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的各种信条在每个文化系统中都存在，西方各国也不例外。虽然彼此之间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但其中的很多信条则是西欧各国所共有的。比如，动员战士竭尽全力地进行战斗的方式；当遭遇局部失败时坚定信心的信念；有着相对稳定比率的战死者和投降者人数；对待战俘的一些固定政策等等。当西欧国家出现战争的时候，我们根据对这些战争信条的知识是可以预料到很多事情的出现的，因为这些国家都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即使它们之间进行的战争也在这个文化传统之内。
但是日本人与西方人完全不同，在战争中，他们的惯例与我们存在着很多差异，我们正是可以借助这些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及日本人对于人的责任的看法。让我们暂且忽略日本人的行为在军事上是否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对日本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上面来。或许他们的任何行为都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很多需要我们尽快搞清楚的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问题。
日本人有着自己的传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形成这些的文化前提与我们所熟悉的不太一样。他们对于战争正义性而进行的辩护与我们美国所认定的战争信条是相反的，日本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同样与我们不同。
关于战争的起因，美国认为这场大战是因为轴心国集团的疯狂扩张和侵略。正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联盟进行的非法的征服，才使得国际和平难以维系。那些被轴心国侵占的地方，不管是波兰、中国满洲还是埃塞俄比亚，都是轴心国集团罪恶地压迫欺侮贫弱民族的表现。他们无视“让自己生存同时也让别人生存”的信条，或者起码应该是侵犯了国际上认同的“门户开放”的准则。日本对于战争的起因的看法则与美国不同。日本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因为各国拥有绝对主权而处于一种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只要主权国家依然存在，这种状态就会持续。所以日本就应该为建立世界性的等级秩序而战斗。日本当仁不让地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因为在整个世界中，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唯一国家，最熟悉各国“各得其所”的意义。日本摆脱了以前的落后状态，消灭了国内叛乱，建设了现代化的交通、电力、钢铁产业，实现了国内统一与和平。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数字，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日本青少年都已经实现了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如此发达的日本应该让自己仍然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得到帮助。作为同一人种的整个大东亚地区，更不应该再受到西方的奴役，能够承担此任务的现在只有日本，因此日本应该将美国、英国、俄国等等侵入东方的势力，依次从大东亚地区赶出去，让这些西方国家“各得其所”。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在有着等级的国际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才会有一个统一和平的世界（关于日本文化中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的含义，我会在下章进行详细论述）。这就是日本民族希望实现的、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合他们口味的一个幻想。不过，日本最大的不幸在于，日本已经占领的那些国家，完全没有日本人的这种理想。即便日本的梦想受到了被侵略国家的激烈抵抗和反对，日本在战败之后，仍然认为他们的“大东亚”梦想不应该被否定，至少道德上不应该把“大东亚”拆开。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是最不好战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认为日本为了“大东亚”梦想而占领东亚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及大洋洲）有什么不妥。我相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人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某些固有态度和观点，这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就是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遵从。这一点，他们与我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人，是完全不能水火共存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日本为什么会这么热衷等级制，它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谈到对于战争胜利的希望，日本和美国也是非常不同的，日本人的方式完全有别于美国人的通行见解。日本总是向世界叫嚣他们必胜，而且非常坚信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日本人说：美国确实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大国，但这又算得了什么！日本人承认美国强大，他们早就知道这些，却从来没有把这样的优势放在眼里。日本民众能够从日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看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害怕数字那就不会与敌人开战。那些丰富资源并不是敌人用来准备这次战争的。”
当日本人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日本的大本营，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一直强调的都是：“这场战争的较量并不是军备优劣的较量，而是强大的日本人的精神信仰与美国人相信的物质文明之间的战争。”当美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仍然在反复强调：“这是一场精神对物质的较量！物质力量最终注定会失败。”当日本人在塞班岛和硫黄岛的战役中溃败的时候，这种信念当然成了一种很方便的逃避责任的遁词，不过日本人从来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而准备好了这样的说辞。这种精神必然战胜物质的信念，在战争中处于优势的几个月中，也让日本军队意气风发，成了日本进军的冲锋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口号深入日本民众心中远在他们偷袭珍珠港之前。在三十年代，日本狂热的****分子、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在他的一本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已经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四海之内弘扬皇道，虽力量悬殊，但无需担忧。吾等臣民于物质何惧！”
事实上，日本也像很多参战的国家一样，对于自己的军事实力有所担忧。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在整个三十年代中，用于军事备战的国民收入比例以惊人的速度直线上升。偷袭珍珠港的当年，日本更是将自己国民总收入的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开支上。其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却只是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七。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并没有像它对民众宣传的那样毫不关心物质方面的军事备战。不过，日本人确实相信无论是军舰还是大炮飞机，只不过仅仅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一些表面象征，就像武士刀只是武士的高尚道德象征一样。
与美国自始至终追求拥有强大的力量不同，日本向来重视一些非物质资源。虽然日本一直在发展经济，产业兴国对日本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但日本这种发展产业的基础却是建立在自己独特文化系统之上。日本人相信，永恒的精神是一切。虽然物质不可或缺，但只是相对次要的，是难以永恒的。就连日本很多广播电台也会经常向它的听众宣称：“没有永恒不灭的物质，所有的物质资源总有用完的时候，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真理。”日本人把这种对精神的绝对信仰毫无保留地带到了战争中的日常行动和战场上。日军的一种战术手册中就有这样一句口号：“当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时，我们会用自己的训练与敌人抗争，我们的血肉足以抵抗敌人的钢铁武器。”这样的口号并不是他们因为这次战争而专门制定的，这是日本人的传统口号。在每个日军士兵的军队手册上，扉页便用粗体字显赫地印着“必读必胜”几个字。我们已经看到，日军飞行员能够以自杀的方式驾驶着小飞机撞向我们的军舰，这正是日本人深入人心的精神战胜物质信念在战争中有所表现的教材。他们自己称这是“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的船队因遭遇飓风而覆灭，是“神风”让日本免于被侵占[3]。
精神战胜物质的信念不仅在军队中被大肆渲染，在日本民间，当权者也同样宣传精神优越于物质的信条。比如，当一个工人在工厂中连续工作12小时，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要说的并不是抱怨，而是：“身体上的劳累，可以让意志和精神更加坚强和斗志昂扬”，“疲倦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当人们在寒冷的冬天里躲在毫无取暖设施的防空洞中时，日本体育会就会通过广播号召大家运动起来做体操御寒，并宣扬说这样的体操既能够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也能够代替维持人们正常体力但又非常紧缺的粮食。他们总是宣扬说：“现在会有人说，连最基本的食品都没有还做什么体操。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越是在食品不足的时候，越要通过其他办法来增强体质。”也就是说，日本人要用消耗体力的办法来增强体质。这种观点，让美国人难以理解。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前一天是不是有良好的睡眠，饮食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感觉到寒冷或是炎热，来衡量自己已经消耗的体力，然后进行补充。可是日本人似乎从来不考虑体力消耗的问题，也从来不会有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物质主义。
战争中的情况更为极端。日本的广播甚至向日军宣传，精神力量可以战胜死亡。有一家日本广播电台曾播出过一个战胜死亡的英雄飞行员的事迹：
帝国的飞机以三架或四架为编队在空战结束后返回机场。在最先回来的一批飞行员之中就有我们英雄的大尉。他先从自己飞机上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中陆续返回的战友。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仍然十分镇定地一一细数着正在返回的战机和自己的战斗队员。当最后一架战机返回之后，他带着自己的战斗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并向司令官作了详细的汇报。然而，汇报刚刚结束，他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赶紧上前去帮忙，可是我们英雄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他的身躯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我们发现了他致命的弹伤。一个刚刚断气的人，怎么可能身体冰冷呢？可是眼前的大尉身体的确已经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早就把自己献给了帝国，只是因为他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才凭借自己的精神支持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向司令官的汇报。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已经牺牲的大尉心中强烈的责任感和意志力创造的奇迹！
这样的神话在美国人看来，就是一段胡编乱造的奇谈。可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日本人没有谁会嘲笑这件事。因为日本的听众并不认为这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传奇。广播电台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像奇迹一样的事实”。为什么不会有奇迹？不要忘了日本人相信人的灵魂是能够被训练的。而这位英雄的大尉显然就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每个日本人都知道“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既然如此，灵魂凭什么就不能停留在一位心中有着强烈“责任”，并以之为自己的全部生命的英雄身上几个小时呢？所有的日本人都坚信，只要经过艰苦的修炼，人的精神就能够达到超越凡俗的境界。而这位英雄的大尉已经超越了世俗，他完成了一个奇迹一样的事实。
一个美国人，当然可以对日本人这些装神弄鬼的极端行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拙劣可笑的逃避责任的言辞，也可以认定这是一些深陷愚昧者幼稚的幻想。但我们越是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具体的战斗中与日本人作战。我们应该知道，日本人的这些信条是根深蒂固的，是在禁忌和排斥之后，又经过一定的训练方法才深入日本人心中的。绝对不要认为日本人的这些信条是应被人唾弃的怪癖。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在最终投降的时候会说出他们承认“只凭借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试图用‘竹枪’来守住自己的阵地只是一个幻想”等等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对日本人精神信念的正确了解，我们才懂得他们这番自白其实是在说：在战场上，在工厂中，日本人在与美国人的精神较量中也输掉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仍然不够强大。就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认为的那样，日本在战争中“完全依靠自己的主观意识”。
不仅是这些有关等级制和精神力量的信念，所有战争中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都可以拿来作为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战争中的日本当局把所有问题，尤其是涉及领土安全、军队士气的问题，都用精神的答案来回答。本土的城市被空袭，塞班岛上军队溃败，菲律宾群岛失守，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日本政府只会告诉老百姓：所有发生的事早在预料之中，所以不必有什么担心。无线电中正在广播着十分夸张的宣传，或许政府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日本民众继续相信，所有的日本人仍然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已经预计到和安排好的世界里。当局认为这个办法能够让民众不必惊慌而迅速镇静下来。“虽然美军已经占领基什加岛（Kiska），这使得日本本土也陷入了美军的轰炸圈之内，不过我们已经对此作了充分估计和必要准备。”“我们认为帝国的敌人会通过陆、海、空三军配合对我们发动立体性的攻击。但是，在我们制作计划之初，已经对此加以考虑了。”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惊人。包括那些渴望日本早日结束这场已经失去希望的战争的俘虏在内，所有日本战俘都认为，日本本土的民众士气不会被盟军的轰炸所摧毁，“因为人们对于盟军这些手段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美军着手进行对日本本土城市大规模轰炸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仍然在电台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飞到了我们本土的上空。不过，这早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飞机制造业者已做好当这样的事来临之时，我们应该做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忧虑。”所有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日本人预料到，而且他们对此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且不会有什么大的纰漏，能够绝对保证日本的安全。在这一信念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日本人一直坚持的无法取代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并不是我们受到了敌人的攻击，而是我们放弃了很多，主动把敌人吸引了过来。”“敌人们，既然你要来就放马过来吧。”日本人绝对不会对自己说：“这些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会说：“这些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会主动迎接它的到来。”日本海军大臣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曾经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最著名的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这个世上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艰难难以逾越的困境之时，我们必须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另外一个例子，根据电台的报道，日本驻马尼拉将军山下奉文在美军攻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一笑，说道，‘敌人现在已经落入我的怀中……’”“敌人登陆仁牙因湾（Lingayen Bay）之后不久，马尼拉市便被占领，这正是山下将军之前筹划好的圈套，事态的发展与将军的部署正好一致。将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也正在进一步实施中。”总之，即使是溃不成军的惨败，也是在日本人的预料之中，并按照日本人已经想好的方向发展。
日本人会走极端，美国人也一样，只不过是美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竭尽全力投入战争的美国人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为别人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被别人攻击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的发言人在稳定民众情绪方面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早在预料之中，发言人在谈到美军在珍珠港或者巴丹半岛的失败时，他们不会说：“我们已经充分预料到了这些失败。”相反，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敌人疯狂的蛮干，对此我们必须展示美国的力量，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美国人的模式就是让自己能够经常应对挑战，并且可以做到随时应战。而日本人的模式则是让自己的所有事情在事先都有相应的安排，对于日本人来说，让他们最为麻烦的事就是事前没有预料到。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体现在其作战行动中的例子还有一例跟战争宣传有关的。他们会经常告诉军队和民众：“现在全世界的眼睛正在盯着我们，看我们如何去做。”因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或者日本士兵就需要把自己身上所具备的日本精神完全发挥出来。当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军指挥官对其部队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日军的表现，他们必须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日本男儿的本色。与此相近的一例是，日本海军官兵有这样一条诫令：当他们所在舰艇被敌人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逃生时，必须用最出色的动作和姿态来到救生艇上，如果不然，“会有损帝国海军的威严，被世人嘲笑，而可恶的美国人就会拿你们的丑态去拍成电影，送到纽约去放映”。这是严重影响日本人在全世界民众心中的形象的，所以他们会尽力保全日本人在世人眼中的良好感。其实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这一点也是有着深厚渊源的。
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我们很好奇这个所有日本人都尊若神明的天皇到底有多大控制力来影响他的臣民？几位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已经指出，天皇在日本漫长的七百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实际上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元首。当时的日本人只是对自己的直接统治者“大名”或者大名的上司“将军”尽忠，人们对天皇的态度是否忠诚，根本没有人在意。可怜的天皇在这个时期只不过是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小皇宫之中，天皇所必须参与的一些活动和仪式也都在将军制定出的规章制度中受到严格的限制。极端情况是，如果一个颇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向天皇陛下表达自己的敬意，将会被认为是对将军的背叛。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日本的普通民众完全感受不到天皇的存在。有不少美国学者在对于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坚持认为，必须考虑历史上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一个模糊和默默无闻地活在民众记忆中的天皇影子，能够被日本人重新拥戴起来，形成了一个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结和振兴的真正中心？这些学者并不认同一些将天皇描述成在日本有永世不坠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夸大了天皇的作用，这些日本评论家的言论只是在脆弱的论据下才勉强成立的。这些学者认为，现在美国不需要礼遇天皇，与此相反的是，正是这种近代日本人制造的元首观念让日本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美国应该猛烈地攻击。事实上，现代日本的国家核心就是天皇，倘若美国挑战天皇的神圣性并且摧毁了天皇的存在，那么，现在日本的国家结构可能也会随之彻底坍塌。
另外一些对于日本非常熟悉的美国人，对于上述学者的意见会持一种相反的意见，尤其是当他们接触到一些来自前线或者来自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之后，他们会更加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今天的日本生活过的人应该都十分明白，如果有人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会严重地刺激日本人，并让他们因为愤慨而重新鼓舞民族士气。日本人绝对不会认同，****和天皇是一体的，如果你说是因为攻击****而攻击天皇，那只会让日本人仇视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日本对于****完全没有好感，他们高喊着“德谟克拉西”[4]的口号，据说当时的军人到东京市区外出时甚至要谨慎地换下军装而改穿便装，但是在这一****臭名昭著的年代里，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敬仍然十分狂热。有些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士认为，德国人高喊“希特勒万岁”是完全不能与日本人崇敬自己的天皇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只是一张与**党兴衰相一致的晴雨表，同时联系着***制造的一切罪恶，但是日本人与天皇的感情却与此完全不同。
被俘的一些日军士兵供词也能够证明上述的说法。与西方战俘不同，日军在俘虏之前没有接受过被俘以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教育，日本战俘对于各种问题的回答很难有什么有意的统一性。日本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常识性训练，当然与日本一向宣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日军不投降主义一直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不过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当然还有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仍然坚持绝不投降的信念。由于战俘的证词能够反映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所以重视对于战俘证词的分析在我们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非常有意义。但是即使这些日军已经投降，他们也不会因为士气低落而绝望，更不会丢掉军人的尊严而投降。除了很特殊的少数人之外，大部分日本战俘是因为受伤或者失去知觉之后，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而被俘的。
这些顽固战斗到最后的日军战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按照天皇圣意行事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遵奉圣意”，同时也会为了让“陛下放心”而甘愿“为天皇献身”。对他们来说，“参加战争是为天皇效力的表现，是在天皇指引下的神圣光荣行为，而服从天皇是我的天职”。有意思的是，反对这场战争和反对日本对外侵略计划的日本人，同样把他们追求的和平主义信仰归功于天皇陛下的引导。总之，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反战者认为天皇是“拥护和平的陛下”，他们坚信并强调天皇“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战争的，并且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天皇陛下只是让东条欺骗了”；“当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陛下对于军部的行为表示反对”；“天皇从来不喜欢战争，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国民卷入战争。发动战争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或者这场战争本身就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对待。”以之对比德国战俘，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德国战俘尽管对于那些背叛希特勒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的人表示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必须由希特勒来承担战争和备战的责任。而日本的战俘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天皇和皇室的忠诚与导致战争的****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件事。
日本人是不能将天皇和日本分开的。“如果没有天皇，那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代表着日本所有国民，是日本的象征，是所有日本人崇敬的中心，是高于宗教的一种信仰”。因此，日本的最后失败，不能把责任归于天皇，也不能因为战败而让天皇受到谴责。“日本民众不会同意战争责任应该由天皇承担的意见。”“即使是战败，这个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来承担，天皇对此没有责任。”“就算日本最后彻底战败，所有的日本民众依然会继续对天皇表示尊崇。”
日本人这样庇护自己的天皇，在习惯于任何人都应该接受怀疑和批判观念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愚昧的自欺。日本人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战败之后，日本人坚持自己原来的舆论。在审讯日本战俘时，审判官不必花费心思告知被审判者“拒绝诽谤天皇”的提醒，因为所有的日本战俘没有任何人想去诽谤天皇，那些与盟军进行了合作、为盟军向日军作广播的日本人同样不会说天皇的任何闲话。无数来自各地的审讯战俘口供中，仅有区区三份供状委婉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这其中只有唯一一份提到：“如果继续让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而另外的一份则说天皇“只是一个傀儡，意志薄弱”。第三份则只是猜测，认为天皇可能会让皇太子登基，而日本如果没有了君主制，日本的女性或许也能实现她们羡慕已久的像美国一样的妇女自由。
正是因为日本人普遍对于天皇陛下的崇敬，所以，日本军部的将领们也利用这一点，他们会给自己的部下分赏所谓的“天皇恩赐”的香烟；当天长节来临时，将领们会率领自己的部下面向东方进行三拜并高呼“万岁”；当“部队白天黑夜地受到轰炸时”，将领们和部下们会在每天清晨和傍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对军队所颁赐的“圣旨”，“奉诵之声回荡在森林之中”……****的恶魔就是这样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号召这些官兵做到“谨慎奉诏”，“不令圣忧”，让他们“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仁慈之德”并让他们甘愿“为天皇献身！”不过，对天皇的崇敬也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就像一些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会“如果天皇下令，就算手中仅有一杆竹枪，同样能够无所顾忌地迅速投入战斗。但是同样，如果天皇下令停止战斗，那么也会立即停止所有抵抗”。“只要天皇下诏停止战斗，那么第二天，全日本都会放下武器。”“就算是最为强硬和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在天皇的诏书下立即停止战斗。”“日本民众不会承认自己战败，除非能够见到天皇的圣旨，如果见到天皇的圣旨，日本会立刻停止任何抵抗并情愿为重建一个新的家园而努力生存下去。”
日本人对于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和有着无限的崇敬，对除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集体则进行批判，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从日本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或者战俘证词中，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对于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不满。对于在战争前线的指挥官们，特别是一些没有与自己的部下共同战斗的人，被俘的日本士兵往往会破口大骂；还有一些在战争处在不利阶段乘坐飞机潜逃，不顾士兵们死活又鼓励他们战斗到最后的指挥官，更是难以逃脱人们的诅咒。日本人会赞扬一些军官，但也会激烈地谴责另外一些军官，所有的事物在日本人眼里都会有一个善恶之别。即便是替日本政府进行宣传的日本国内媒体、报纸和杂志也会指责“政府”的弊病和错误，在这些宣传工具眼里，日本领导人应该具有更有力的领导和更加协同的配合，而这一点，显然政府的作为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与此同时，媒体还会抨击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其中发表于1944年7月一家东京报纸的一篇座谈记录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次座谈由日本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共同参加，在发言记录中有这样的意见：“让日本民心得到振奋的办法，我认为有很多，不过言论自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没有哪个日本国民敢于毫无保留、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心中真实想法说出来。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毫无保留的表达会遭到某些人的指责。我们的国民心中满怀疑虑，他们只会说一些应付表面的意见，像一只胆小的老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我们怎么能完成激发全体国民力量的工作。”另外一位发言人则沿着这个题目继续补充道：“我每天都会与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每次座谈几乎都会到深夜。我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对各种事情的意见，可是事实情况是所有人都唯唯诺诺，没人敢说实话。我们向往的言论自由现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如今不能激发国民斗志的最大障碍。现在实行的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让我们的国民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就像在封建时代的民众一样，胆小如鼠。我们本身具备的战斗力，现在根本不能全部发挥出来。”
我们虽然看到了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府和操纵战争的大本营以及对于他们自己的上司进行了很多不满的表达和批判，甚至在战争正在进行时，他们也没有停止这样的不满表达，但是，日本人对于政府推行的等级制梦想的优越性没有任何怀疑。除了天皇之外，日本人对于其他一切都不会完全认同。让我们好奇的是，天皇的崇高地位只是在近代日本才真正确立，时间如此之短为什么却能受到这样牢固的尊重？是什么样的特殊情结让日本人认同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待遇？天皇的一道命令，就能让哪怕仅剩竹枪的日本人战斗到死。正在顽固抵抗、拼死挣扎的日本兵同样在天皇的一道诏书下，可以老老实实地承认战败，接受被占领。这些话可信吗？日本人是不是在拿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东西故意欺骗我们，还是确有其事？
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信念还是对天皇的庇护，日军所有战时行为其实不仅与前线战事有关，同样还与日本国内情况有关。日本民众对于很多事物的态度，都与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有着微妙的关系。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日本人对于战斗力消耗的看法。比如，当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被授予美国海军勋章的时候，日本人对此觉得不可理解，他们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与美国人的态度完全相反。其中一家广播此事的日本电台评论道：
美国人把海军勋章授予了他们的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5]，但为什么受勋的官方回答并不是因为他打败并击退了皇军。在此之前尼米兹的公报已经宣称这位司令官把皇军击退。……麦肯因之所以受勋只是因为，他使得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免于被皇军击沉并把它们成功护送回了基地。我们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除了它是一件并非虚构的事实，我们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价值。……我们没有怀疑麦肯因将军挽救了两艘军舰的事实。但我们更希望天皇的臣民了解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在美国，要想获得至高的荣誉授勋，只要救两艘军舰就行。
美国人认为不管事大事小，出于救援目的，将陷入困境的人们救出或者任何一点对他们的帮助都是足以让人感动的高尚之举。美国人认为勇敢行为，就是去帮助处在困难中的人。倘若他能够让受难者获救，那么这就是英雄的行为。但是日本人所认为的勇敢，并不是这种援救。包括我们把救生器配置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也被日本人认为是“胆怯”。在日本报纸、广播中，日本人曾经屡次讨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最高尚的行为就是视死如归，而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没有精神价值。日本人的这一态度还不幸地体现在了他们对待伤病员或者疟疾患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伤病的士兵已经是废物，无法继续实践他们高尚的精神使命，因此日军的医疗服务十分缺乏，以至于不能维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随着战争的进行，无法及时进行补给让本来就非常不完善的医疗设施难以维持。但前线缺乏医疗设备只是日本特色的一个方面，日本人蔑视物质主义的信念作用远远不止是抨击美国的堕落。战场上的日军士兵在没有医疗设备救治的时候会被教导说，死亡就是精神的最后胜利。在日本人看来，我们关怀备至地照顾病患者，或者我们在轰炸机上配置安全设备等等，都是对成就英雄的阻挠。而且，我们要说的是不仅战场上的日军士兵如此，在平时的生活中，日本人也非常不习惯找内外科医生去看病，这与美国完全不同。在美国，人们怜悯患有伤病的人要远远胜过关心其他福利设施，这一点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认同。但在日本，这些看法是少见的和陌生的。当战争正在进行中时，日军中没有配备一个有过专门训练而能够在战火中搬运和抢救伤员的救护班，也没有成系统的，如前线救护所或野战医院，及在大后方的康复医院等医护设施。如果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日军甚至把伤病士兵杀掉。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战场上，经常出现日军不得不从有医院的阵地撤退的情况，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自己有条件的时候把自己的伤病员预先转移的习惯。除了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当敌人已经就在眼前的时刻，他们会采取有限的措施：身负职责的军医，会在自己临走之时，枪杀无法转移的伤病员，或者伤病员手持手榴弹自杀。
日本人对于自己的伤病员同胞尚且如此，对待美军战俘的时候也同样没有更新鲜的选择。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样对待战俘或者自己的同胞，完全是日军犯有虐待罪的铁证。曾经作为战俘而被日军关押在中国台湾三年的美国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W. Glattly）说，他被监禁期间，“被俘的美军受到了比日军兵更加细致的医疗护理。因为在战俘营中，盟军士兵至少可以得到被俘的盟军军医照顾，而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其中一段时间，负责日军伤病员护理的唯一医务人员只是一个下士，他后来成了中士。”而这位被俘的上校在一年之中也就只见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6]
日本人对战斗力消耗的这种态度，最极端地体现在了他们的不投降主义。按照我们所熟悉的知识，任何西方国家的军队只要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之后仍寡不敌众或者毫无翻盘希望时便会选择对敌军投降。但是这样的行为无损于他们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光荣军人的观念，而且在投降之后，根据国际协议，受降一方还会通知本国，让他们的家属得知士兵们仍然活着。不管是军人本身还是军人的家属还是所在国家的平民，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行为。可是，日本人对待同样问题则完全不同。日本人的荣誉就是让自己战斗到死。当日军绝望时，日本士兵要做的就是拿起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自行了断，总之绝对不能投降。如果是因为伤势丧失知觉被俘，这也不可原谅，因为被俘的士兵会有一种“从此之后难以抬起头来做人”的认识。他的名誉已经消失殆尽，对比他从前的生活，他只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了。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样苛刻的命令会让参战的日本士兵难以接受，可是我们错了，日本军队中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命令，是在没有对前线士兵进行过什么特别教育的情况下得到执行的。所有的日本士兵都会没有质疑地实践这样的军纪，所以在惨烈的北缅会战中，日军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比17166，即1比120。而且，这142名日军中，大多数都是已负伤或昏迷情况下被俘的。至于某名士兵单独投降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比一下西方国家的军队，如果阵亡者已经超过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么大多数部队都会停止抵抗，向对方投降。也就是说我们的被俘者和战死者的比例基本上在4：1左右。即便是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出现了第一次日军的大规模投降情况，但其投降者和战死者的比率仍然为1：5，这让人不得不吃惊。不过比起北缅战场上的1：120，这显然已经是日军的巨大变化了。
因此，那些投降日本的美国人在日本人眼中，已经做了一件可耻的事。若是因为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伤病原因而不得不投降，那么他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也已经作为一个“废物”而被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很多美国人曾经说到，如果在日本战俘营里发出笑声，那将会严重刺激日本看守而使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把战俘看成奇耻大辱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懂这一点，无法忍受日本人这种偏激的观点。不过日本对待战俘的一些政策与美国对待战俘的政策是共通的，比如急行军或者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转移等等。有些美国人也提到，日本哨兵曾经总是要求他们不得反抗，即使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地方，也必须把自己的叛逆行为隐藏起来，在那里，公开违抗就是最大的犯罪。日本看守者通常都会禁止战俘营的战俘在白天劳教时把外边的食物带回来，这个规定几乎就是一纸空文。很多人都会把水果或蔬菜包好带回来。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发现，就会被认为是对于日本胜利者的猖狂犯罪，也就意味着一向狂妄的美国人完全不把日本人的权威放在眼里。对于这种公然挑战权威的恶行，即便仅仅是一句顶嘴，也会被处以严厉的惩罚。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不允许对长辈或者应该尊敬的人顶嘴，在日本军队里，部下的顶嘴会受到严惩。战俘营中的日本人确实对战俘有过许多暴行和虐待。不过，许多我们看上去难以理解的暴行如果从日本人的文化习惯上来观察时，就可以理解了，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宽宥日本人的战争罪行。
日本人用自己的一些观念去揣测敌人，尤其当战争刚刚开始时，日军士兵认定敌军会虐待而且杀掉投降的战俘，基于这一点，日军士兵更加把投降的行为视为耻辱。在日本，有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谣言，他们说：在瓜岛被俘的日本士兵最后被美军用坦克碾死。当时一些日军士兵没有办法被迫打算投降，但这样的行为让美军心中存有疑虑，为了保险起见，美军就用这样残忍的办法把这些日本士兵杀害。这虽然只是一个谣传，但是基于日军士兵往常的表现（决不投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投降”，美军有类似的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日本士兵在自己除了死亡别无选择时，他常常会用极端的形式与敌人同归于尽，并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骄傲，即使有的日军被俘，他们也时刻不忘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因此对待日本战俘，往往不得不多有留意。一个日军战俘曾说：“我们既然早就决心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最后若是没有选择壮烈牺牲，那就是一种奇耻大辱。”由于这种可能性，美军真的有所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而美军俘获的日军人数也因此大大减少。
日本人已经把投降是可耻的观念牢牢地印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这和我们所熟悉的战争惯例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日本人把这种差异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一样，我们很多做事情的方式日本人也同样难以理解。当有美军的战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把自己的姓名和现在仍然活着的信息通知美国政府的时候，日本人非常吃惊，同时抱之以十分蔑视的态度。当在巴丹半岛浴血奋战却仍然失败的美军准备向日军投降时，也是很多日本普通士兵没有想到的，他们原以为美军会与他们一样战斗到最后。日本人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不会把投降的行为当成一个极大的耻辱。
在美日两国军队有趣的对比中，一个最有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士兵在被俘之后竟然会与他宁死不降的盟军合作。在日本士兵的脑海里，或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何适应投降之后的新环境。这些被俘的日本兵已经没有了作为日本人的名誉，从而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生命。不管战争最后是不是失败，很少有日本战俘要求遣返回国。有一些战俘甚至要求把自己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因为战争惯例而不这么做，我就只能选择成为战俘中的模范。”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比模范战俘还要多很多。那些曾经有着很多年极端国家主义信仰的人或者在日军部队中服务了很多年的老兵会向盟军提供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还会把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告诉盟军，帮助盟军书写宣传材料，指导盟军飞行员应该轰炸的军事目标。他们绝对的背叛体现的并不是无耻和下作，反而把自己忠诚的品格完全地体现出来。就好像在求死不能之后，他们又重新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生命之书，开始了新的忠义人生之旅。虽然这与旧的内容完全相反，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忠诚。
当然，还有少数战俘与此不同。如果想让他们为盟军服务，那只有先许诺一些有利条件。很多美军的指挥官不能相信忠诚的日本人会向他们提供协助，所以在很多关押日本战俘的战俘营里美军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只有消除了怀疑，完全信任日军战俘时，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让很多美国人难以预料，因为我们的信条中完全没有这样的内容。这么做的日本人好像信仰的是：只要选定一条路便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倘若在这条路上失败，很自然地就重新选择其他的道路。我们在战后能不能充分利用日本人的这些行为特点，还是这样的行为只是一些个别现象？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思考日本人在战争中这些行为背后与之有关的整个日本生活方式、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等等复杂繁多的问题，就像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去追寻他们那些令人不可理解的行为是受什么影响而形成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