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阳五行学说方面，《淮南子》全面探讨了阴阳关系、五行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行壮老生囚死学说，实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进一步结合。中医将阴阳五行学说从哲学领域移植到医学领域，完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化道路，也创建了一些适用于医学领域的阴阳五行术语，如三阴三阳等，但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整体表述却并未脱离哲学范畴。探讨《淮南子》阴阳五行学说的内涵，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医阴阳五行学说。
《淮南子》明确提出精气为人的观点，第一次将形、气、神三者并提，全面探讨了形、气、神三者的关系。《淮南子》强调“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的整体全息观，建立了以气为中心的天人感应理论，明确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整体观，认为只有做到“遵天之道，循天之理，与天为期，从天之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在脏象学说方面，《淮南子》第一次记载了五行和五脏的配属方法，全面论述了五脏中心的生理功能。关于治疗学方面，《淮南子》提出了“治无病”和“知病之所从生”的观点。在病因病机学方面，《淮南子》提出“人二气则成病”“邪与正相伤”的观点。在养生学方面，《淮南子》提倡“体道返性”的养生总则，明确提出“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形、气、神三者共养的养生主张。
虽然刘安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但在那独尊儒术的年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和阴阳学说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屡屡被谗言折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原来，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八人最有才华，他们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八人号称“八公”。
在这八人之中，雷被是一位剑术过人的剑客。在一次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比试中，雷被失手击中了刘迁。这下惹怒了太子，雷被被逼得在淮南国里无法容身了。于是，雷被向刘安请求随大将军卫青去攻打匈奴。不料刘安听后，误以为雷被变了心，立即将其免了职。心怀怨恨的雷被一怒之下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告了刘安，说他要谋反了。
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刑。这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丰功伟绩惴惴不安，雷被这一状正好迎合了他的嫉妒之心。于是，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得知刘安准备起兵时，曾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举出秦末陈胜成功的例子来反驳他。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向朝廷告了状。
刘安虽然未得善终，但人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面对《淮南子》这部煌煌巨著，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其在中国思想史和阴阳学上的巨大贡献。
（五）落下闳
汉武帝时，出了一位极其杰出的阴阳家，即落下闳。
落下闳，巴郡阆中人。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天文学家。
落下闳是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于汉武帝时担任待诏太史。他还是浑天说创始人之一，曾制造观测星象的浑天仪。他创制的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在天文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落下闳制造的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自幼好学不倦，最喜欢研究历象及阴阳五行学说，进而研究天文、历法，造诣极深。
西汉建立后，仍沿用秦代历法，即颛顼历。到汉武帝元封年间，即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已经延用了一百多年，人们发现它的误差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朔晦之夜月亮出现等月象较历谱超前的现象。于是，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汉武帝，建议改历。汉武帝准奏，立即下诏广泛征聘民间天文学家进京制定新历。落下闳在同乡谯隆的推荐下，从四川千里迢迢来到京城长安，热心地参加改历工作。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出现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
春秋时期，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的方法。最迟在战国时期，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一月实数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后便会在朔日或晦日见到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之符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在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中颛顼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了。
落下闳一到长安，便忙着标定东西各方向的准确位置，设立测时的日晷，标定夜间测时漏的刻度，同时测出天上二十八宿之间的距离，最后定出了月初的时间和月末的时间。在实测天文数据和理论计算的基础上，落下闳提出了自己的改历方案。
在这次改历过程中，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落下闳等二十多人以及官方的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等人各有各的方案，相持不下，最后形成了十八家不同的历法。经过仔细比较，汉武帝认为落下闳的历法优于其他十七家，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下令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太初历”。
太初历颁行后，受到好多人的反对。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三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检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符合天象。从此，太初历站稳了脚跟，一直使用了近二百年。
为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他侍中之职，落下闳却辞而不受，隐居起来，继续研究阴阳学。
太初历仍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但取（29+43）/81日为一朔望月。因为分母为81，所以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太初律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古历。太初历采用夏正，以寅月为岁首，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节拍相吻合。落下闳将二十四节气纳入中国历法的体系之中，将农学、天文、数学融合为一体。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一大独创，完整地记载于《淮南子·天文训》中，几千年来对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落下闳的贡献是将二十四节气这个告诉人们太阳移到黄道上二十四个具有季节意义的位置的日期首次编入太初历，并规定节气（即立春、惊蛰、二十四节气中是奇数项的气）可以在上月的下半月或本月的上半月出现；而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等二十四节气中是偶数项的气）一定要在本月出现，如果遇到没有中气的月份，可以定为上月的闰月。这种置闰原则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落下闳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以135个月为交食周期。这些特点都是开创性的。有些已成为传统，至今仍在发挥功能，如中国人的春节就是落下闳定的。落下闳的贡献在中国人的农业和生活中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原来，太初历创立之前，广泛推行的颛顼历，以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按照冬、春、夏、秋的顺序排列四个季节，虽然与实际天象比较符合，但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众多不便。落下闳等人创立的太初历改变了这种旧的历法制度，重新确定了春、夏、秋、冬的顺序，以孟春正月朔日为一年的开始，这也是中国春节的来历。
在阆中，落下闳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春节老人”。每年过春节时，当地百姓焚香摆酒，祭拜这位“春节老人”。为何称落下闳为“春节老人”呢？在太初历诞生之前，中国人的新年并无统一规定，华夏各地的元旦并不在同一天。太初历规定岁首为正月初一，这一天就成为中国人的新年了。如今，春节这一天，不仅华夏大地万民同庆，全世界都为中国人祝福。假如没有落下闳，便没有太初历，也许就不会有今日普天同庆的春节了。
为制历需要，落下闳亲自制造了一架天文观测仪器，即浑天仪。落下闳的浑天仪由赤道环和其他几个圆环同心安置构成，直径8尺，有的环固定，有的环可以绕转，还附有窥管供观测之用。通过实际天文观测，并参阅历代积累的天文数据，太初历第一次记载了交食周期，为135个朔望月有11.5个食季，即在135个朔望月中太阳通过黄白交点23次，可知1食年为346.66日。这比现代测量值大不到0.04日，循此规律可以预报日月食。
太初历所测出的五星会合周期与现代测定值比较，误差最大的火星为0.59日，误差最小的水星相差仅仅0.03日。另外，作为基本数据，落下闳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沿用到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才被一行法师重新测定的值所取代。
落下闳研制的浑天仪和浑象将天文观测与宇宙理论浑天说融为一体。浑天仪是天文观测仪器，用以测定昏、旦和夜半中星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也能测定天体的黄道经度和地平坐标。浑象是一个天文演示性仪器，在一大球上刻画或镶有星宿、赤道、黄道、恒隐圈、恒显圈等。浑天仪和浑象是反映浑天说的仪器，是浑天说这一宇宙理论的物理模型。落下闳研制的浑天仪和浑象，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他的创造是开拓性的。后来的天文历法家如贾逵、张衡等人都是在落下闳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落下闳在天文学特别是浑天学上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初历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因素，如二十四节气、朔晦、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中国古代有四大科学门类成果突出，即农学、医学、天文、数学，简称农、医、天、算。落下闳在这些方面均有创获。他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学科领域的成就，而且大大地加以发展。落下闳参与制定太初历，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两千年，一直到现在，经久不衰，并已逐渐被世界各国认同，成为光辉的样板。
落下闳发明了“通其率”计算法，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为历法计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应用辗转相除法求渐近分数，与应用连分数法求渐近分数，其计算程序是一致的。从现代数学观点看，落下闳算法可以实现用有理数逼近实数，以及最佳逼近等，是具有普通意义的数学方法。
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落下闳小行星”，以此纪念著名天文学家落下闳。
落下闳是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冠名小行星的第16位中国科学家，也是将阴阳五行学说成功运用于天文历法的科学家。
（六）董仲舒
董仲舒，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是汉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汉武帝从小喜爱读书，胸怀大志。即位后，他要做一番震古烁今的大事业。刚一即位，他就下一道诏书，命令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诸侯相等举荐人才。他深知众擎易举的道理，要想治理好国家，光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
不久，一些人才被推荐上来了，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董仲舒。
汉武帝亲自主考，让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治国方略。
卷子交上去后，汉武帝亲自审阅，一边看一边摇头。当他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不禁拍案叫好，叹为天下奇文。
董仲舒从少年时代起就钻研《春秋公羊传》。为了专心致志地学习，他谢绝一切客人，用帷幕将书房围起来，一个人坐在里面日夜读书，冥思苦想。他时而坐下高声朗读，时而低头在房中漫步，偶有心得便秉笔疾书。董仲舒整整三年足不出户，外面的春花秋实和夏雨冬雪，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通过这样的刻苦钻研，董仲舒学问大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了精通儒家学说和阴阳学说的大学问家。
董仲舒认为朝廷对匈奴的进攻一味退让，各王国，多次谋反，都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作怪。这些学说不是提倡无为，就是提倡无君无父。为此，他认为必须提倡儒家学说，让人们忠君爱国，奋发有为；必须宣传大一统的思想，巩固皇帝中央集权的地位。
董仲舒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改造了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使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的理论。
董仲舒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圣人要法天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此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征。
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道：“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影响千载的著名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有哀乐之心。
董仲舒继承了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朝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在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安排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说”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了，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专制服务的。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突出了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他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被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历代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