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中记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一百八十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杂剧中，有十六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三）司马迁的地位和影响
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从古至今司马迁和《史记》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评价司马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文学名著，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的《史记》，是对先秦史籍和文献做的一个总结，为后来的史学发展提供了范例，而且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其在史学中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商、周时代，王室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产生很早。《尚书·多士》篇说：“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书中记载有“百国春秋”。《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楚太子所开列的学习书目有九种，其中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五种就是历史典籍。这些典籍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能够看到的先秦史籍尚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山海经》等。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毫无疑问比现在要多得多，可以说，正是司马迁在我国古代这块史学沃土上辛勤耕耘，才产生了《史记》这朵史学奇葩。
作为文学家，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史记》遗泽后世，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千万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汉代文学有影响的领域有四个方面：一是汉赋，二是散文，三是乐府民歌，四是文人五言诗。而最为突出的领域和文学大家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以及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人们往往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并称，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汉赋在两汉文坛，尤其在西汉武帝时代占有统治地位，汉武帝以及诸侯梁孝王就是汉赋的爱好者、推广者。正因为如此，汉大赋在内容上一味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宫室苑囿、京都田猎等一类东西；在形式上一味铺陈排比，写物图貌，它偏离了文学，以写人为宗旨，而且未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司马相如赋就是典型的代表。经过历史的检验，真正代表汉代文学高峰的不是写《子虚赋》《上林赋》的司马相如，而是司马迁。在文学发展史上，文章家司马迁应和大诗人屈原并列。屈原的《楚辞》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峰，司马迁史传散文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峰，两人前后辉映，各自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遭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两人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他们都鞭笞腐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歌颂理想，抒写人生。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柔弱的文风，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当做旗帜。《左传》散文叙事有具体的过程，而且富有文学性，在散文史上是一个发展。但《左传》散文以记事为主，还缺乏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受到解经编年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散文完整叙事的特点。《史记》散文广泛吸收先秦诸子散文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的特长，创造出了《史记》独有的史传文学，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独孤及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这是说司马迁的文章比荀子、孟子更富有文采，又没有屈原、宋玉“华而无根”的弊病。从写人的文学角度看，司马迁创造了史学与文学高度统一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传、杂传的写作，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的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樊哙、李广，以及荆何、聂政、朱家、郭解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文运事”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了“因文生事”的后世小说，使中国小说具有不同于西方小说的独立特点。中国小说故事性强，开头结尾与情节结构都带有史传的特点，这是受《史记》影响的结果。反过来说，《史记》中的若干篇章仿佛就是生动的历史小说。
由上所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创作的《史记》传记文学，具有多方面的文学价值，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精品。
作为思想家，司马迁具有崇高的人格和创新的精神。他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用以汲取成败兴亡之理，志古自镜；三是严格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司马迁忍辱发愤，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为人们树立了以立名为核心思想的进步的荣辱观和生死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中说：“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直风矣。”这是说，杰出人物的修身立名可以影响一代人的风气。在封建社会，个人的修身立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青史留名”，不仅是古代志士仁人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而且普通老百姓都懂得“青史留名”的深刻意义。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奋斗的座右铭，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名重泰山的立名精神。明代柯维骐效法司马迁发愤修史，竟然自处宫刑，其行为固然可笑，但也说明了司马迁忍辱发奋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作为思想家，司马迁的伟大，更体现在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开拓的精神。司马迁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也无限推崇孔子，但是他并不墨守父训和死抱经文。他的创新精神突破了父亲的规划和圣人的遗则。可以说，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划时代的创新。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才能“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批评说：“是非颇缨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所谓太史公三失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品质。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是不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约束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角度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总之，司马迁创造了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这不仅仅是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创新，而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也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从司马迁立言角度来看，五体结构的纪传体，乃是“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而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就是“一家之言”的内容。因此，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不是思辨哲学，而是经世致用地总结历史经验，在述往事、思来者中形成“一家之言”。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融会贯通了百家学说，所以它是相对“独尊儒术”思想体系发出的异端思想。这一异端思想，使司马迁突破了正统和愚忠的思想束缚，敢于实录历史，讥讽君王，非议圣人，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在《史记》中突出了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这些就是《史记》的人民性思想成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我国古代异端史学的优秀传统，是应该肯定的。
有人把司马迁和《史记》视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杰出的才华、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学术贡献，还是人格、风格，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奋发图强，积极进取，谱写中华文化的锦绣篇章。
有人把司马迁和《史记》视为一座明亮的灯塔，它以智慧和生命之光，明亮了历代学者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他们的心。
作为丰碑、榜样、灯塔，不光是对史学、文学而言，不光是囿于文人学士，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勇于探索，忍辱负重，顽强追求，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司马迁的这种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司马迁的成就就是我们民族的成就，他的《史记》属于整个民族。《史记》博大精深，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汉代以来我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民族、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差不多都受过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深刻影响。
司马迁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和理想的榜样。这两点，都嘉惠后人，光照千古，照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