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定和认可的重要法律形式之一，它与律及其他法律形式一起构成古代完整的法律体系，是古代法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令在古代法中的地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目前国内法律史学界一直未对令予以足够的重视与研究，不仅成果鲜见，甚至误入歧途。翻开法律史著作，以刑律为中心的局面至今未得根本改观。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大多只是指出其有发达完备的刑律，殊不知，中华法系还有同样发达完备的令典。相反，日本学者对令的研究却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因此，探讨中国古代令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改变法律史研究中重律轻令的状况，揭示中国古代法制乃至中华法系的全貌，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法中令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令的发展，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1.秦汉律令混同阶段
令作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秦汉。《周礼·大司马》云：“犯令陵政则杜之。”春秋时越王勾践曾说：“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它们往往以统治者的单行命令面目出现，虽具有法律效力，但尚未发展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形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这就为令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不过在秦汉，令与律处于混同状态，二者在内容和规范性质上尚无明确区分。如云梦秦简《置吏律》云：“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缺者，为补之，毋须时。”是秦律的官吏任免规定。而秦始皇时李斯建议制定的“焚书令”却有刑法规范：“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汉代律令不分，更为大量史料所证实，故沈家本在搜集考证汉律后云：“诸书所引律、令往往相混，盖由各律中本各有令，引之者遂不尽别白。今时固难定其为律为令也。”程树德则断言：“魏晋以后律令之别极严，而汉则否。”秦汉时律与令的关系，一般是律文先具，令文后下。云梦秦简《语书》云：“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西汉廷尉杜周亦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文颖注曰：“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因此，秦汉令的内容往往是对律所不周不备处的补充与修正，令处于律的追加法地位，二者性质自然无法区别。
但是，汉代令的发展开始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将单行的诏令提升为与诏书相对分离，较为稳定的常行令。令虽然形式上仍由皇帝以诏书发布，但其具体内容开始不由诏书直接规定，而由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随着单行令的积累，为便于施行和检索，汉代官方不断地将单行令汇编成册而为常行令。汉代编令的方式主要有：①以令发布的时间先后为序，称为令甲、令乙、令丙。②按照内容分类，把同一内容的令编在一起，称“令”。如《功令》《金布令》《宫卫令》《秩禄令》《品令》《祠令》《狱令》等。这类令文下大都编有序号，不止一条。居延汉简就有“功令第四十五”的简文。③以令的执行机构为中心编令。凡是与这一机构职责、权限有关的令文即收入，其内容也不止一条。这类令见于史籍的有《廷尉掣令》《光禄挚令》，见于简牍的有《兰台令第附三》《御史令第四十三》等。④根据令所适用的地区范围来编令，如《乐浪掣令》《北边掣令》等。这类令多适用于边疆地区。
由上可见，汉代令的这种趋向，不仅使得令的内容摆脱特定化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而且反映了令向系统化、法典化发展的努力，为魏晋以后系统的令典编撰提供了经验和条件。
2.魏晋迄隋唐令的发展完备阶段
汉代不断地将单行诏令提升为较为稳定的常行令，使令走上与律并行的独立发展道路。《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明帝时陈群、刘邵等人受命“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在大量的汉代律令中取舍分合，在撰定《新律》十八篇的同时，又专门制定了《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余篇。从《新律》制定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的要求来看，令已开始上升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法律形式，只是在形式上尚未成为单一的法典而已。
时隔不久，晋令在魏令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两大突破。首先是从理论上把令与律区分开来。当时参加律令制定工作的杜预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并以此指导了当时的立法工作。其次，晋令改变魏令以国家机构组织分类编撰的做法，而以令的内容分类，最终完成了令的法典化。西晋武帝泰始四年颁行了“泰始律令”。其中《泰始令》四十篇，篇目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廪、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疾病、十七丧葬、十八杂上、十九杂中、二十杂下、二十一门下散骑中书、二十二尚书、二十三三台秘书、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军吏员、二十六选吏、二十七选将、二十八选杂士、二十九宫卫、三十赎、三十一军战、三十二军水战、三十三至三十八皆军法，三十九、四十皆杂法”。从此，令与律有了明确的规范性质和功能划分。
统一南北的隋朝于开皇元年命高颎等人参酌前代法典撰定律令，其中《开皇令》于次年七月颁行。其篇目据《唐六典》载有二十七篇，依次是官品上下、诸省台职员、诸寺职员、诸卫职员、东宫职员、行台诸监职员、诸州郡县镇戍职员、命妇职员、祠、户、学、选举、封爵俸廪、考课、宫卫军防、衣服、卤簿上下、仪制、公式上下、田、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假宁、狱官、丧葬和杂。同晋令相比，仅保留了官品、祠、户、学、宫卫、关市、狱官、丧葬、杂及俸廪共十篇，其余增删变更，变化较大，基本奠定了唐令的篇目和体系。
唐初在明诏施行开皇律令、实施五十三条新格的同时，李渊即命裴寂等人制定了《武德律》十二卷，《武德令》三十一卷。由于当时“诸事未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故“大略以开皇为准”。其后，经贞观、永徽、麟德、仪凤、垂拱、神龙、太极、开元三年、七年及二十五年先后十余次删修，唐令至开元年间形成了总计达三十三篇的庞大规模。其篇目分别有官品、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狱渎关津职员、内外命妇职员、祠、户、学、选举、考课、封爵、禄、假宁、宫卫、军防、衣服、仪制、卤簿、乐、公式、田、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捕亡、狱官、营缮、丧葬、杂。与开皇令对照，唐令在篇目上又做了许多分合裁并工作。如合并隋《诸寺职员令》和《行台诸监职员令》为《寺监职员令》，分隋《封爵俸廪令》《宫卫军防令》和《仓库厩牧令》为《封爵》《禄令》《宫卫》《军防》《仓库》及《厩牧》六令，等等。所不同的是，唐令新增了乐、医疾、捕亡、营缮四篇令，但考虑到晋及梁陈令中已有医药疾病和捕亡二令，实际只增加了乐令和营缮令两篇。至此，中国古代令的发展已经成熟和定型。
3.唐以后因袭变化阶段