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最善于发现政治风险的预兆。大自然中的风暴必有先兆，而政治动乱到来之前，也必定会有种种征兆，正如俗话所说：“月晕而风，础润则雨。”
所以，诸如诽谤与蔑视法律，煽动叛乱的言论公然流行，还有那些不胫而走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当人们无法辨别其真假，仍然津津乐道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预示动乱即将来临的先兆。维吉尔①曾这样描写谣言之神，说她属于巨人之家族——从地母对众神的不满中诞生，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从历史上看，谣言确实常常是政治动乱的前奏曲。维吉尔的见解是对的。从煽动叛乱到发起叛乱之间的距离甚小，正如兄弟之于姊妹，阳电之于阴电一样。谣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最良好的意愿、最有益的政策涂抹得面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②但是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就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可以防范或根除叛乱，那真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这种举措只可能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处置这种谣言，比设法压制可能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看似服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挑剔政府的法令。争论、挑剔、对来自君主的命令随意批评指责，这种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其结局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爆发全民大辩论的时候，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不敢讲话，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险恶了。
马基雅弗利的见解是对的。他说君主如果不被社会公认为各阶级的共同领袖，而只被看做某一特殊集团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条载重量不均衡的船一样，即将倾覆了。③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时代曾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国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纷争中的一个派别，并且决心要消灭新教派。最后，他曾参加的“神圣同盟”却掉过枪头来反对他。而这时，他在国家的任何教派中竟都找不到支持者。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变成了某一宗派集团为达到特殊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那么这个君主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党争之中，那也是一种恶兆。因为它表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消失。一个政府的各部门应当像天空中的诸行星那样，每个行星既有自转，但也服从于统一的公转。但如果各部门的人都各行其是，或像塔西佗所说“其自由的程度与作为臣民的原则不一致”，那就表明行星运动的秩序乱了套。“尊严”是上帝授予君王的盾牌，因此上帝对君主最严厉的警告，就是解除这道保卫君王的屏障。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大部门，当它们被动摇时，国家将面临解体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动机和预防之术。
关于酿成叛乱的因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预防叛乱最好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积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由于某一火星的迸发而燃成燎原之势。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多少破产者，就存在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③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
是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
所以战争是对负债者的解放，
它的到来将鼓舞人心。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富人的破产和穷人的贫困同时存在的话，那么情形就更严重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乱煽动者就是饥饿。至于民众的怨恨，在社会中一直都存在，如同体质中不平衡的体液一样，足以酿成疾病。作为统治者，千万不要轻率地认为民众的某种要求是不正当的，因而无视在民众不满情绪中所潜伏的危险性。要知道人性的愚昧，常常会使民众辨别不清究竟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疾苦，不如说是恐惧。所以这种不满的威胁性可能更大。正如前人所说，“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惧是无限制的”。④任何统治者都不应看到民怨积蓄已久，却并未触发叛乱，而因此产生麻痹的心理。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然而一切风暴，事前却必定有乌云。所以，要提防那句西班牙俗语所说的情形：“绷紧的绳子禁不住压。”
酿成叛乱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如下几方面。对宗教的不满、要求减轻赋税、要求改革法律或风俗、要求废除特权、要求贬斥小人、要求抵抗异族入侵，由于饥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反抗的事件。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何消除叛乱。当然，我们讨论的只是某些一般性的措施。至于专门的措施，应该因地制宜地对症下药，而这就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
第一种方法，就是应当尽可能消除以下所讨论的致乱因素。而在这类因素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国家的贫穷。因此，一个政府必须发展商业，扶植工业，减少失业和无业游民，振兴农业，抑制物价，减轻税收，等等。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国内人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不要超过国内的资源。同时还应看到，人口不应单纯从绝对数量来估算，因为一个绝对数量虽小，但其国民消费大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比一个数量大，但国民消费小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贫困得多。因此，如果贵族以及官僚阶层的人数增殖，超过了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个同家就可能濒于贫困的边缘。僧侣阶级的数量过大也会如此。因为这几个阶级都是非生产性阶级。
人们知道，对外贸易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于外贸的：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制造业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如果一个国家这三个轮子都能运转不息，那么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自国外流入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即劳务也能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但他们的劳务支出能力，却是一笔创造财富的巨大矿藏。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大部分人民仍将沦于饥寒之境。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它本身并无用处。为了使财富分配均匀，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手段限制高利贷以及商业、地产的垄断，等等。
那么该怎样对待已经发生的民怨呢？我们知道，一切国家都存在着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当怀有不满之心者只是其中之一的时候，对国家的威胁是不大的。因为平民阶层若没有上层阶级的幕后操纵，他们的动乱是有限的。而上层阶级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也是没有实力地位的。但如果不满的上层阶级与民众联合起来，就将对君主构成巨大的威胁。古代诗人在神话中曾说，有一次诸神想把众神之王丘比特捆起来，而这一阴谋被丘比特发现了。于是他采用了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计谋，召来了百臂之神布瑞欧斯，结果战胜了众神。这个寓言的政治含意是：如果君主能谋得民众的支持，那么他的地位就将得到巩固。
明智的统治者懂得，给予人民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以使他们的痛苦与怨恨有发泄的途径，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个道理可以用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伤口中有脓血存在，却采用阻遏脓血外流的方法，把它压抑在体内，那就将对人体产生致命的危险。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也是很有教益的。当无数痛苦和灾难正从潘多拉的魔箱中纷纷向外飞出的时候，埃辟米修斯⑤及时地关上了箱盖，但是他惟独把“希望”留在了箱子中。在政治上，要设法为人们保留“希望”，并且善于引导人们从一个希望过渡到另一个希望，这是平息民怨的一种有效办法。在政治上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无论局面多艰难，都要使人民相信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除此之外，还要格外提防那些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人物。这种人物的威望越高，危险性就越大。如果不能把这种人物争取过来为政府服务，就应当设法消除他的威望。一般地说，分裂那些可能不利于政府的党派，使之陷入内部纷争，也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有效权术。
君主讲话应当慎重，不要讲那种自以为机智，实际上却十分轻率狂妄的话。恺撒曾说“苏拉不学无术，所以不适于当独裁者”，结果他为这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这句话使那些不希望他走向独裁的人绝望了。加尔巴⑥说“我不会收买兵士，而只征用兵士”，结果这句话也毁掉了他，因为他使那些希望得到赏金的士兵绝望了。普罗巴斯⑦说过“有我在，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士兵了”，这使那些职业战士们绝望了，结果断送了他的生命。因此，作为君主，在动荡形势下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必须慎其所言。尤其是此类锋利的警句，它们传播之速有如飞箭，并且将被人们看做是君主所吐露的肺腑之言，其作用甚至超过一部长篇大论。
最后，作为统治者，应当在身旁备有一两位有勇有谋的重臣。否则，变乱一起，朝野震惊，就很可能无人承担大任，将像塔西佗所说：“人性好乱乐祸，虽少有人敢为祸首，但多数人却宁愿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如果所任非人，那么用来治病的药，其危害也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①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集》、《农事诗集》、《伊尼特》等。其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文学影响较大。
②见塔西佗著《罗马史》第1卷第7章，原文作：“当一位皇帝被国人所痛恨的时候，人们对于他的举动，无论好坏，都要加以非难。”塔西佗（约公元前55～前12），古罗马历史学家。
③卢卡斯（公元39～65），罗马诗人。
④语出罗马政治家小普利尼（公元61～114）。
⑤埃辟米修斯，希腊诸神之一，普罗米修斯之弟。
⑥加尔巴，古罗马帝王，因说此话被护卫军所杀。
⑦普罗巴斯（公元226～282），罗马皇帝之一，颇有战功，因希望和平，厌倦军旅，被乱兵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