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坚持的要求回报的义务和严格自我约束的伦理准则，似乎预示着他们必须把私欲看做是一种罪恶并坚决根除它。而在日本影响很大的佛教的教义就有这样的倾向。可是令人诧异的是，日本的道德准则对人们的感官享乐非常宽容。日本可以算作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佛教国家之一，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道德伦理与释迦佛典的教义并不是相一致的。日本人不是清教徒，对于私欲的满足他们并不谴责。反而认为让肉体享乐应该值得培养，并不是什么坏事。因此日本人追求享乐、尊重享乐，只是要求适当享乐，不允许因为享乐而耽误人生中的大事。
日本人严肃的道德准则常常让自己的生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所以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后果，同样生活在紧张之中的印度人要比美国人更能理解。美国人觉得享乐不能被过分提倡，更不理解日本人似乎把享乐视为一种必须进行的学习，在他们看来，拒绝让自己沉溺于享乐就是一种对已知诱惑的克制。事实上，日本人对待享乐确实如义务一样，也需要进行学习。不过，大多数文化体系中没有认识到享乐需要学习，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对于义务的认识更加正面。在一些极端文化类型中，对于被视为享乐的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也遭到了极度限制，以致于普通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了负面影响。似乎，在这些文化要求中，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家庭生活是完全割裂的，家庭建立的必要性完全不在于爱情。现在回到日本人的问题上，他们便是一方面承认肉体的享乐，而另一方面又规定享乐与严肃的生活并非一回事。这就使得看待日本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复杂。肉体享乐在他们眼中被当做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实现了享乐之后，他们便会把享乐丢在一边，重回到为义务奉献的正常坦途上。
说到肉体享乐，日本人最喜欢的就是洗热水澡。不管是最贫穷的农民、地位卑贱的仆人，还是富豪和贵族，每个人每天傍晚都要在滚烫的热水中泡澡，这几乎是日本人的生活常规之一。通常他们会用木桶作为浴具，下面烧炭火，木桶中是华氏110度或更热的热水。在泡澡之前先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感受其中的舒适。泡澡的时候他们会抱膝而坐，一直让水浸到下颚。每天都洗澡，是十分常见的，日本人喜欢干净的程度并不比美国人差，但像泡热水澡这种别有一番情趣的情况在全世界国家中恐怕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日本人常常说，年龄越大，泡澡的感觉就越有情味。
在普通的洗澡方面，日本人尽量省费用和劳力，只有泡热水澡是精益求精绝无怠慢的。如果是在城镇中，泡澡可能选择在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公共浴池，泡澡的同时还能与朋友相互聊天。如果在农村，则是家人轮流泡澡，家里的女人负责全家人的洗澡水，在庭院里不断烧水，而家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泡澡，即便是被外人看见也毫不在乎。上流家庭更要讲究泡澡的顺序，一般说来首先是客人泡澡，其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泡澡的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每次泡完澡之后浑身绯红，就像熟虾一样，不过这正是他们的乐趣，然后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共享家庭中的欢乐。
日本人还非常重视各种环境下的“锻炼”，这也被他们视为像洗热水澡一样的享乐。传统的锻炼包括冷水浴，这被称为“寒稽古”（冬炼）或称“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虽然现在已经与传统形式有所不同，不过这种现象仍然非常盛行。像以前的锻炼方法：要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出去，坐在冰冷的山间瀑布之下；或者在寒冷的冬夜，到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往自己身上泼冷水。帕西瓦尔·洛维尔（Percival Lowell）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日本盛行的这种习惯做了记述。一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为别人医治疑难杂症或者具备特别才能的人——但是他们并非要做一名僧侣或神官——就必须在睡觉之前进行“水垢离”的锻炼。夜里凌晨两点是“众神入浴”的时刻，此时同样要从床上爬起来再进行一次相同的锻炼。早晨起床之后、中午和日落的时候也要各进行一次这样的锻炼。[58]还有一些准备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谋生的人特别喜欢在黎明前进行这种苦行锻炼。除了洗冷水澡外，日本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壮，还会在寒冷的冬天赤身裸体地站在户外进行锻炼。据说，正在学习写字的孩子们都要经过这种锻炼，即便是手指冻僵、出现冻疮也不会停止。日本现在的很多小学教室里没有供暖设备，似乎也是源于这一点，据说这种锻炼对于孩子们的意志培养大有好处，以便他们能够在将来面对和忍受人生中和道德要求下的各种艰苦。对西方人来说，我们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日本孩子经常被冻得感冒和流鼻涕，这大概是这种苦行锻炼的必然效果之一。
睡眠也是日本人的享乐内容之一，而日本人尤其熟于此技。好像不论什么姿势，甚至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无法入睡的情况下，日本人也能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很多对日本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对此啧啧称奇。在美国，人们几乎把失眠等同于精神紧张，而我们又一向认为日本人是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中的，所以我们十分惊讶这样的他们竟能毫不费力地开始熟睡。日本人通常晚上很早睡觉，这在东方各国中似乎还是比较少见的。农村中的村民们多数都是日落而息。我们会觉得如此早睡肯定是为了明天能有更好的精力，可是日本人早睡的习惯与此无关，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盘算。一位对日本有非常多了解的西方人曾经写道：“如果是在日本，那么你必须放弃把头一晚的早睡和休息与第二天更好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想法；你得将睡眠本身和所谓的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等问题分开来看。”是的，日本人把睡眠单独视为一件事，“自成一案，跟其他之事无关”。[59]这与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的睡眠是为了保证体力恢复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人，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盘算一下昨天晚上自己睡了几个小时，然后根据睡眠时间的长短来确定第二天白天的精力和效率。日本人没有这些目的，他们睡觉就是为了睡觉，喜欢睡觉，因此只要没有人妨碍，他们就能踏踏实实地进入自己的梦乡。
同样，日本人会在需要的时候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马上就要考试的应考学生会一晚上不睡觉地进行复习，而完全不想不睡觉会不会影响考试中的状态；正在训练的军队，根本没有什么时候睡觉的概念，睡眠完全按照训练安排来决定。1934年到1935年，杜德（Harald Doud）大尉服务于日本陆军，他曾经说起过自己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他说：“有时候进行日常演习，要让部队连续行军三天两夜，在这期间，只有十分钟小憩和短暂的间歇可以稍眯一会，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一些士兵们在路上边走边打瞌睡，其中一名少尉真的睡着了，竟然撞到了路旁的木堆上，这让大家哄堂大笑。当我们终于回到兵营的时候，却发现仍然没有安排睡眠，全体成员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道：‘怎么不让他们的一部分人去休息呢？’手岛上尉说：‘不用，睡觉他们都懂，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不睡觉，现在就是在训练他们不睡觉。’”[60]这段话完全表明了日本人的观点。
如同上面说到的洗澡、睡觉一样，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吃饭也是一种包含了享乐式的休息，同时又包含了严格训练的一项生活内容。空闲的时间中，日本人常常喜欢烹调，各种菜品，各种美食，色味都十分讲究。不过这不仅仅是一种享乐，还有着强调训练的一面。埃克斯坦（G·Eckstein）曾经引用了一位日本农民的话：“快吃快拉也是日本人的最高德行之一”。[61]“吃饭不是大事，只不过为了维持生命，所以，要赶紧的吃，别耽误时间。对，特别是男孩，要让他们学会快吃，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劝他们一定要细嚼慢咽”。[62]在一些佛教寺院中，僧侣们会在吃饭之前的感恩中把食物看做良药[63]，这意味着，吃饭对于修行人来说不是一种享乐，而是医治身体的必备品。
在日本人眼中，进行绝食也是能够检验一个人意志是否坚强的好办法。就像洗冷水澡、锻炼不睡觉一样，忍受绝食的痛苦也是一种忍受苦难能力的锻炼。一个饥肠辘辘的武士可以把牙签含在口中，以表示自己刚刚吃饱了饭，这种考验不仅是肉体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因此能够经受住绝食考验的人，在日本人看来，其体力不仅不会因为饥饿而出现下降，反而能够因为精神胜利而大大提高。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因为我们认定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与营养有关系的，没有营养就没有体力，可是日本人像我们不承认他们一样的不承认我们。于是，我们就见到了前文曾经提到过的，战时东京的广播电台会让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通过做广播体操而缓解饥饿。
日本人也不拒绝浪漫主义的恋爱，这是他们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尽管这与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可是日本人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神奇的恋爱。我们能够从日本的小说中看到很多类似的题材。有一些就像法国文学作品中的模式，已经结婚的主人公和他（她）的婚外恋故事。日本人喜欢的话题还包括殉情。产生于十世纪[64]的《源氏物语》就是这样一部杰出的描写爱情的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对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当时的伟大小说，这部小说绝不逊色。而在封建时代与大名或者武士们有关的爱情故事更是丰富多彩，今天的很多小说还取材于此。跟近邻中国比起来，两国在文学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一般不会谈论浪漫主义的爱情或者“性”享乐，以免因此而发生一些人际纠纷，无法保证家庭生活的平稳和谐。
或许中国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日本人。但美国人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在性享乐的问题上我们的很多禁忌在日本人那里是不存在的。似乎日本人在这一领域对于伦理道德不很强调，但我们却十分看重。日本人认为，像别的“享乐”一样，我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中不重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追求“享乐”本来没有罪恶，性既然是享乐的一种，追求性也就没有什么罪恶，这与伦理道德是两码事。英美一些人士认为日本人的很多珍藏画册都包含着淫秽内容，他们还认为吉原（艺伎与妓女所呆的地方）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地方。这样的评论日本人其实十分看重，在日本最初与西方人接触之时，他们便参照了外国人的一些评论，制定了很多法律，以便让他们的习惯与西方的标准相接近一些。但是，不得不承认，任何法律也无法取代文化上的差异。
很多事情在英美人士的眼中觉得是不道德和十分猥亵的，可是这在一些有教养的日本人那里得不到认同，他们否定这是不道德和猥亵的事。原因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日本人那种“享乐绝对不能耽误人生大事”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待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享乐的态度如此宽容和放纵。在日本人那里，妻子和性享乐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彼此之间范围清楚，泾渭分明。无论是妻子的问题还是性享乐的问题，彼此都是独立的领域，都可以公开、可以坦率，这一点与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关于妻子的问题可以公诸于世，而关于性的问题只能心照不宣。日本人则觉得前者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义务品德，而后者则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消遣。这样的区分，“各得其所”，无论是家庭中的模范父亲还是市井中的花花公子都能分别适用。日本人也不会像我们美国人一样，把恋爱和结婚看成一件事。我们认为恋爱的最终目的就是婚姻，而结婚是两个人爱情最好的硕果。如果婚后，丈夫有出轨行为，那是对妻子的一种侮辱，因为丈夫把属于妻子的东西送给了别人。可是这些观点在日本人那里完全搭不上边。对于配偶和婚姻的问题，他们会遵从家长的意见，随意地结婚。丈夫和妻子之间要表现出彼此之间的敬爱，而不能超越各自的身份，即便是一个相对开放融洽的家庭，父母也不会让小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真实而私密的生活。一位现代日本人在某本杂志中说道：“在日本，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只不过歪曲了婚姻的真实含义。”
婚姻的这种含义并没有让日本男子循规蹈矩。一旦他们有了闲钱就会去找情妇。与中国非常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新欢带到家里成为家庭中的一份子。因为这违反了把两种不同范畴的生活混在一起的原则。他的情妇有可能精通音乐、舞蹈、按摩或者其他的技艺，可能是一名艺伎，也可能是妓女。不管是艺伎还是妓女，他得和负责这名女子的人有一个契约，这样做是为了预防这个女人被抛弃，在这份契约中还规定要给女方金钱，为她别建新居。除非情妇有了孩子且男人准备带这个孩子到自己的家中抚养时，这个女人才能够进入男人的家里。进门之后的这个女人并不是像中国的妾一样，而只是一个佣人。她的孩子也不能称她为母亲，只有正式的夫人才是孩子的“母亲”，生母与孩子的关系不会被承认。这与有着传统习惯的中国的那种东方式一夫多妻制是迥然不同的。日本人在关于家庭的义务和寻欢作乐上的界线非常清楚。
多数的情况是蓄养情妇的都是有钱的上流人士，不是很有钱的男子只是在外面寻找艺伎或者妓女消遣。在日本，这种玩乐是公开的，丈夫要出去玩，妻子还会为他梳洗打扮，而丈夫在妓院玩乐的账单也会被送到妻子手中，她会照单付款，这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些，妻子有可能非常不快，可是她也只能懊恼自己。一般来说，在艺伎处的花销要比在妓院的花销更多，不过对艺伎的费用并不包括带有性行为的过夜。男人们在艺伎那里主要享受的是那些经过专门训练、穿着入时、有着得体举止的美女款待。若是看中了这位艺伎，希望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签订契约，成为这位艺伎的保护人而明文规定这是他的情妇，也有因为男的有非凡魅力打动了艺伎而让艺伎自愿献身的情况。当然，在艺伎那里过夜并不排除其中的色情之事，无论她们的舞蹈、歌谣，还是举止、风趣，虽然十分传统，但却十足挑情，而且艺伎会把家庭生活中妻子不会表现出来的东西表现出来。总之，这是家庭义务以外的另外一种生活，是对“孝的世界”的一种解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这种生活，只不过这两种生活必须完分得一清二楚。
妓女所在的地方都是烟花之地。一些人因为在艺伎处的玩乐没有尽兴便会再去妓院。对妓女的花费远低于艺伎的花费，所以手头不宽裕的人便不去找艺伎而只是在妓院玩乐。通常妓女的照片会挂在妓院外面，日本人便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避讳地品评挑选。妓女身分低微，大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成为妓女的，她们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会懂得艺伎所掌握的艺术。最早人们挑选妓女的时候，妓女就坐在嫖客面前，面无表情地听任他们挑选，直到后来遭到了西方舆论的抨击之后才改成了现在的挑选照片的方式。
男人可以和妓院签一项契约成为他所选中妓女的唯一保护人，这样这位妓女就变成了他的情妇。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这位妓女。还有一些与雇主产生感情的女侍或女店员，她们会成为雇主的情妇，但可以没有契约，即所谓的“自愿情妇”，她们没有任何保障。一般情况下，这种自愿情妇的产生是因为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可是这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公认的“义务世界”范围之外。所以当日本人看到美国的一些被抛弃的年轻妇女，带着稚童而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便会将这些私生子的母亲等同于“自愿情妇”。
在日本的“享乐”范围之内，同性恋也是被承认的一项内容。传统时代中，很多上层的人物如武士、僧侣等，就把同性恋看做一种公认的享乐。明治时期，为了赢取西方人的好感，日本废除了很多旧习，其中同性恋也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日本社会中，人们仍然把这种习惯当做可以追求的“享乐”内容之一，虽然不必郑重对待，但并不是禁绝的，只要它不影响家庭关系而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就可以。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人的“同性恋”不会出现西方人所担心的某个男人或女人为了同性恋爱而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日本有一些自愿的职业男妓，不过这也仅限于同性之间的享乐，彼此不涉及正常生活。美国也有同性恋的问题，不过让日本人感到吃惊的是成年男子会扮演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因为在日本，“被动角色”一般都是少年，如果是一个成年男人作为“被动角色”，这会有损尊严。这就是日本人与我们并不相同的界线：可以做某些事但是不能失去自尊。
日本人也不认同自慰关乎道德问题。日本人创造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发明的各种自慰工具。当然，他们也在努力避免在这方面过于昭彰，尤其不希望外国人对此指指点点。不过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东西。在西方，人们对于手淫的行为强烈反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比美国的反对程度更加强烈。大人们会对小男孩说手淫能得神经病，自慰会让头发秃掉等等。母亲会监视着孩子，如果知道了这种事，便以非常严厉的态度对待，有可能还进行体罚，绑住孩子的双手；或者对孩子说，上帝会惩罚这种行为的。日本的孩子没有这种体验，成年后的他们也自然不会有我们那样的态度。他们完全不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享乐，只要能够把它置于严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地位，就无不可。
酗酒同样被允许。日本人在知道美国人要禁酒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们对于我们为号召禁酒而举行投票的活动非常不理解。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乐趣，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反对这种小消遣，酒也不能困扰一个正常人。就像不必担心日本人会产生同性恋婚姻一样，在理论上也不必担心日本人成为一个嗜酒如命的醉鬼，事实上，酒精中毒在日本也确实并不多见。他们只是把喝酒作为一种愉快的消遣，如果有人醉酒，也不会引起家庭以至社会上的人严重不满。他们不会把醉酒和撒酒疯胡来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肯定醉酒之后的父亲会无缘无故打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情况是喝酒的人们纵情歌舞，少了很多平日中严肃繁琐的礼仪束缚，他们只是在痛快地畅饮。在一些酒宴上，人们甚至会坐在对方的膝盖上，有说有笑，乐此不疲。
日本人把饮酒和吃饭严格地区别开来。宴会上，开始吃饭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在日本人那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界限分明。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可能他会先吃饭，饭后再喝点酒，可是绝没有边喝酒边吃饭的情况，只能一种一种地享受，不能同时进行。
日本人这种几乎与西方截然相反的“追求享乐”的观念，从根本上把西方人认为的人生中充满了肉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对抗的哲学所推翻。日本人没有把肉体的需求当做罪恶，让肉体享受快乐与犯罪完全不沾边。精神和肉体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两大势力，从这个信条的逻辑中我们能够推导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善与恶清晰对立、彼此斗争的世界。乔治·桑塞姆写道：“日本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似乎对于恶的问题的认识能力都存在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并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65]其实，日本人从来都没有把“抓住恶的问题”当成一种能够终生履行的人生观，为恶必不能长久。日本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两种灵魂，但这两种灵魂不是对立的善和恶，而是“温和的”灵魂和“暴躁的”灵魂[66]，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既有他们“温和”的时候，也有他们“暴躁”的时候，不存在其中一个灵魂将来会进地狱，而另一个会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人生中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并且在不同场合中它们都是善的。
日本人所尊崇的神灵同样也是既有善的时候也有恶的时候。日本最著名的神灵是天照大神（女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他是一位“迅猛的男神”，对自己的姐姐非常粗暴，在西方的定义中，他相当于魔鬼。素盏鸣尊来到他的姐姐天照大神的房间里，天照大神怀疑他会图谋不轨，因此要赶他出去。于是，素盏鸣尊便开始胡搅蛮缠，大闹起来，当天照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67]的时候，素盏鸣尊竟然乱拉大便，他还将人间稻田的田埂肆意毁坏——这是滔天大罪。而最坏的，也是让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姐的卧室上方挖了一个窟窿，将自己“倒剥皮”的斑驹[68]放入其中。于是诸神们审判坏事做尽的素盏鸣尊，把他处以重刑，驱逐他出天国，流放到“黑暗之国”。[69]可是，日本人并未因此而排斥这个神，他仍然受到了日本民众应有的尊敬。类似的神话故事在其他文化中也会有，恶神总是不可缺少，可是一般说来在那些有着严峻道德伦理规范的宗教中，都会毫不犹豫地排斥这种神在人们信仰中的地位，人们多数喜欢把超自然的东西也分成善恶两个集团，他们之间黑白是非都十分清楚，或许这样更符合西方人所熟悉的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却始终对于这样的看法不能认同，他们认为人们的德行修养不包括与“恶”进行斗争的内容。日本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们数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阐述，将善恶对立的道德律与日本的现实并不适合。他们大声宣布，这正是日本人所信仰的道德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将公正、慈爱的品行作为准则、作为不容挑战的绝对标准，纠正了那些有缺点的人或行为的不足。日本十八世纪的著名神道家本居宣长说：“这是适合中国人的，因为这种德行可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70]而近代日本的一些佛教思想家和信奉国家主义的人们也把同样的观点在不同场合宣讲出来。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性善的，日本民族的德行可以信赖，因此不必与自己的性恶进行斗争，人们只要让自己的心灵纯净，在不同的场合中让自己的举止行为得当就足够了。日本人更加强调的是自己的修身而不是与恶的力量进行斗争，只要让自身没有污秽，那么“恶”就可以从自身清除，而人的善性也就会散发出光辉。日本的佛教更加强调凡人都可以成佛，高尚的品德不在于汗牛充栋的佛经死书中，而在于修行人自己的悟性和原本一尘不染的心灵。因此，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心灵中不能发现善呢？没有谁与生俱来是恶的。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圣经《诗篇》中“我诞生在罪孽之中，当我还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已经有了罪。”[71]日本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原罪学说，他们不认为人是堕落的，“追求快乐”是上天的恩赐，即便是肉体的快乐也不应受到谴责。因此不管是深邃睿智的哲学家还是朴实无华的农民，所有日本人都不会对符合人情的“享乐”进行谴责。
当美国人听到日本人的这些观点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变成一种放纵自我的纵欲哲学。可事实是，像前面说的，日本人自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履行好做人的“义务”。他们非常认同进行报恩的义务就要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也认可一生只是为了追求享乐是不道德的。只顾及欲望和享乐的想法会让日本人非常吃惊。日本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就是暂时全身心地享受只是严肃生活之外的一种消遣，若是把享乐当成一件若有其事的郑重之事，甚至把它提高到和国家与家庭的恩情相当的地位，那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愚行。他们非常明白履行“忠”、“孝”及“情面”的义务会非常辛苦，他们为人生中无法逃避的辛苦有着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关乎日本人尊严的“义务”面前，他们依然能够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以为非常合理的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而具备这样的意志正是日本人赞誉有加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一致的是，在日本小说或戏剧中，难得出现“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他们总是祝愿剧中人能够永远生活在幸福中，他们愿意看到剧中人的美德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他们为故事而感动得流泪，那大多是因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主人公不得已成了社会黑暗的牺牲品。相对于成为牺牲品，大家更希望善良的主人公能够万事如意，有一个美满的结局。日本的观众却会更被因为命运主使男主角最终走向悲剧或者美丽的女主角不幸遭到杀害的结局而深深感动，只有这种悲情的落幕才是让日本人醉心欣赏的高潮。很多人去戏院就是为了感受这种悲剧情节，包括现在的很多日本电影，也同样选择男女主角所遭遇的苦难作为故事的主题。互相深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分手；或者他们虽然结了婚并且在非常幸福的时候，其中一方却因为履行作为日本人的义务而不得不自杀；也或者妻子为了丈夫的理想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一切，在丈夫即将成功的时候，妻子孤独地隐身市井，让丈夫有一个自由宽阔的生活空间；或者当丈夫一朝成名之时，妻子却在贫病交迫中带着欣慰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所有的故事都不需要制造一个欢乐结局，只要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情和感动就已足够。剧中的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并非因为上帝的安排和判决，而是他们承受了履行义务中需要忍受的一切，不管在他们面前制造了多大的不幸和艰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逃避自身的义务，而是选择了在正途上坚强地活下去。
即使是现代日本所拍摄的一些战争电影也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传统，一些在看过这些电影之后的美国人说，这简直就是最好的反战宣传。美国人的这个反应同样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们在这些电影中看到的只是惨烈的牺牲与苦难，他们看不到任何如阅兵式、舰队演习或者巨炮等让人鼓舞的场面。不管是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电影还是以中国事变[72]为主题的电影，其格调一致：泥泞的道路中艰难的行军，惨烈痛苦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电影的银幕上没有任何能够看到胜利希望的镜头，也看不到士兵们带着热情高喊“万岁”的冲锋镜头，代之的只是深陷泥泞、荒凉衰败的中国小镇的黑夜，也或者是这样的故事：一家三代为国而战，三次战争中幸运的幸存者不幸地变成残废、瘸子或者盲人。或者是一个失去生计维系的家庭集聚在一起悼念刚刚在战争中战死的丈夫或父亲却继续鼓起勇气活下去的故事。像英美骑兵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动人场景是无法在日本电影中看到的。另外，日本也很少有描述伤残军人恢复和其后生活情况的电影，甚至也没有涉及战争目的的电影。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让他们看到所有的人物无时无刻不在尽力报恩就足够了。因此，被我们看做是能够作为反战宣传的电影在日本正是起到了为****者宣传的作用。拍摄电影的人知道，这些电影不会让日本观众站起来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