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什么？是欢笑，是泪水，是美妙的花，是苦涩的酒，是轻松的不能再轻松的甜歌，是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压抑……
假如动物也像我们
向清德
我们常高傲地说，我们是万物中的灵长。灵长是高等的动物，猴和类人猿属于此类，而我们比他们更高一筹。
上帝英明！地球就这么大，俨如上帝在制造一切动物的时候，都赋予它们发达的大脑或者极易进化的脑髓，拥有和人同样或更高级的智商，甚至同样的品性，结果让所有的动物也像我们，那这个世界一定早已不成体统。
贪婪的将不只是人类。猫吃了鱼还想再吃，羊啃了白菜总惦念着菜地，黄鼠狼做梦也想着偷鸡的好事。假如动物也像我们，狮子定然营造别墅，野猪定然开采煤矿，所有飞禽走兽都会绞尽脑汁创造自己的所谓文明。那么，砍伐、开垦、挖掘、争占地盘、抢夺能源，地球恐怕早已体无完肤。还好，动物至今还是动物，我们还可以绕过矿井、烟囱、田畴和林立的高楼，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或一片古老的森林，接受大自然温馨的抚摸和诚恳的叮咛。
好斗的也不只是人类，动物亦然，斗牛斗鸡斗蟋蟀都是例证。斗，并不全是因为土地、财富、权力、色情和仇恨。有些血淋淋的争斗，究竟为了什么，就连斗士们自己也不甚明了。假如动物的智商也像我们，周遭的空间一定全是刀光剑影，硝烟弥漫，那么，地球没有一刻的安宁，所有供人呼吸的空气里便只有血腥。还好。动物至今还是动物，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间隙，越过暴露的白骨，避开阴毒的弹坑，躺到一块长满青苔的石板上，遥望天上的雁阵，倾听树梢的鸟语，伸伸懒腰，打打哈欠，然后睡了过去，做一个且安闲且幽默的好梦。
假如动物也像我们，世界上便会充满诡计和陷阱，让所有的生灵都防不胜防，如履薄冰。老虎可以吃了异类的肉和脂肪，然后把剩下的骨头包装成“虎骨”卖个高价。老鼠可以从地摊上偷来“三步倒”撤到我们厨房的水缸里先发制人。狐狸可以从垃圾堆里拾来筷子进行二次加工。看家的狗偷吃了肉骨头不认账，还一口咬定是放牛的孩子干的。蚊子也会由恶毒进而阴险。蚊子不是想吃人血吗，那就改掉嗡嗡怪叫的习惯，静悄悄地搞突然袭击。谁胆敢拒绝蚊子的索取呢？它会想出极损的一招，先叮传染病人，然后伺机毁灭你的躯体，如此这般，保证你转念一想：养活蚊子也是尊重生命，然后安静地躺下恭候入侵者大驾光临。还好，动物至今还是动物，我们还敢吃大米苞谷和山上的野菜，还能侥幸避开坑蒙拐骗的伎俩和摧残肉体的假药，还能寻找到一些可以说话的同志，还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一些宁静踏实的路。
假如动物也像我们，“放牛的孩子”那话也就成了废话。许多动物不会听凭我们役使。譬如牛，九牛二虎之力，牛有的是力气，如果牛有我们的智商，我们未尝不去为牛们推磨拉犁。不只是推磨拉犁，如果吃青草仍然是它们的嗜好。我们还必须去寻找鲜嫩的青草，割了，洗了，晾了，而后微笑着送到它们的唇边。你想牛善待你吗，那你就拿出你吃奶的力气将它推向百畜之长的位置，或者拿它们最想要的东西贿赂，比如金钱、土地、房产。我们贿赂牛的时候，还千万不能让大象和野马看见。
假如动物也像我们，世界会更加浮躁。在特别浮躁的世界里，思想的脚会疏远了精神而只在肉和物中而行，并因此而永远肤浅得可怜。肤浅的思想不会诞生孔丘、苏格拉底和达尔文。
假如动物也像我们，世界会更加热闹复杂。我们制造着热闹和复杂，又被热闹和复杂纷扰。我们的心智无法应对，却又找不到一块单纯的净土，所以我们无所适从，晕头转向。
人类社会的喜剧是因为思想，人类的一切丑剧、闹剧和悲剧也都是因为思想。
世界因为人而获罪，而人也因为人本身接受惩罚。
感谢上帝。他只把思想的绶带交给人类。
然而，我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因为我们对金色绶带的亵渎和践踏而收回成命。
假如人能改掉不足，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长衫老者
冯骥才
我幼时，家对门有条胡同，又窄又长，九曲八折，望进去深邃莫测。隔街是店铺集中的闹市，过往行人都以为这胡同通向那边闹市，是条难得的近道，便一头扎进去，弯弯转转，直走到头，再一拐，迎面竟是一堵墙壁，墙内有户人家。原来这是条死胡同！好晦气！凡是走到这儿来的，都恨不得把这面堵得死死的墙踹倒！
怎么办？只有认倒霉，掉头走出来。可是这么一往一返，不但没抄了近道，反而白跑了长长一段冤枉路。正像俗话说的：贪便宜者必吃亏。那时，只要看见一个人满脸丧气从胡同里走出来，哈，一准知道是撞上死胡同了！
走进这死胡同的，不仅仅是行人，还有一些小商小贩。为了省脚力，推车挑担串进来，这就热闹了。本来狭窄的道儿常常拥塞；叫车轱辘碰伤孩子的事也不时发生。没人打扫它，打扫也没用，整天土尘蓬蓬。人们气急就叫：“把胡同顶头那家房子扒了！”房子扒不了，只好忍耐；忍耐久了，渐渐习惯。就这样，乱乱哄哄，好像它天经地义就该如此。
一天，来了一位老者，个子矮小，干净爽利，一件灰布长衫，红颜白须，目光清朗，胳肢窝夹个小布包包，看样子像教书先生。他走进胡同，一直往里，可过不久就返回来。嘿，又是一个撞上死胡同的！
这位长衫老者却不同常人。他走出来时，面无懊丧，而是目光闪闪，似在思索，然后站在胡同口，向左右两边光秃秃的墙壁望了望，跟着蹲下身，打开那布包，包里面有铜墨盒、毛笔、书纸和一个圆圆的带盖的小饭盆。他取笔展纸，写了端端正正、清清楚楚四个大字：此路不通。又从小盆里捏出几颗饭粒，代做糨糊，把这张纸贴在胡同口的墙壁上，看了两眼便飘然而去。
咦，谁料到这张纸一出，立刻出现奇迹。过路人若要抄近道扎进胡同，一见纸上的字，就转身走掉，小商贩们即使不识字，见这里进出人少，疑惑是死胡同，自然不敢贸然进去。胡同陡然清静多了。过些日子，这纸条给风吹雨打，残破了，胡同里的住家便想到用一块木板，仿照这四个字写在上边，牢牢钉在墙上，这样就长久地保留下来。
胡同自此大变样子。
它出现了从来没见过的情景：有人打扫，有人种花，有孩童玩耍；鸟雀也敢在地面上站一站，逢到一夜大雪过后，犹如一条蜿蜒洁白的带子，渐渐才给早起散步的老人们，踩上一串深深的雪窝窝。这些饱受市井喧嚣的人家，开始享受起幽居的静谧和安宁来了。
于是，我挺奇怪，本来这么简单的一举，为什么许多年里不曾有人想到？我因此愈加敬重那矮小、不知姓名、肯思索、更肯动手来做的长衫老者了……生活中，如果碰到类似的事情，不妨像长衫老者那样，以你的修养和风度为后来者提供方便和福音，这才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人啊！
你有等红灯的耐性吗
张田甚
前不久，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一个“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行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
在红灯面前，一个人能“忍耐”多久，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行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交通效率、安全和更人性化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一个人性格因素的重要方面。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人研究行人等待红灯时的忍耐极限？这既与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关，也与人们的“差不多”性格有关。
中国人的大概和随意性与西方人的严谨和事事处处讲精确相比较，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小事上的表现。中国人遇到问路，一般的回答是：不远了。这是一种估摸着的差不多。但如果向德国人问路，他不会先回答你，而是让你走上几步，然后他会追上来说，以你现在行走的速度，一直向前10分钟就到了。显然，德国人的指路更为精确。
据观察中国路口的红灯有的亮64秒，有的竟然达到126秒。当然，大概和随意的特性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在以靠感悟、经验和个案积累的工作和研究中，尤其是艺术中，也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数字化生活的今天，当精确、量化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研究的必需，而且必得以精确和量化才能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时候，就不得不改变我们的随意和大概的特性了。
不仅仅是红灯面前应当测试国人的忍耐时间是多少，并精确到以秒为单位，就是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地方都需要这种精确的测定，从而在量化和精确的科学基础上制定政策、设计产品和提出解决的对策。比如，柜员机、银行的柜台、超市的收银台、计算机启动、打开网页要等待多长的时间，才能既有效率又在人的忍耐限度内。还有电话铃响多少声接电话、公共场馆开多少门才会避免突发事故时因人们耐心不够造成拥挤的危险等等。又比如，生活中，你聆听意见和接受批评的耐性是多少，同理，你在给他人提意见和批评他人时，是否知晓对方的耐性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掌握这些更有利于缓和矛盾和化解矛盾，和谐地处理问题。这些也是反映一个人是否有宽容的胸襟和豁达性格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小事，但如果能通过测量和研究，量化到数字来精确地对待，而不是以大概和随意来设计，就会既有效率和安全，又人性化并让人们拥有生活和工作的好心情。
我们只有以严谨的态度对待，通过测量和研究，才能更好地追求效率和安全，才能拥有生活和工作的好心情。
忽闪的眼睛
余秋雨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
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作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的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才有意思。
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所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
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Enemy！Enemy！”——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
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
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