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宾还将大众的意见进行了分析：“你整理出来的命案分析资料说明你也注意到了一件事，即，从一开始大众的舆论便是认为制造这一命案的凶手肯定是那帮混混。我们不否认在很多时候，大众舆论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大众舆论往往是人们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自然的状态很多时候就相当于某些特殊天分的人那种敏感的直觉。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很多难以破解、毫无头绪的案子就需要直觉，这种情况下，或许一百次中九十九次都需要直觉或舆论来发现其中的线索。可是，只靠直觉或舆论是不能发现实实在在的线索的，这也是直觉破案法存在争议的地方。毕竟不管是直觉还是自然形成的公众舆论，大多数时候还是被主观想法所控制的，而破案讲究的是客观的、具体的线索。为什么大众在本案中会认为凶手就是那帮混混？其原因大概就是我摘录的那则‘一家三口渡河而女儿在后面折回去取洋伞时被杀害’的命案报道，这一报道让大家把两件案子放在一起联想推敲。要知道，玛丽本人也是年轻貌美、艳名远播的女子，当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全巴黎人都在为尸体身上那些多处被暴力对待的痕迹及弃尸塞纳河的惨状感到激动和表示关切。这更容易让人们将玛丽的死和我摘录的报道中那名年轻女子被杀的命案联系到一起进行猜测。但是后面这一案子的凶手已经被证实是一帮歹徒了。在这两件案子中，两名女子都是在生前受到了暴力对待，只是后面案子中那名年轻女子所受侵害的程度远远没有玛丽那么严重；其次这两件案子发生的时间也正好差不多。但是从推理理论上说，让人奇怪的是，后一件案子的案情和结论是非常清晰的，人们却用这样清楚的一个案子推论另外一件还有很多问题尚扑朔迷离的案子。当然，人们之所以有一系列的推论是因为得到了许多细节的暗示，在这两件案子中，案情清楚的年轻女子受害者的尸体同样是在塞纳河畔被发现的，这与玛丽的尸体被发现的地点一致，而这正是人们受到暗示的地方。或许就是因为在这两件案子中有太多非常相像的地方，所以人们才将这两件案子放到了一起推理，在他们脑中太多相似的信息不断地反映出来，于是形成了错误的联想和直觉，以为玛丽的死也是拜这群恶徒所赐。可是事实上，除非是一个奇迹，否则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城市、同样荒僻的地点发生由两群混混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凶器制造的两件凶残异常的凶杀案的。所以，将这两桩命案放在一起进行联想和推理是错误的。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因为在这两件案子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巧合，才让我们能够看到，人们的直觉和自然形成的舆论有时候又是靠不住的。”
杜宾接下来要分析的是有关报纸所认定的案发地点的问题，他没有停歇地说道：“在对玛丽的命案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前，应该首先对不少报纸所认定的案发地点进行一下分析，也就是位于劳尔郊区的那片灌木林。这是一片距离公路非常近且非常茂密的灌木林，报道中说在灌木林中‘三四个大石堆成的像是有靠垫和脚凳的椅子。在这一椅子上面还有一件白色衬裙，其中第二块大石上还有一条丝质披巾，地上则散落着一把阳伞、一副手套和一条绣有“玛丽·罗杰”字样的手帕，另外还有许多破碎的洋装布在林间的很多地方被发现。椅子跟前的地面已经因为践踏而显得非常凌乱，一些灌木也被人折断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很可能出现过十分激烈的争执。’虽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为灌木林中的新发现感到兴奋，甚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案发地点，但是在我看来，不管我是不是认同报纸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这里面的疑点很大。比如，《商报》曾认为玛丽应该是在市区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被一群混混掳走的，如果《商报》的推论是正确的，并且我们进一步假设作案的恶徒目前仍然在巴黎市区隐藏着，那么这些凶手一定会因为媒体有了正确的推论而心虚，于是，他们很可能会设想‘既然尸体本来就是在劳尔郊区发现的，而这个地点又被很多人认为很可能就是案发地点，那么如果我们将死者的一些遗留物丢在那儿，岂不是能够把大家对于市区的注意力进行成功的转移。’假如我的这个假设成立，那么现在看，很明显他们的诡计得逞了，如今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了劳尔郊区，并几乎下了灌木林就是案发地点的结论，很少有人再关注市区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除此之外，《太阳报》又说这些东西至少已经在灌木林中很长时间了，但是，这个说法还没有被证实。如果从‘自然环境因素’考虑，此处确实非常有可能是案发地点，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留在灌木林二十多天之后才有人发现。《太阳报》还随声附和说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变硬发霉并且黏成了一团，在它们的四周都是杂草，所以很难发现。又说，那把伞上的丝质布还是非常坚韧的，可丝线已经因为发霉糊成了一团，伞顶是对折的，也已经发霉腐烂了，将伞一撑开，伞就完全裂了。所有这些明显能够看出《太阳报》的说法只是根据周围有非常多的杂草，而这些杂草让这些东西很难被发现，那么既然现在发现了，自然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东西已经在灌木林中很久了。但是我想问的是，这种说法是从何说起的呢？是那两个发现这些物品的男孩说的。他们在刚刚发现这些东西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带回了家，所以《太阳报》所说的那些信息都是这两个男孩的回忆之语。当然，在这个季节杂草是长得很快的，特别是这种温暖潮湿的气候中，而命案又发生在这段时间中，如果再下一些雨，那些草有可能一天之内就长高二到三英寸（五至八厘米）。因此如果确实有一把丢在那里的洋伞，相信只要不到一周，就可能被新草彻底覆盖。《太阳报》在自己的报道中多次提到了‘发霉’这个词，但是我想撰稿人自己恐怕根本就不清楚‘发霉’需要什么条件。我想他肯定没有考虑到，导致事物发霉的菌类在现在这个时候一般都是一天之内生长出来，然后马上死掉的，发霉的时间远远不像我们印象中需要那么多久。”
杜宾提到了劳尔郊区的地理特征：“所以，媒体中所说的灌木林中发现的物品已经在那里有很长时间的推论其实很可能是错的。另外，我认为这些物品本身不可能会在灌木林里有三四个星期之久，就算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太可能。更不要说是三四个星期竟然没有人发现。劳尔郊区虽然是巴黎的近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中，不管是市区还是近郊，只要还没有远在巴黎之外，那是很少有什么人迹罕至的林间幽静之地的。我们不能保证在巴黎这样人口众多的城市中会没有一些非常热爱大自然、喜欢到郊区的荒地中走走看看的人，或许他们厌烦了都市中让人沉重和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此愿意在一个正常的上班日把一切工作都抛开，然后去到离市区并不是很远的相对幽静的林间绿地，重新感受一下大自然。不过比较不幸的是，他不用走几步路就会发现一些在树林中喧闹、滋事、抽烟、喝酒而聚集在一起的混混。这些近郊的所谓幽静之所正是巴黎比较低贱的市民喜欢去的地方，或许你可以说这是亵渎的圣土，可是你不能说这里人迹罕至。这种情况在星期天等休息日更是如此，那里不仅不是人迹罕至，很可能还是人潮涌动。一些平日在城中从事脏活累活的纯粹劳动者往往在休息的时间跑到巴黎近郊让自己放松一下。当然，他们不是因为自己对大自然的丰富感情，而只是纯粹地暂时逃离城市的管理者和各种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寄情山水，闲情逸致，而是为了不受拘束地放纵自己。那些路边的小旅店、小酒馆，或者是一些什么建筑都没有的隐秘树林，正是他们能够洒脱地挥洒自己的场地。你觉得这些人会被人鄙视吗？可能会，但是他们根本完全不在乎，只与那些‘狐朋狗友’们大吃大喝，尽情享受。所以，我要说的是，虽然劳尔郊区只是郊区，但这里可未必没有什么人来到，一些东西如果留在这里三天以上没有任何人发现，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位《太阳报》的撰稿人先生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杜宾又回过头来解释了一下自己刚才那个关于凶手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假设：“所以，我的意见是，之所以在灌木林中发现了这些物品，其实是凶手为了将大家对凶案真正发生地点的注意力进行转移，而且，我认为劳尔郊区并不是案发现场还有其他的理由。我请你不要忽视发现灌木林中物品的‘日期’，然后你拿这个日期和我所摘录的那篇《晚报》上所刊登的‘最近，本报收到了几封非常有说服力的读者来信，这几封书信都认为不幸的玛丽·罗杰在失踪的当天于巴黎近郊被一帮恶徒残忍地谋害’的报道‘日期’进行一下核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篇报道刊出不久之后，灌木林中就发现了‘物证’。报道中说报社收到了好几封不同读者的来信，但是来信的内容全部把作案凶手的矛头指向了一群帮派流氓，并且认为案发地点可能是劳尔郊区。不过，发现物证的那两个男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现了这些东西呢？我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怀疑。如果说他们是因为公众舆论将劳尔郊区视为案发地点，于是便带着好奇跑到了林子里进而发现了一些东西，那么这种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有所怀疑的是，之所以这些物证没有在更早的时间被发现，是不是因为它们原来根本就不在灌木林中？我推测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凶手声东击西的杰作，假设给《晚报》写信的人是一个人，然后他又故意转移报纸和民众的注意力，于是故意投递好像对‘凶手’充满愤恨的‘读者来信’，而这些后来被发现的物品很可能就是在投信当天或者比这早几天才被精心安排在灌木林中的。”
杜宾的这一推论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如果他的推论是正确的，那就说明这个凶手其实在时刻密切地关注着案情的发展。这样想来，凶手实在是太恐怖了。杜宾接着说：“另外，这片灌木林本身就是十分特殊的，首先它非常浓密，似乎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还有一张由三四个大石堆成的形状像有靠垫和脚凳的椅子。总的看，这片树林非常祥和宁静，虽然它也会被不少巴黎底层人士前来打扰。而且这片灌木林距离德吕克太太的住处非常近，只要几步路就能够到达。德吕克太太的两个儿子则常常到这片树林中玩耍，比如他们会常在那里找一些掉落的黄樟树根部的树皮。你不觉得奇怪吗？按照这片灌木林这些特别的条件，我敢打一个一千比一赔率却十分有把握赢的赌注，那就是，这两个经常到树林中玩耍的孩子一定能够非常快地发现这张就像石头宝座一样的椅子上所留下的东西。所以，如果说灌木林中的物证是在很长时间才被发现的，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留在那里一个星期没有人发现都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人质疑我是如何断定这两个孩子的行迹的，那么我会反问他有哪个小孩不是好动顽皮的？不是从早到晚四处乱逛、到处寻找能让他们感兴趣的‘神秘’之地的？所以，我断定那些从灌木林中所发现的物证一定不会在这个林子中放置超过两天，因为有两个精力旺盛又总在树林里穿梭的‘探险者’以极大的热情搜寻着这片树林。也因此，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这些物证都是在《晚报》刊登出那篇‘读者来信’的相关报道前后才被有计划地精心放到树林中的，而且刚放到树林不久便被两个孩子发现了。至于《太阳报》所认为的这些物品已经在林子中很久的观点，显然我是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