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他是戊戌变法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康有为在变法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水平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康有为虽然官位不高，但因为能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和信任，通过直接上奏折给皇帝，影响光绪和新政的推行，康有为等人曾经预谋控制慈禧太后实施兵谏，成为最终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极其重大。康有为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使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使改革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他的重要经学著作，是康有为发动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康有为的两部著作使得戊戌变法运动更多、更早地卷入到对价值观的评析与学术纷争中，康有为的效仿古代改制理论，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所以康有为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思想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
康有为的创立孔教的活动是在戊戌变法前，他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活动，也是其学术思想的反映。康有为把孔子的思想学说宗教化，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制衡君主专制制度。尽管他创立孔教的目标未能最终实现，但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康有为不仅仅把利用孔子思想学说、创立孔教的活动作为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权宜手段，创教本身也是他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使得变法中许多政治上的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增加了变法实施的阻力和难度。
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者、戊戌政变前密谋的重要参与者，在变法失败后，曾写下大量文字材料记述和反思变法，这对研究和评价戊戌变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没有将变法主张贯彻下去，改变旧有政策而没有执行新的政策，政策改变了，但是执行政策的人没有变化，另外变法最大的推动者光绪皇帝手中没有实权，再加上守旧官僚的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这些总结和反思，对他此后的思想观点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梁在戊戌之后到五四运动时期，思想上经历了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的选择，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反思，这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选择，勾画出了他一生思想衍变的轨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必须以推翻旧有封建统治的革命的方式，来适应外部世界统一的近代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对西方与西人保持高度警惕。梁启超对康有为“创立孔教”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肯定至否定的过程。梁启超于戊戌期间提倡孔教固然有推动维新变法的政治动机，但更主要还是出于文化动机，一方面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试图借此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后来于1902年公开宣布放弃保教，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光绪皇帝作为当时清政府推行维新变法最高当权者，同时也是后帝党最重大政治派别的核心代表人物，他的动机与作为对戊戌变法的发展影响很大。光绪皇帝在外交事件的处理中，反映出他对外观念的调适。尽管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靠拢，但他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与外部世界仍有隔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这一靠拢过程中的艰难与无奈。
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是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的晚清重要人物。翁同龢作为帝党的重要人物，对戊戌时期政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翁同龢被罢官是变法中的重大事件，针对“翁被罢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从慈禧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光绪皇帝对翁态度的变化以及慈禧对罢黜翁的态度，可以看出新旧势力、后党帝党之间的深刻矛盾。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也是洋务运动后期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与戊戌变法运动关系密切。张謇与维新运动之间的关系用“若即若离”较为客观公允，即一方面同情，甚至支持或者直接介入维新活动；另一方面对维新又有微词而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造成，内因是张氏的阶级地位和思想状况，及其与维新派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外因是当时政坛上的几支活跃派别的制约。他们与康梁为首的左翼是基本合作的。康梁派利用帝党已经取得一点政治力量，帝党也利用维新派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但在帝党和维新派之间，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那些参加强学会的较年轻的帝党，如文廷式、张謇等，虽然都与康有为保持友谊，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赞助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们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仍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文廷式，原是参加强学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维新前，就骂康有为这样的政治主张如何能成就大事？又如张謇，在甲午战争前与康有为是旧交，但跟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不同，同梁启超也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这些都说明当时帝党人物与维新派康梁之间，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维新人士放弃了传统的大一统模式，增强了多元、并存、竞争的民族意识。其民族情感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是多重的，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较为理性的态度，维新人士的活动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戊戌时期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严重影响中国的国计民生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侵害中国的主权，主张通过内部改革、外交手段，以及利用国际法等途径解除其压迫。维新派的认识能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并注重经济方面的危害，同时又存在缺乏认识的完整性和理论高度及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等局限。
陈氏父子、徐氏父子、黄遵宪等人，他们是积极支持，赞助康、梁活动的。当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由他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协助规划了“湖南新政”，湖南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模范区域，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发祥地之一。徐致靖当时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早在变法之前，就曾努力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党发动政变前，又让其侄徐仁录赴小站游说袁世凯，暗中劝其倾心新党。徐仁铸当时是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变法前后在湖南助陈宝箴力行新政。而杨深秀是变法维新时的“军机四卿”。黄遵宪则在湖南新政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这一派都是积极赞助康梁活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除陈宝箴都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士大夫，即使是陈宝箴贵为湖南巡抚，其上还有投机变法的湖广总督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