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然，我想只有抽象的逻辑的训练，”杜宾接着说，“是个例外，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任何推理分析能力都不是从某些特别的学科中训练出来的，就算可以通过某些学科的知识使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提高，我也对这种说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其中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因为数学而培养出了推理分析的能力。其实数学只是一种规定好了各种特定形式和数量运算的学问，所以，对于数学的熟练掌握并不代表着推理能力的提高，从数学中我们能够提高的能力是一种对形式的观察和对数量变化的感知能力，但是这些与真正的推理分析能力其实还相差万里。不少人对于数学崇拜过度，认为从这门非常抽象的学问中能够解释世界所有的真相，好像它就是唯一可信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一样。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想不通的，我觉得这个复杂的世界是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进行完全解释的，所以我觉得抱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荒谬和无知，难道不是吗？当然，在数学运算进行的时候，一个命题或公理确实让你得到了绝对准确的答案，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命题或公理就可以无限使用，成为解释世界的真理。让我遗憾的是，不少从事推理的人竟然也和普通大众一样，总是犯这种错误，认为一个角度就可以运用到整个事件中。”
杜宾解释说：“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和这个案子无关的话题，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是数学这类几乎无法反驳的学科，也并不能完全取代诸如伦理学、形而上学之类的学科的价值，任何运算都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这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真理在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而绝非是通过工具的运算。所以，就算是数学称得上所有科学的基础学科，可是它的适用范畴就在数学，而不是当成一种真理延伸到所有事物中。当然，这一点数学家们是没有想明白的，他们觉得数学可以解释一切。更让我觉得有些滑稽的是，竟然还有很多与数学研究无关的人相信这一点，且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杜宾说：“我想你或许已经读过布莱恩特的《神话学》，这是一本写得非常好的巨着。在这本着作中，作者也曾谈到了像这样的认知误区，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那些和异教徒关系非常密切的寓言和神话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信以为真的，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把这个前提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大费周折地从中对各种传疑进行推断和考证，认为这些神话所讲的或许并非空中楼阁。’在我眼里，一些偏执的‘数学家们’就如同布莱恩特所说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整个学问中间，而只是盯着数学领域不放，把这些领域中一些‘寓言神话’信以为真，然后便花费大量甚至是一生的精力来证明和推广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神话’。我肯定这些数学家没有看到布莱恩特的话，所以将自己的一生耗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被浪费，在我看来是很可惜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数学家同时还具备了让我钦佩的推理分析能力，说句可能过分的话，他们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群非常善于运算的人而已。”
显然杜宾对于数学的不满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他不但振振有词而且慷慨激昂，虽然他说的未必没道理，可是我还是保留自己对数学和数学家的那份尊敬，因此对他的长篇大论我只是微笑，完全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好在，他在发泄完对数学家的不满之后便又回到了案子本身上，他说：“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证明，假如D大臣只是一个懂运算的人而并非同时是一个诗人的话，我想他的心智推理能力恐怕是很有限的，如果是这样，那封信也可能早就被局长先生那种地毯式的搜索给发现了。但是我们的D大臣却是一个心智能力绝对不可小觑的人，正是他的机智让我们死板的局长最终没有识破他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样，局长先生才肯没有什么犹豫地立刻给我开支票，因为他已经被D大臣彻底打败了，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了。你肯定觉得奇怪，我是怎么知道D大臣的思维方式的？其实，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就无法让我把这个对手等同于一般人。另外，我也借鉴了那个教我玩游戏的小男孩的办法，即将自己设想成D大臣，站在D大臣的角度上看看他会有什么思路。我推理D大臣的思路应该是：‘我自己应该算得上一个十分大胆的奸臣了，有关巴黎警察那些通常的办案手法我当然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故意设计在大街上对我进行的两次突击搜查，完全在我预料之中；至于他们惯用的私闯民宅，更不会对我例外，趁我不在的时候到我的住所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一定是会发生的。既然他们这么愿意不辞辛劳地搜，我就让他们搜个够，我可以每天都夜不归宿，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这些警察。再说正好让他们辛辛苦苦多找几回，反正他们也找不到，这反而能让他们确信这封信根本就没有藏在我的住所中。我非常清楚巴黎的警察就这么点本事，除了平庸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案思路。因此，一般人通常会隐藏东西的地方我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巴黎警察对这方面的搜查还是很有水准的；除此之外，这封信也不能隐藏在秘密夹层或者凹龛中，因为我非常清楚警方可以通过一些仪器将这种隐藏探测出来。那么，这封信应该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呢？我觉得应该选择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因为这些警察们已经将我设想得太过复杂了，而且他们还动用了各种精密仪器来进行搜查，那么只要我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一种简单到令他们无法想象的办法，就一定可以躲过他们那复杂细致的搜查。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D大臣的思维逻辑。我想你肯定还记得在局长先生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跟他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你们却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所以才会有所困扰。’可是局长先生并没有理会我的话，认为我是在卖关子，准备看他的好看。”
“你说的对，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说，“而且当时我记得局长先生还非常夸张地笑了起来！”
杜宾继续分析这个案子：“我们接下来应该解决的就是有关这个案子的本质的问题，不过在谈它的‘本质’时我想说点别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其实在这个宇宙中，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对它们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你就会发现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非常之多的相似之处存在，而且它们之间彼此能够进行互相的借鉴。在这里是一个案子的问题，在其他地方还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本质问题，但是往往大多数事件中，本质的问题都会因为很多表面无关的辞令而掩盖住了，或者是暗喻的掩盖或者是明喻的掩盖，其所起的作用只是将事物进行了美化。当这些东西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时，很多看上去没有问题却远离事物本质的观点，便可能进入你的视线，混淆你的视听，将事物的本质完全模糊。这就牵涉到一个怎样将事物的本质发现出来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按照‘惯性’进行探索，其实‘惯性’并非只是事物在物理运动时产生的，在一些虚幻的、形而上的思维理念上同样存在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则表明‘本质’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分别呈现的各种景况。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自己下决心准备实施一件事之后，往往要比一个才智更为逊色的人更加深思熟虑，同时在他一旦付出实施之后，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自己的行动。当然他更不会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行为，甚至当行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许还会显得有些犹豫。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它不是自己就能控制得了的，而是一种起源于事件发生之后的必然的规律。对了，我正想问你，在你上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哪块招牌是最吸引你的？”
“这种事我还真是没有关注过。”我略微回忆了一下自己上街时的情况，对杜宾说。
杜宾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一种和猜谜有关的游戏，这个游戏叫地图猜谜，先把一张颜色复杂的地图摆放在玩家面前，然后说出一个词让玩家在地图上把这个词代表的地名找出来。一个刚刚玩这个游戏的人往往会让他的对手找一些字体非常小的词汇，因为他觉得这样找起来更难；但如果是一个非常熟悉这种游戏的玩家，一般都会选择那些很大字体的词，是那种铺满地图的地名。这就是重点，以我们普通的思维来看，选择一些较大字体的字岂不是更好辨认，更好找出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注意过大街上的广告牌，其实你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越是字体印得很大的广告牌，往往因为它的字体太大、太显眼反而不被街上的人注意。在这个地图猜谜的游戏中道理也是一样的，字体印得很大、很明显的，往往正是一些新手不太注意的，所以他们往往输掉游戏。这是一个人们思维的误区，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出现类似这个游戏中出现的情况。越是一些线索非常明显的事情，越可能被很多人忽视，而且这些人常常会把一些简单的事想成格外复杂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被自己的聪明给误导了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