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西征的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后阶段。
从会昌到瑞金的路上，3匹枣红马踏破晨雾正在向瑞金急驰，马蹄声清脆悦耳，3匹马都已跑得吁吁带喘。可3个人仍不停地快马加鞭，恨不能插翅飞到瑞金。
中央苏区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骑在马上，两耳的风声不停地在他的脸颊旁掠过。昨天半夜时分，他接到了周恩来从瑞金发来的电令，让他即刻到瑞金。何长工知道部队又要有大的行动了，但部队怎样行动，向哪里转移他并不清楚，他接到周恩来的电令便知道和这次部队行动有关。后半夜他一直在盼着天亮，几乎是睁着眼睛等到东方发白的。作战参谋和警卫员早给他准备好了坐骑。天一放亮他便带着作战参谋和警卫员向瑞金急驰而来。
何长工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已经感受到这仗愈打愈窝火，红军连续失败不说，通过艰辛苦战创建的根据地也在一天天缩小，不仅红军战士不满，就是他们这些指挥员也是满腹牢骚。但对下级他们又不能把牢骚挂在嘴上，也不能写在脸上，对于中央的指示，总是想方设法说服下级去执行，并且千方百计地完成好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但却一直在为红军这种战术打法担着心，何长工做梦都想变换一下对敌策略了。果然，周恩来电召急赴瑞金，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似乎已经嗅到了一种战前的气息。
此时的何长工不仅是兴奋，还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身下的坐骑已经竭尽全力在向前急驰了，可他仍嫌马跑得慢，他不停地挥舞着马鞭，催促着坐骑快一些，再快一些……
当他们赶到瑞金中央苏区所在地时，周恩来已站在院门口微笑着向何长工招手致意。距离周恩来还有十几步的样子，何长工便勒住了马缰，从马上跳下来，把马缰交给身后的警卫员。他紧走几步，向周恩来敬礼。周恩来还礼后，一把握住了何长工一双汗湿的手，亲切地道：长工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何长工正色道：周总政委，是不是有重大任务要交给我们。
周恩来笑答：此事关系重大，非你去完成不可。
两人说笑着走进了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的警卫员上完茶后便退下了。何长工一边抹着脑门上的汗一边问：周总政委，到底是什么任务？
周恩来小声地说：“南天王”陈济堂已电约我们，要和我们举行秘密军事谈判。
何长工吃惊地望着周恩来，和“南天王”谈判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周恩来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商量过了，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济堂管区寻乌去和陈的代表密谈此事。周恩来说到这，又挑起眉毛问：长工同志，有什么困难吗？
何长工站了起来，他两眼咄咄地望着周恩来，他知道此时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意识到此次谈判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他冲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会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的。
周恩来又一次拉住了何长工的手道：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行动，谈判期间有什么困难咱们用密码随时联系。
何长工认真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又交给一封朱德署名的介绍信，这封信是写给陈济堂的代表第7师师长黄质文的。介绍信中写道：
黄师长大鉴：
兹就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名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指为感！
此致 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信中提到的幼敏系陈济堂第1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宗盛系粤军独1师2旅参谋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分东南西北四路“围剿”中央苏区。四路总指挥分别为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堂。近一年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北线打得异常惨烈，可南线却一直比较缓和。这与南线陈济堂所指挥的粤军，与蒋介石嫡系争名夺利，矛盾重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粤9军历来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陈济堂曾三次通电反蒋，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了把陈济堂绑在他的战车上，封了陈济堂一个南路军总司令的头衔，可清醒的陈济堂并没有买蒋介石的帐，他为了保存自己粤军的实力，在江西并不想替蒋介石卖命，他对蒋介石的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已经吃透了。他知道蒋介石这次调他“围剿”红军是想借刀杀人，一石两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堂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觊觎韶关，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的中央军入粤。他为了保存实力，只抽调了10个团的兵力进入江西，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着想。直到19路军福建兵变失败后，蒋介石遂即派其嫡系李玉堂等部，陈兵福建西南地区，以威慑广东。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陈济堂的代表杨德昭，给了陈济堂巨额军饷，催促陈济堂速进兵马。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陈济堂深知进攻红军不会有好结果，而抵抗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被逼无奈，只好和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他一面派部队进攻红军把守的筠门岭，一面又派人和红军拉关系，以试探虚实。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并不停地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陈济堂把守的南线不得不派出南路军的两个纵队，计6个师，1个航空兵大队，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红军把守的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为了还粤军以颜色，粤赣军区红22师英勇抵抗，给陈济堂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伤亡。这一交手使陈济堂大为吃惊，他万没料到红军会有这样大的战斗力。但最后红军还是因敌众我寡，被迫放弃了筠门岭等地。通过这次交手，使陈济堂更加坚信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的最好屏障。他既害怕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在攻占了筠门岭之后，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进攻，摆出决战的架式，另一面又秘密地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不再互犯的姿态。蒋介石虽对陈济堂的伎俩有所察觉，但因疲于“围剿”红军，也对陈济堂无可奈何。
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陈济堂与蒋介石的这一层关系可以利用。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吃紧之际，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身份，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示：一定要吸取19路军兵变的失败教训，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搞好统战工作。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回到瑞金后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清平乐？会昌》，其中就有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当时的远见卓识，为后来对“南天王”陈济堂的统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1934年9月，陈济堂又密派李君为代表，要求和红军进行谈判。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堂，信中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协定。
协定共分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到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蒋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兵至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朱德的信很快得到了陈济堂的答复，朱德和周恩来研究商定，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去寻乌秘密商谈。
第二天，何长工和潘汉年经过准备，带上两名警卫便出发了。这次他们一行四人都换上了便装，何长工和潘汉年一律长衫礼帽，一副商人打扮。两个红军战士也一律随从装扮。四匹红马从容不迫地向“南天王”管区寻乌驰去。
何长工和潘汉年打马走在前面。潘汉年侧身冲何长工小声道：长工兄，看出来没有，我敢肯定，咱们这次去寻乌密谈将和大部队的行动有直接关系。
何长工略有所思地点头。
潘汉年又说：但愿我们这次能够顺利。
何长工感慨地道：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福建兵变失败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
话题说到这，两人都略有所思。
山路弯弯，马蹄声脆。他们转过几道山梁，太阳已渐渐西斜，山林树木被斜斜地拉长了影子。
他们又顺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
何长工试探地说：汉年兄，这次大部队会不会顺着6军团走过的路走下去。
潘汉年半晌不语，马慢了下来，他挥鞭打了一下马的屁股，让自己的马和何长工的马并驾齐驱，他这才说道：看来没有那么简单，6军团突围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看来蒋介石早有防备。
何长工不语，他似乎在思索。
天暗了下来，太阳在西山只剩下一个边儿了，前面就是“南天王”的管区了，筠门岭已遥遥可见。何长工心事重重地说：汉年兄，但愿咱们这次能够顺利。
潘汉年：但愿如此。
四匹马驰到羊解水附近，便见路旁的树丛里闪出几个荷枪实弹的人，为首的一个喊了声：前面来的可是陈司令的客人。
何长工和潘汉年对视一眼，下马，冲那个为首的一抱拳答：正是。
那个为首的走过来，握住了何长工的手说：我是2旅特务连连长严直，我们严旅长特派我带领全连来接你们。
何长工：多谢了。
严直连长又小声道：何先生，我听了你们的宣传，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何长工摇了摇严直的手道：我们就是为这事才来的。
这时树林里闪出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地来到近前。
严直说：请你们坐轿子吧，这样保险一些。
何长工和潘汉年对望一眼，点点头。
潘汉年和何长工坐上了轿子，两名红军战士也把马匹交给了严直手下的人，步行随在轿子的左右。一连人分成两拨，护着两顶轿子向寻乌走去。
山林路旁不时地有岗哨问：轿子上是什么人？
严直就大声地喊：这是司令请来的客人，少啰嗦。
岗哨便不再敢多言，缩回头，好奇地望着这支队伍从他们眼前走过去。到达罗塘镇2旅旅部所在地时，天已经黑透了。严直把一行四人安排在一幢两层小洋楼里，给他们送来了还算丰盛的晚饭，便出去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少将参谋杨幼敏便带着7师师长黄质文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到了正题上，因为以前有过接触，双方很快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等；
五、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的护照。
会议简短而又利落，为保密起见，没有正式写成书面文书，只是把条款相互写在记事本上。
中午，杨幼敏宴请何长工和潘汉年等人，席间谁也不提一句上午议过的事，他们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刚吃过饭，译电员便送来了一封电报，杨幼敏看了一遍，皱了一下眉头，又递给何长工。那是一封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电文是：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只有何长工和潘汉年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周恩来告诉他们，部队即将出发了。
杨幼敏似乎看出了什么破绽，疑心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笑答：这是周总政委祝贺我们谈判成功，和平鸽上天了。
杨幼敏听了何长工的回答，长吁了口气，又一次伸出手和何长工、潘汉年两人握了握。
午饭后，何长工和潘汉年就提出离开这里，为了保密，杨幼敏等人也没有劝留，便命严直率领警卫连，一直把他们又送出陈的管区。
几个人策马扬鞭赶回于都，周恩来早派人在于都等候他们了。这时中央机关已从瑞金迁往于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