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六年”说，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人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陈奇献等均主此说。王应麟说：“岁在君滩”乃指申年，不合八年（乃王戌）之说，八年说乃算历者之差。”清人孙星衍说：“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君滩，吕不韦指渭是年。”断定是秦始皇六年。陈奇献和王、孙二人不同之点在于，他虽赞同王、孙二人关于秦八年是指秦始皇六年的说法，但他认为《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成于秦始皇六年，《八览》和《六论》成于“不韦迁蜀”之后。
其三是“吕氏死后”说，明代的顾亭林和徐复观力主此说。明顾亭林《日知录》说吕书成于秦初，并三晋时吕不韦已死。徐复观说《吕氏春秋·安死》篇载：“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指出此篇应是秦政二十六年以后所写，并由此推断《吕氏春秋》的初稿写于秦政八年，而其成书定本应该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其四是“七年”说。姚文田《邃雅堂集》、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田凤台等都从此说。钱穆认为：“吕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之身后者。”田凤台认为《序意》所说“八年”是指庄襄王而言，吕书成书应在始皇七年。
除此之外尚有“迁蜀说”“四年”说等。笔者从“维秦八年”即是秦始皇八年的说法。
首先，《吕氏春秋》并非吕不韦亲著，是吕不韦集合相府门客中的才俊之士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分工协作完成的。
其次，《吕氏春秋》中的《序意》篇应是全书的序，并非如陈奇献等学者所说仅是《十二纪》第一部分的序。过去《吕氏春秋》曾被称为《吕览》，按照古人习惯，多以篇之前两字称呼篇名和以书之首篇名字称呼书名的习惯，《吕氏春秋》的《吕览》在最初之时很有可能是排在书之前，而非像今之传世本将《十二纪》放在最前。因此《吕氏春秋》才会被简称《吕览》。《十二纪》应该是排在最后，按古人著书之习惯，书的《序》多是放在书之最后，故《序意》排在《十二纪》之后完全符合古人之习惯。汉代以后的学者出于强调其书中阴阳五行学说的需要，才将《十二纪》编排在书前。
其三，《吕氏春秋》成书之时，也就是《序意》篇的作者写序的时候，再粗心的作者也不会将作书的年代在行文中写错的。何况是吕不韦如此重视的一部书，又是集体所创作，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这种错误出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对于以王应麟和孙星衍等为代表的“六年”说的坚持者，学者赵年荪的考证颇见功力。他说孙星衍的考订有误，孙星衍说的始皇六年庚申岁是由“四分历”推算得出，而“四分历”最早推行于汉代。用四分历岁次向上推数，自秦二世三年至秦始皇八年，与当时实际所用岁次已相差一年，加之汉高祖元年岁次应该是“癸巳”，但为超用“甲午”所隐蔽故而成为虚次。由于四分历溯算时相差二年，因而误定秦王六年为申岁。也就是说，秦始皇八年才是申岁。赵年荪据此论断《吕氏春秋·序意》篇所载见之秦代纪年岁次，明确无误。通过以上分析，作者以为《吕氏春秋》成书在于“维秦八年”即秦始皇八年的记载根本没错，其书为一次完工，完工之后即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金其上。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吕氏春秋》非一时一次编成而是分部完工的说法，并依据《史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记载说《吕氏春秋》部分篇章成于吕不韦罢相迁蜀之后，实不可信。试想，一位倒势了的相国不可能再豢养众多门客著书立说，何况书中许多论点和秦始皇王朝的政策多不相合甚至是对立，吕不韦在台上时兴许有门客仗着相府的庇护敢于自由放言，吕不韦倒台后是不会有了，即使吕不韦有这个胆，他大多是没有这个思想文采和心境了。
《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杂家，《隋书·经籍志》及后代的史书典籍均沿袭之。但是自从东汉高诱为其作注并撰序一篇评述《吕》书之后，试图找出它主要的学派倾向，进而欲把它归入其他学派的后世学者不乏其人。首先就有学者根据高诱为吕书作注所写的序，推衍出《吕氏春秋》为道家著作。高诱的《序》中如是说：“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句中的《录》指的是刘向的《别录》，《略》是指刘歆的《七略》，刘歆的《七略》是据其父刘向的《别录》作成。而《汉书·艺文志》又是根据刘歆的《七略》编撰而成。高诱的意思是《吕书》很杂。而汉代也一直是将《吕氏春秋》属之于杂家类的，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到《汉书·艺文志》都将吕书列为杂家。许多学者根据高诱的《序》的前两句“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认为《吕氏春秋》是道家著作。然而他们却忽略后两句《吕氏春秋》是“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高诱提到孟轲可能是指《吕氏春秋》思想有来源于孟子之处，孙卿、淮南、扬雄则是有显著融合百家特色的思想家，高诱说他们“相表里”主要是为了说明《吕氏春秋》“杂合”百家的特色。持此观点的学者有任继愈、熊铁基、牟钟鉴等人，任继愈说：“《吕氏春秋》用老庄哲学构造自己的理论原则，用阴阳、儒、墨、法名家的思想，构造自己的历史、政治、道德、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观点。”并认为它是“秦汉时期道家思潮的开始”。熊铁基认为，《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部书著录在“杂家”之类是很不恰当的，而应该归入秦汉之际的“新道家”，即有别于先秦老、庄“道家”的新道家。他还指出，《吕氏春秋》不是所谓“杂家”之始，而是“新道家”最早之代表作。熊铁基所说的“新道家”，其实就是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并不肇始于《吕氏春秋》，在吕书之前尚有许多黄老的代表性著作，如《文子》和《黄老帛书》等，因此所谓的“新道家”并不是汉初突然就出现的，《吕氏春秋》也并不能作为“新道家”最早的代表作。此外牟钟鉴先生也认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秦汉之际的道家著作。他认为两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一致，都崇奉老庄哲学，并以其为主干，融合、贯穿各家学说，构建成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综合性，恰巧就是秦汉道家的特点。牟钟鉴先生显然是只看到秦汉之际学术思想的融合，而没有注意到从战国晚期就已存在着学术思想融合的思潮，以及此思潮下的一些先秦思想家及其作品。其次，对于《吕氏春秋》还有“儒家说”“阴阳家说”“墨家说”“儒道兼畸说”等等不一而足。元代的陈皓说《吕氏春秋》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认为吕书“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墨子、曾子言”。现代的学者也有主张此说，如张智彦、金春峰、修建军等人。持阴阳家说者乃是《吕氏春秋校释》的著者陈奇献，他说：“《吕氏春秋》虽说是杂家，集各家各派之说而成，但细读其书，很自然地会注意到，阴阳家的学说是书的重点，这从书中阴阳说所据的地位与篇章的多寡可以证明。”卢文弨持墨家之说，他认为吕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其重己、贵生、节丧、安死、尊师、下贤，皆墨道。”持“儒道兼畸说”的主要是郭沫若、杜国痒、张双棣等人。郭沫若认为该书主要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墨家、法家则加以批判。杜国痒则认为吕书“与其说是偏爱儒家，毋宁说是兼畸儒道”。张双棣则说，《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被改造了的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各家对它有用的成分融合而形成的吕氏独特的政治思想。笔者以为，历代的学者之所以企图从《吕氏春秋》中找出其他家派的倾向，甚而将吕书划归其他学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因，即吕书自身的原因，《吕氏春秋》把兼摄诸子融合百家作为其思想体系构建的理论方法，但书中各家各派的思想融合不足，很容易区分出书中思想成分来自何处，这使得后世学者很轻易就能根据其论点的需要在书中找到所谓的吕书属于何种思想倾向的证据。也即是说吕书以自己的话论述与诸子相同思想观念的地方摄取的痕迹太明显，对于诸子思想消化不足，以致给后世留下纷争的口实。另一个外因，即如前文所述，历代都有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先秦杂家的存在，或者心中存在的对“杂”和“杂家”的偏见使他们仅仅将杂家作为类似于类书性质的“杂碎”“杂撰”之学，不愿去深入研究，从而妨碍了他们对于杂家和先秦杂家的客观判断。孟天运说吕书的思想倾向之争“分歧这样明显，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吕氏春秋》中并没有明显地倾向哪一派，没有明显地以哪家为主导的问题”。笔者完全赞同此分析。《吕氏春秋》在兼摄融合百家之学时对于诸子百家是平等看待的，它本就不打算以哪家思想为主去汲取其他诸家。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其产生及形成是和当时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秦国的政治文化现实分不开的。战国末期，秦国一统天下的形势已非常明朗，作为秦相国的吕不韦积极地为即将出现的封建统一大帝国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思想理论方面的设计。元人陈澔说：“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杨宽在《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中说：“吕书综贯各派之长形成一套封建统治理论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在大一统局面出现前后，地主阶级为寻找封建大一统的思想武器，有过探索的过程，之中吕书是有先行的历史贡献，应在思想史上给这名杂家应有的地位。”陈、杨两位对吕书的历史背景和著作目的已说得很明白了。孙人和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通过分析吕书的思想更进一步地说：“尝谓《吕氏春秋》一书，……盖以秦势强大，行将一统，故不韦延集宾客，各据所闻，撰《月令》、释《圜道》，证人事，载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五行、礼仪之属，名曰《春秋》，欲以定天下，施政教，故以《序意》殿其后焉。”以上所引几位学者的精辟论述，不仅将吕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分析得很清楚，而且指出吕书的写作目的是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服务的。这和《汉书·艺文志》说杂家“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是完全符合的。《吕氏春秋·序意》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有学者认为“其‘十二纪’，实际是为新天子的统治所设计的一个年度施政计划；‘八览’、‘六论’则是总结过去的经验，为新的天子行政提供了一种指导思想和批判是非善恶的价值体系。”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的写作目的和书中所体现的思想主旨也是一致的，即杂家的“王治”，《吕氏春秋》的“王治”思想正是围绕当时天下的封建统一而展开的。《吕氏春秋》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是围绕着“王治”这一思想主旨和最高目标构建其思想体系的。在这一过程中，《吕氏春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用众》篇自述其方法说得很清楚：“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句中的“白”指的是各家关于“王治”的理论。吕不韦就是想通过集合众家众派思想所长，在思想学术上做成一件“粹白之裘”为大一统的帝国所用。这是一种打破各学派门户之见，去粗取精，平等对待，集合众长的理论方法。如果从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来说，高诱评吕书“大出诸子之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经笔者粗略统计，《吕氏春秋》中儒家思想主要在《劝学》《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诸篇中；道家思想主要见于《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审分》诸篇；墨家思想主要在《当染》《审时》《高义》《上德》《去宥》诸篇；《月令》（包括《十二纪》中各组文章首篇）保存了阴阳家的思想；兵家的思想主要在《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等篇中；农家的思想则见于《上农》《任地》《辨土》等篇。从《吕氏春秋》一书的篇章思想成分的组成来看，各家思想所占分量大致相近。笔者以为这不是一种刻意所为，只能说明著作者真的是兼采诸家而不以任何一家为主。这种打破学派门户而又不带任何偏见融合百家的理论方法，诸子之中确实没有任何一家能及得上。这正是杂家区别于诸子各家独特的理论方法。《吕氏春秋》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吕氏春秋·序意》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即要贯通天道、世道、人事三个层面。吕书的结构也是这样来安排的，《十二纪》是配天时的，《六论》是配地利的，《八览》在天、地之间是配人事的。“天、地、人”相配合的思想可能与《易传》有关。《系辞上》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五”指的是一、三、五、七、九这五个奇数，其中数为“五”，因此《十二纪》中每“纪”安排五篇文章；“地数五”指的是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其中数为“六”，故而《六论》与地相合，每“论”安排六篇文章；《八览》与人事相配来源于八卦之数，每“览”安排八篇文章。《系辞上》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两句话合起来理解意思是八卦之中蕴含了圣人之意和人事的情伪，“八览”就是要览圣人之意和人事之情伪。“天、地、人”相合是贯穿《吕氏春秋》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其理论框架的支柱。而吕书《月令》（《十二纪》中各组文章的首篇）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在天、地、人各层面予以展开，构成吕书理论大厦的砖、瓦、墙和屋顶。“《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构建起来的。”“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宇宙观。”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体系，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发诸子所未发，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大出诸子之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区别于诸子各家，体现出杂家兼融的特色。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其理论方法是兼摄诸子融合百家，平等地对待各家，不主任何一家；其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也体现出兼融的特色。因此，《吕氏春秋》只能是先秦杂家的著作，绝不会是诸子中的任何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