贵。民国7年（1918）冬，山西晋军为参与靖国之役，渡黄入陕，驻防于韩城、合阳一线，与近在毗邻的澄城陕军赵子健部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之势。时晋军支队参谋李涵础随支队长王世卿驻防韩城，李、王均擅书法，公余闲暇，两人常以谈论金石为快事。某日李涵础向王世卿言及澄城北寺村《晖福寺碑》因乡人迷信，严禁椎拓，致其民国4年（1915）在长安遍觅拓本，竟无一获之事！王闻后颇感震惊！为满足李之愿望，他曾劝李“诚访心之，或有一得”。继而又托人奔赴澄城、西安一带，四处寻购。
李、王二人痴迷《晖福寺碑》拓本，四处寻购的消息传至赵子健耳中，赵窃以为发财之机就在眼前。遂与其家私塾先生雷召卿等人秘密商议，决定前往北寺村大肆椎拓，借以筹饷。
民国8年（1919）四月六日，雷召卿接受赵子健指派，率领兵卒、拓工等10余人逶迤进至北寺村，径奔如来庙内的《晖福寺碑》，果然遭到多名村民的围攻抗拒。雷无奈，急忙向该村耆老反复陈情，晓以利害。不料你来我往，言语不合，瞬间竟引起村民的震怒叫骂。时村中某绅士见状，即从中挑唆，鼓动村人鸣钟集众，一时执镢扛锨来会者多达百余人。双方各怀恼恨，互不相让。遂在如来庙前大动干戈，展开械斗。混战之中，愤怒的村民曾将《晖福寺碑》推倒，并将赵子健兵卒一人击毙，多人殴伤，而村民中亦有多人身受创伤，横卧街头，呻吟不止。惟雷召卿见势不妙，已先行携兵士两人突出人群，仓皇逃脱。
以上经过，李涵础当时写就的《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一文曾大略记载，谓：事“为赵老九（子健）所闻，使人往拓，乡人拒之，至于争斗。闻当时将赵卒击毙之，并将碑催倒。此八年春间阴历四月初六事也”。
无独有偶，雷召卿在翌年旧历除夕写就的《歌广武将军碑复出土并序》一诗中，更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诗云：
犹忆去年拓晖福，哓哓苦劝北寺士。村老之意尚云活，讵料中受奸人指。洪钟一鸣人声哗，毒手少年如潮水。我曾被窘急逃归，迷信可笑亦可喜（注云：‘该村人迷信，谓拓碑即遭雹，且视为神碑，焚香膜拜。故历年遇拓碑者，只以暴力拒之，终未萌掊毁之意，是为可喜。’）不然三郑今如何，化度荐福僧胡毁。每持此论语同人，聊作解嘲成趣史。
先是雷召卿率队去拓《晖福寺碑》受挫后，北寺村村民曾在碑前鸣锣敲鼓，焚香祭祀，以为护碑成功乃系神灵佑护所致。而坐镇澄县，静等《晖福寺碑》到来的赵老九则闻讯大怒，势不能止。乃在四月初七日复派得力亲信率兵士一排再至北寺村。先将该村团团围定，封锁路口。又命逃回之兵一一指认昨日闹事为首村民，尽行捆绑，施以酷刑。既而强行驱使该村村民起运碑石，直奔澄城县城。未料碑体雄大，道路曲折，至初十日运至范家洼村时，竟将村民一名压毙，多人压伤。余众惊恐，皆以为神灵怪罪，非同小可。遂丢弃碑石，四散奔逃。无奈赵老九不允，再派兵士多人亲自启运，延至十二日，方才勉强将碑石运抵澄城县城内之劝学所。
对于求拓、争斗、移碑、筹饷等事所引起的后果，李涵础在《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一文中曾不无感慨地记道：“然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若此碑固因予一言致于杀人移碑，岂物之明晦有数，非此则人永不能拓，必至于湮没泐废。故是碑之精灵所致，将藉予之一言而发其光辉，不觉感叹系之，因记其如末以传永久云。”
（三）拓本、课税与流传经过
前文说过，因乡人迷信，禁止毡蜡，每遇椎拓《晖福寺碑》者，辄武力相拒，势不能止。故澄县一路，拓工常视为畏途，非高额利益驱动，决不贸然成行，即偶然冒险潜行之士，亦必偃旗息鼓，敛声蹑足，情同偷儿。因此拓本流传稀少，精本更凤毛麟角，难见踪迹。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十五故记：“长安晖福寺碑，土人云碑有神，能为祟，非昏夜不能潜拓，碑估恐其声之闻也，不敢用椎，咄嗟毡蜡，安有精本。”至于“初拓”之本，则特意使用朱砂，以做标识。李涵础《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一文因有“初拓仅六七纸，碑首皆用朱色，乃当时留作纪念者。嗣后拓本，系在未用油灰涂封之前，帖贾偷拓，故模糊不精”之记载。
《晖福寺碑》既然如此难以椎拓，因此甚少流播的拓本遂索价奇昂，令购者却步。如西安碑帖商赵敏生言民国初年曾于西安翰墨堂见到一纸朱色拓本，索价白银达数十两。而民国5年（1916）正月四日《鲁迅日记》记其在北京琉璃厂所购《宕昌公晖福寺碑》并阴两枚，竟耗去银洋6元之多。推想以上各本字画必模糊拙劣，决非精拓。
读者明悉，1919年4月《晖福寺碑》运至澄城县城劝学所后，赵老九曾命部下寻觅拓工，大肆椎拓，以所得拓本分送国内各处要津大肆出售，借以筹饷课税。但当时凡需要求取《晖福寺碑》拓者，均应分别报请澄城县知事某及赵老九审核批准，方能椎拓。以上情事，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抄》卷三《跋晖福寺碑寄旭初侄》故记1919年“其地驻军移（碑）置邑城，任人椎拓而课其税焉。（使）绝世瑰宝，乃得大显于世”。同年4月12日，陕西吏治研究所所长张扶万闻知《晖福寺碑》运至澄城，欣喜作跋文相贺。但为了获得一纸拓本，他仍须信函往返，费力通融。据张之《在山草堂日记》记载，其在8月18日曾：“以拓晖福寺碑事寄合阳县知事程抟九信。”但直至10月6日方才“得晖福寺碑拓纸一张”。
与张扶万相比，跻身军界、地位彰显的李涵础则显得轻而易举。《记宕昌公晖福寺碑》一文宣称：“（是碑拓本）每张价五元或二元。但非遇精拓，字多模糊。惟全文仅三四字不能读。当时晋军购买者颇多，予购买二张，又朋友赠送数张，于是前所梦想不到者，今则反盈书箧矣，岂非快事。”
1919年4月之后的《晖福寺碑》拓本，虽诚如李涵础所云难见精拓，但较之1919年4月之前，毕竟由于“碑禁”已除，拓本数量增加，故而有较大的挑选空间。大致从1920年开始，西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苏州等著名都市，都可见及由澄城一地相率流出的各色拓本。其售价低廉，每本不过一元而已。收藏者如无特殊机遇，绝少可获至精之品。朱文钧《欧斋石墨题跋》故记：“太和十二年（489）晖福寺碑，因士人有所避忌，不许椎拓，碑贾皆乘间为之，故佳拓极少。是本较寻常所见略为清晰，笔意可求也。”
民国13年（1924），内政部命令各地呈送碑帖，称民国5年（1916）十月，内务部曾经厘定调查古物表及古物暂行办法。依据保存古物办法第三条，“将各处著名之石刻碑碣加意搜求，凡现存及新发现者无论完全残缺，一律用柔韧纸张精拓一份，直接送部，以便考察”。
遵此，陕西省政府即命各县照章执行，而将《晖福寺碑》、《立界山石祠碑》、《邓太尉祠碑》等列为重点呈送对象。在陕西省政府的急速督促下，澄城县知事段亚夫曾于民国13年（1924）五月二十一日专函呈赍晖福寺碑帖一份。为此，陕西省政府曾专报内政部，称：“奉此，查属县城内中学校（原劝学所旧地）存有北寺晖福寺碑一座，系北魏时所立，文字颇称古老，兼之北魏金石甚缺，因先觅匠拓印一份，理合具呈直接径赍钧部。”内政部接获拓本后，旋于该年六月十九日以内政部礼俗司第四科名义咨送陕西省长，称：“据陕西澄城县知事段亚夫呈送拓印北魏晖福寺碑碣一份到部，除将拓件备案外，相应咨行贵省转饬该县遵照部定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将原碑妥善保存，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