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几乎是写完《呼兰河传》之后便香消玉殒了，留给了人间这么一本宛如童年回忆般的绝唱。
媒体是这样评价这部作品的：它是萧红“回忆式”的着作之巅峰，这本书通过描绘了回忆中家乡的画面以及各种人物身上的故事，表达出了心中的否定，她否定中国旧社会时期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对人格的损害。萧红以她童年的故事作为落笔点，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山水墨画般的抒情散文风格、浑然一体又自然沉重的文笔，最终完成了这一佳作。
《呼兰河传》中，萧红对她的故乡是这样描绘的：人们每天在草房子里劳作，虽辛苦却依旧每天唱着歌，而刚诞下的婴儿，则待在磨房里，这磨房大概是零下十几度吧，婴儿身上却只盖着几条薄薄的东西。故乡的婆婆们呢，则有事没事就欺负自家的童养媳，打并非因为做错事，只是因为“啊，谁家的媳妇儿不是这样被打过来的呢？”正因为大家都打，所以她不打，倒显得不痛快了。时而用鞭子抽，时而则用烙铁，解脱在何时？就在那死亡的尽头。
在呼兰县城里，发生了不少事情，例如那谁家十二岁的媳妇儿被好好管教过啦，最后打得生病了，最后请来了跳大神的，“我”看到她原本还没死，就这么直愣愣地看着她最后被人像拎小鸡那样，丢进了滚烫的满是开水的大缸内，她的腿蹬了两下，就像是小鸡一样，就这么死了。路过的人轻描淡写，邻居们则显得没心没肺。
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描绘着“我”童年的回忆，它为何能够直捣人心？无非是因为，它恰好戳在你心中那不痛不痒的地方，恰好戳在那最让你感伤之处，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情绪，把你拉回到那遥远的多年前，回到那梦里的故乡。
那里的故事冷漠得让人心寒，那里的人愚昧得让你害怕，你觉得恐怖，想要逃离，可在这心怵之中，偏偏又被她这轻描淡写的述说语气给感染，你不知是该听，还是不该听。
你觉得心里难受，可她……却依旧欢快地讲着，将你带进这样一个故事中去。
这样绝望而又令你怀着希望的人，就是萧红。
她，还有她笔下的那个呼兰县城，以及那她烟雨蒙蒙般的回忆，那一个有着“大泥坑”的地方。
有人说，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富有艺术感的小说，也就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这并不是在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所以若真有一天，有人这样问道：“《呼兰河传》到底是哪里好？竟能让人读完觉得感慨万千？”或许，我会这样回吧：“当你走到一个垃圾堆边，你将掉进污泥里的食物丢掉，可他却看到你丢来的这脏兮兮的食物，惊喜地笑了。莫约就是这样的感觉。”
茅盾曾对萧红的《呼兰河传》做出这样的评价，他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只怕是从未读过《呼兰河传》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如此简单明了的表达，如此轻描淡写的刻画，就仿佛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点什么，却又什么都没留下。《呼兰河传》里，呼兰县城中的人们眼中，还可以这样：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就仿佛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待这一世界，生、老、病、死都与旁人没有关系，就好像死了也是应该的，不死，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碍。
有人说萧红是冷酷的，又有人说，萧红虽冷酷却又不失柔腻，她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爱，有追求有想法，自然就有情怀。谁又能知道，在她平静的表面下，到底藏着点什么呢？
她曾这样感慨：“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是什么，让她发出了这样悲凉又冷静的哀叹？
是因为她的童年吗？还是因为她曲折而难以向人诉说的人生？她心中也有梦，就像她如此刻画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多希望，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一份温热之中，留在这充满回忆的呼兰河畔上。读到《呼兰河传》的最终处时，忍不住眼睛有些发涩。书中这样写道：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我仿佛听到萧红用她那金子般的嗓音，正悠悠唱着一首歌，歌里伴随着低低的哭泣，她就那样哭道：我要回家去……我想回家去。
哪怕——要我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能回家。
这就是她，就是萧红啊。
就像对那些曾经让她失望悲哀到了心碎的男人，她却没有恨，更多的是难以遣解的爱恋，还有这无限的……深深的眷恋。
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生死场》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代表着她早期创造的巅峰。在这部小说里，萧红用抒情的文笔讲述了东北乡村农民苦难的生活。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们每天都是忙着生，忙着死，无法挣脱苦难，也无处去思寻苦难的来源。生了死，死了生，所以，萧红才给这部小说起名《生死场》。
《生死场》是一部让人痛到流不出泪、说不出话的小说。萧红凭借着女性作者的敏感和细腻，讲述了被压迫的村民日复一日拼命劳作，日子却还是苦难到令人悲哀的情形。而最怕的不是日子不好过，却是没有希望。那种生了死，死了生的无可奈何，那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给人带来一种大悲。在某种情况下，人竟然活得那么卑微。可即使是这样，萧红笔下这些饱受地主压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农民们仍然没有认命，而是不断地挣扎，觉醒，爆发。
鲁迅先生在序言中是这样写的：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放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先生在序中写道：“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可见鲁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何等之高。
如果不能设身处地，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怎么会有人对生活这般麻木，怎么会对生活妥协到这种地步？然而，随着萧红细腻的笔触，随着她一点点掀开战前东北农村的一幕幕，我们才能体会到，原来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在面对那么多强大得不可战胜的传统势力时，人性中最无奈的部分被她描写得淋漓尽致。
萧红曾说过，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找不到更快乐的事去做，而她又比同龄女子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所以，她的身上有一种超乎常人想象的坚强。她能镇定地正视伤痛，不是轻轻掠过，而是以一种大气的心态，敢于揭示社会及人性中最冷酷、最残忍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