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网络流行语也越来越丰富：木有（没有）、酱紫（这样子）、小喷油（小朋友）、表（不要）、肿么了（怎么了）、童鞋（同学）、帅锅（帅哥），还有“蛋疼”、“我勒个去”等等。2012年，最火爆的流行语大概就是“屌丝”
了。不光网络，一些晚报和生活类报纸也开始频频使用。
更让人惊讶的是，《人民日报》也于2012年11月3日在“迎接党的十八大特刊”上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文章说：“回望10年历程，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之深、利益格局调整之大、遭遇的外部环境之复杂，实属罕见。市场经济的冲击余波未了，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浪潮又不期叠加。分配焦虑、环境恐慌，拼爹时代、屌丝心态，极端事件、群体抗议，百姓、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进入‘敏感期’。人民群众不仅要福利的拓展，也要公平的过程；不仅要权利的保障，也要权力的透明。满足‘需求’，回应‘要求’，不仅关系到发展能否实现‘正义增长’，关系到13亿人的政治信任，更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2013年1月2日央视《焦点访谈》盘点2012年年度流行语，就收入了“屌丝”，同时收入的还有“高富帅”、“白富美”、“元芳，你怎么看”等等。这期节目的主持人是个女的，说到“屌丝”的时候，表情从容自若。
贾成功从家乡小县城跑到省城济南之后，就是个“屌丝”，而且是超级“屌丝”。
济南有一家杂志叫《星期八》，主办单位是齐鲁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本生活类杂志。为什么叫“星期八”？因为要倡导休闲。1994年中国还没实行双休日制度，是隔周双休（从1995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双休日制度）。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一周上六天班叫“大礼拜”，上五天班叫“小礼拜”。
休息时间太少，不过瘾，所以需要一个星期八。杂志教给读者如何让夫妻性生活更和谐，怎样饮食才能营养均衡，皮衣如何上光保养，等等。也有一些“深度报道”，比如探讨全国各大城市涌动的民工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等。发行量大约3万多份。
杂志社一共14个人，其中主编老李、副主编姜开蔚、发行部主任白玉兰是“正式的”，是齐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在编”
工作人员。逢年过节只有他们三个人领福利——花生油、鸡蛋、带鱼之类。编辑部的编辑只有一个人，老石，一个60多岁的老头，是某中学的退休教师，喜欢写些介绍济南风物、掌故的“豆腐块”，文笔倒不错。老石是编辑，但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剪报纸。
每天上午，收发员把杂志社订的报纸杂志送来，放到老石桌上。
老石戴着一副老花镜，拿着一把看上去很锋利的剪刀，挑选适合杂志用的文章，“咔哧咔哧”地剪下来，贴上标题签。杂志上一半以上的稿子都是他从其他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反正作者一般不会看到，倒是省下一笔稿费。来稿也有，但不是太多。
发行部也只有一个人，白玉兰，她也是发行部主任。
三个“正式的”不怎么干活儿，每天都是喝茶、聊天、看报纸。一天上班八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内勤小包是个小伙子，很瘦，很聪明，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干，主要是跑邮局（替白玉兰发行）、跑印刷厂（替姜开蔚校对）；三个“正式的”分了鸡蛋、花生油，懒得拿或不好拿，小包用手提着或用自行车驮着，屁颠屁颠地分别给他们送到家里。
贾成功在《星期八》是个拉广告的。在桃城的时候，他给《星期八》写过稿子，因此算杂志社的老熟人。主编老李很欣赏他的文字，希望他能做编辑（如有必要，可以把老石辞退，反正都是“临时工”）。但贾成功来济南是为了挣钱，当编辑每月只有300块钱的死工资，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挣下2万块钱，才能娶一个朱蕊。他想拉广告，那样来钱快。虽然拉广告基本工资才每月100块钱，但提成较高，一年拉10万块钱广告，就能挣3万，就能娶一个半朱蕊了。贾成功曾经咬着后槽牙暗暗地下决心：一年最少拉10万的广告！
在《星期八》，像贾成功这样从小地方来省城“淘金”的还真不少。除去那三个“正式的”和老石、小包，其余九个人全是拉广告的。有的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是发了财的；没发财的都住在杂志社提供的集体宿舍里。研究院大院东北角有个锅炉房，锅炉房旁边有一栋两层小楼，楼很小，每层只有四个房间，是供锅炉工、大院保安和餐厅厨师、服务员等临时工住的。主编老李跑到院长那儿磨过几次嘴皮子，终于要到了一个30平方米的房间，让杂志社的几个临时工住。这几个临时工习惯把自己称作“狗”——给杂志社逮兔子的狗，逮到兔子自己能吃点肉，逮不到兔子就得饿死。
这几个临时工在研究院大院里是“狗”，出了大院来到大街上却是记者，兜里都揣着杂志社颁发的记者证。1990年代，像他们这样的“记者”比牛毛还多。在大城市里，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外地人。他们的皮鞋上有厚厚的一层土；西服看上去光鲜却很便宜，袖口的商标还没有剪去；领带是两块钱一条的“一拉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袜子磨出了洞；没有人知道他们夜里住在廉价的旅社里；没有人知道他们肚子饿了只能去路边的小饭馆吃一屉蒸包或喝一碗肉丝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挣下足够多的钱，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落下户口，成为大城市的居民。
如果不出差，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间30平方米的宿舍里喝酒、打牌，轮流掏钱买菜做饭。买个鸡架子或一堆骨头，在电炉子上炖一锅冬瓜或大白菜，再买两瓶最便宜的“卧虎山”
白酒，敲着“老虎、杠子、鸡、虫”，喝得晕晕乎乎的，感觉就很好。
临睡觉前，他们照例关着灯开“卧谈会”，就像在大学里一样，谈得最多的是《星期八》的美女白玉兰的风流韵事。白玉兰三十二三岁，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两腿修长，眼角有细细的皱纹，给人一种风霜感；神情从容、淡定、恬静；穿着打扮总喜欢标新立异，用贵州出产的蜡染布做罩衫和流苏裙，裤腿宽得像布袋一样，上面绣着荒诞夸张的脸谱，如果一个农村妇女或下岗女工穿着她的衣服跑到大街上，八成会被人送到精神病院；穿她在身上就很“浪”，别有一番情调。据说，她老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很少回家。喜欢她的男人很多，据说晚饭后她经常被开着摩托车或高级轿车的男人接走。她的眼圈总是有些发黑，可能和睡眠少、纵欲过度有关。
副主编姜开蔚就很喜欢白玉兰，但只有意淫的份儿。姜开蔚年近40，瘦如麻秆，尖嘴猴腮，两个眼镜片像啤酒瓶底子那样厚、那样大、那样圆。眼镜太重，老是往下滑，眼珠子白多黑少。他是个离了婚的男人。他只离过三次婚。他阳痿。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去过，偏方也吃过，病就是治不好。他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第一次结婚之前，曾经和一个叫赵雪晴的大学女同学谈过一个多月的恋爱，拼上攒了20多年的力气把女同学搬上了床。他经常向人炫耀这一段，《星期八》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张赵雪晴的照片，就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贾成功看过那张照片，觉得赵雪晴并不漂亮。据说赵雪晴在济南着名的私营企业神马集团工作。
姜开蔚经常向白玉兰献殷勤。他给白玉兰倒水，是为了在白玉兰接水杯的时候“无意”地碰一下她的手。白玉兰启朱唇露白齿对他一笑，他最少两天不知道自己姓啥，走路的时候一跳一跳的像踩弹簧。像姜开蔚这样猥琐的男人，心高气傲的白玉兰能允许他给自己倒一杯水，就已经给足他面子了。在大街上遇见这样的男人，她都不把眼皮抬一下。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每天晚上都说白玉兰，慢慢就觉得腻歪了。夜晚的时间不好打发，几个人就一起步行很远，去济南南部的八里洼看黄色录像。
多少年后的八里洼是济南最高档的生活社区之一，高档楼盘鳞次栉比，价格也都高得吓人，而1994年这里却是城乡接合部，是一大片低矮、拥挤、阴暗的民房，是济南外来人口居住最集中的地区。因为有需求，录像厅特别多，大都放一些港台的武打和艳情片。门口的广告牌上大都是一些穿着三点式、嘴唇涂得血红的搔首弄姿的女人。来看录像的以民工居多，如果有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多半是“记者”。
每次看完了录像回来，几个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煎饼”。
因为裆里那东西迟迟不倒，都不敢仰面躺着。他们都不说话，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女人。贾成功在黑暗中瞪着眼睛想朱蕊。不过，和朱蕊比起来，录像里的那些女人仅是深红浅白而已，逊色多了。
几个人大都有“女朋友”。他们的“女朋友”也大都是漂在济南的外地人，身份不明。和“女朋友”幽会，地点总是很麻烦。如果在一起只是聊聊天、拉拉手，在马路上就可以；如果要拥抱、接吻，在街心花园和树林里也能凑合。难的是“圆房”。去宾馆开房，俩小时也收一天的钱（那时候还没有钟点房），太浪费，舍不得。没有更好的地方，只能在集体宿舍里。
谁想“圆房”就掏100块钱给其他几个人，让他们出去找个小饭馆喝酒。时间是两个小时，不能早回来。如果两个小时不够用，每延迟半小时多拿50块钱，让几个家伙多吃点多喝点。当然，几个家伙很少按时回来——不是两小时以后，而是提前，也不敲门，就在门外头唱歌。内勤小包人长得瘦，能跑腿，不怕累。
他不喝酒，菜吃得也少。当别人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跑回去，撅着屁股趴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如果里面的动静大，他就悄无声息地仔细听；如果动静小或没动静，他就忽然掏出一大串钥匙，故意把锁弄得哗啦啦地响。这个时候就能听到一个女人“啊”的一声尖叫。他撒丫子就跑，跑到酒桌上，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绘声绘色地模仿里面的呻吟声或尖叫声，和几个家伙分享。
这就是这几条“狗”的生活。
贾成功对这种生活极不适应。太无聊了，太没品位了，太可怜了。和所有刚刚失恋的人一样，他很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想想未蕊。不愿和其他人厮混在一起，不愿和他们一起喝酒、打牌，不愿和他们一起去看黄色录像。可是，不和他们在一起，他又能去哪儿呢？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待着了。但他没想到，无意间窥到了白玉兰的秘密。
贾成功看见白玉兰和一个男人做爱，就在他眼前。
《星期八》的办公室在研究院大楼的四楼，是一个面积大约40平方米的大房间。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都在一起。
里面很杂乱，有很多桌子，墙角堆着一大堆过期的杂志，还有衣服架、沙发、茶几等等。这天晚饭后，贾成功谎称去找同学玩，悄悄地进了办公室，反锁上门。办公室里很黑，但他没开灯。
他坐在主编老李的座位上，腿翘到写字台上，很舒服地坐在黑暗中想朱蕊。想他和朱蕊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朱蕊的身体，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两万块钱。现在是4月了，天开始暖和了，他觉得有点热，就脱下上衣挂在旁边的衣服架上。来济南一个多月了，他第一次这么清静地一个人待着，觉得真好。
忽然，办公室的门锁哗啦哗啦地响。贾成功惊得一下子站起来，头发都竖了起来，本能地把衣服架往自己身边拉了拉，以便挡住自己。进来的人有办公室的钥匙，肯定是《星期八》
的人，但不知道是谁。他脑子转得飞快，琢磨着那个人开了灯看见他，他该做何解释。门“吱呀”一声开了，同时他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香水味，也听见了一个女人低低的声音：“妈呀，这么黑。”
是白玉兰。
一个男人低低的声音说：“能开灯吗？”
白玉兰说：“不要开灯，不然保卫科的人会以为忘了关灯，会上来的。”
贾成功一猫腰钻进主编老李的写字台下，屁股撅在里面，脑袋伸在外面。他并不想窥探别人的隐私，但因为空间狭小，也只能这样藏身了。他大气都不敢喘，仔细听着两人的动静。
两个人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距离主编老李的写字台两米的地方，有一张又宽又长的布艺沙发，老李经常半躺在上面看报纸。
他看见白玉兰和那男人站在沙发旁，拥抱、接吻。他听见白玉兰鼻子里哼哼唧唧的，那男人则呼哧呼哧地急喘。那男人的右手拍打着白玉兰的屁股，发出像击打水面一样啪啪的声音。那男人把手伸进白玉兰的裤子里。白玉兰扭动着屁股，鼻子里发出惬意、陶醉、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时，那男人的大哥大响了，他对着大哥大压低声音说：“饭还没吃完呢，王总、何总他们挺能喝，得让他们喝舒服。可能还得两个小时吧，吃完饭就回去。怎么这么安静？我在卫生间呢。我没怎么喝，不会醉的，放心吧。”
白玉兰说：“你老婆。”
那男人说：“没事，还有两个小时呢。”又下流地笑了笑，说：“我得三次！”
白玉兰说：“就吹牛吧你！累死你！”
那男人说：“累死在你怀里，也是幸福的。”
那男人有大哥大。多少年后，连小学生、环卫工人、收破烂的都有手机了，而1994年，大哥大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得一两万元（参照2012年的物价指数，最少也得七八万。
当然，到2012年，在“高价回收手机”的地方，只能卖10块钱），除了通信功能，更主要的是身份的象征。主编老李也有一部，经常放在写字台上，上厕所都带着。这家伙很大，看上去很结实，如果搏斗的时候当作武器，能把人的脑袋打个窟窿。
那男人把白玉兰放倒在沙发上，一件一件地脱她的衣服，一直把她脱得一丝不挂。在黑暗中，白玉兰的身体一片雪白。
然后那男人迅速地脱光了自己。一个雪白，一个微黑，两个身体扭在了一起。大约五六分钟，那男人嗷了一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两个人穿上衣服，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半躺在沙发里，拥抱、抚摸。白玉兰在那男人怀里拱来拱去，那男人则有些懒洋洋的。
白玉兰问：“你今天给我的这个链子很贵吧？”
那男人说：“不贵。”
白玉兰问：“多少钱？”
那男人说：“2300多块钱。”
那男人又说：“公司里资金有些紧张，所以现在每个月只能给你那么多，以后会多的。”
白玉兰说：“无所谓。”
那男人问：“他几个月没回来了？”
白玉兰说：“有三个月了吧。还是过年的时候回来的。”
那男人问：“咱俩几个月没在一起了？”
白玉兰说：“有两个多月了。上次是正月十六晚上，你忘了？那天晚上从玉泉森信大酒店出来的时候，月亮很圆。”
那男人说：“这次有些匆忙，没来得及订房间。下次我想在舜耕山庄订房间。”
白玉兰说：“随便。”
那男人问：“姜开蔚还骚扰你吗？”
白玉兰说：“嗨，别提了。这个人就是一堆垃圾，恶心！
要不是同事，我都不正眼瞧他。前天下午下班，他在我回家路上的那个小饭馆等我。我正走着走着，他忽然从里面蹿出来了，嬉皮笑脸的，吓我一跳。他说他睡眠质量差，吃安眠药也不管用。我说我又不是医生，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和我很有关系。他想请我吃饭，请我去爬千佛山，请我去逛趵突泉公园，请我去大明湖划船，我都没答应。我急着回家。他缠着不让走，问我能不能答应他一个要求。我问什么要求。他说想摸摸我的手。我把手伸给他，说你就随便摸吧。路上人来人往的，他又不敢摸，咕咚咕咚地咽唾沫，脸红得像刚蒸出来的龙虾，额头上汗都出来了。”白玉兰说着咯咯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